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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驴技穷”中的历史演变刘子星（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贵阳）摘要：通过“黔”所指地的变化和“黔驴技穷”成语的演变历程，发现对于“黔驴技穷”的认识存在两个方面的错位：其一为地域范围的认识错位，其二为成语在传播过程中造成的错位，并判断在民国时期报刊出现对该成语的频繁使用，加深了对“黔驴技穷”的误解进一步在这种错位之中找到是何种原因让玲驴技穷”与贵州发生错位，并在“黔驴技穷”的现象背后阐述推动“黔驴技穷”错位发展的因素，以及分析“黔驴技穷”中不同的历史记忆的延续和再记忆过程。关键词：黔驴技穷；地域变迁；历史记忆在诸篇关于“黔驴技穷”的辨析文章中论述了“黔”所指并非贵州，但是忽视了“黔驴技穷”是何时开始指代贵州的变化这一问题，或者是何种因素让它开始指代了贵州。张何清基于黔之驴一文并结合历代的“黔”地所指，分析了“黔驴技穷”并非指贵州，但对“黔驴技穷”何时 开始指代贵州没有进一步探究。刘林对黔之驴这篇文章与“黔”地进行了说明，指出黔之驴的“黔”应该是在黔中道辖地内，而不是指今天的贵州，但缺乏更准确的比较以及忽略了成语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基于对“黔”地的认识，发现了“黔驴技穷”中“黔”非贵州，对今天再认识该成语具有直接意义。一、“黔”与责州众所周知，典故“黔驴技穷”源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所写黔之驴一文，文章以驴与虎的多次交手，得出 了驴“技止此耳”。对于柳宗元所写的这一故事的真实性不可得知，但该文是一篇古典寓言，作者想通过此故事来比喻有限的一点本领也已经用完了。对于该文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便是柳宗元开头所提到的“黔无驴”，即这条驴不属于“龄”，然却产生了对该成语的误解。当下的“黔”是贵州省的简称，而在历朝历作者简介：刘子星（），男，土家族，贵州印江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为地方史与地方文化。？人口社会？法制研究年（下）代之中的“黔”与当今的“黔”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为了明确“黔驴技穷”这一根本就是悖论的历史记忆，需要进一步考证“黔”的出现及其指 代范围 的演变。在柳宗元所处的唐代，“黔中”也叫“黔中道”，而“黔中”一名最早见于史记？秦本纪：“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据谭其骧先生所编中 国历史地图集？先秦中标示出的“黔中”的具体范围，明确在今天渝、黔、湘、鄂四省交界处。秦汉时期，基本上沿袭了先秦时期“黔中郡”的地理沿革，至公元前 年，汉改黔中郡为武 陵郡，而新莽时改名建平。东汉复称武陵，隶荆州，其范围与上述四省交界处相差不大。公元 年，划全国为十五道，黔、夷、思等州隶江南道。公元 年定 黔中、岭南、闽中三道之州。公元年，设黔中经略招讨观察使，领黔、施等 十一州，治黔州。从谭其骧主编的中 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与今地相比：北至重庆的彭水、黔江之北，西边至今天重庆涪陵东部，下至贵州道真，南至贵州的务川，东边包括了贵州沿河、重庆的酉阳，上接黔江，所以唐代柳宗元所指的“黔”应该是以上地域范围。宋代的“黔”的地理范围有两个所指。一为黔州黔中郡武泰军节度后政升为绍庆府所管辖的范围，大体未变仍沿唐代的黔中；二为只存在了较短时间 的黔南路，其辖及大部分在今广西，即今宜山、柳州、环 江毛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诸地，在今贵州只有从江、榕江连接处一片，宋代“黔”所指范围并未有大的变化。元明的全国行政划分中，在今贵州省的范围内没有以“黔”命名 的地名，但“贵州之得名始于元。至元十六年，诸蛮条、置八番、罗甸等处军民宣慰使及都元帅府于贵州，是以有 贵州之名也，厥后相沿而勿改”。年，明朝廷在贵州设立了“贵州布政司”辖府，后改为府，这便初步奠定了当今贵州的行政区域范围。在清朝的地方行政划分之中，“黔”再次被引人了贵州地名中。年，平水西安坤叛，以水西地置黔西府，隶贵州布政司。年，降黔西府为黔西州，属大定府。年，调整府治，以齡西州 属威宁府。年，府治又调，黔西州复属大定府。清朝 在明朝贵州建省的行政地域之上再次对贵州省行政地域范围进行了调整。因此此时的“黔”所指代的地理范围与今天的“黔”所指范围基本上吻合，在一定的基础上也说明 了“黔”所指的贵州这一地区便在这一时期出现固定的认识概念，虽此时的“黔”与当今“黔”仍旧不同，它只是针对“齡西府”所提出却对民国时期在贵州设“黔”地名具有较大影响。民国时期贵州地区中各地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划分和区别。民 国二年，定贵州省行政首脑曰民政长，下设黔中、黔西、黔东三道观察使。黔中道治 贵阳，辖贵阳、定番（今惠水县）等县。黔西道治毕节，辖毕节、大定（今大方）等县。黔东道治镇远，辖镇远、施秉等县。从明代沿袭至清，再至民国，贵州的行政区域与当？“黔驴技穷”中的历史演变下贵州 的行政区划渐渐接近，是当下贵州省下辖的三州五市的最初的地域行政模型，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黔”指贵州的认同。除此之外，从历代对贵州进行纪实的地方志中也可以发现“黔”与贵州的关系。黔记是明万历年间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根据所闻所见编撰而成的纪传体贵州地方志，从作者成书的时间以及以“黔”命名的书名，便可以发现在明万历时期，以郭子章为代表的贵州地方官对贵州与黔的认识已基本一致，“合行云南抚接衙门，将前项加编银两，难以彼此，用济黔省目前之急”；另外，在清人田旲所编黔书之中，也出现了“黔省”的表达“臣非敢过渎宸聪，实以黔省穷荒固陋，必崇文治而后可以正人心”。诸如以“黔省”的表达在文中甚多，在后人张澍所编续黔书中也便如此，而清人吴振械所编龄语更是围绕贵州全域进行的地方性质的描述。龄记以“黔”命名 的地方志 书 为开端，它分别有两层的意义，其一为在作者的认识中龄是贵州的代称，其二是作为传统社会传递知识信息的方式，以“黔”命名的地方志 书扩大了“黔”的传播范围，抑或可以认为诸多以“黔”代指贵州的地方志书是造成后人认识“黔驴技穷”这一故事记忆的直接带入的原因之一。不管是从唐至宋，还是元明之间，“黔”都是在变化的地理区域。不难发现，“黔”的指代存在着明显的“断裂”，这种断裂的出现，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对前代“黔”所指地域的记忆的遗忘或者是遗失，而造成断裂的原因是不同的朝代对待地方的不同具体政策以及相应的需求。这便可以说明前代所指的“黔”，至后代时已经是以一个全新的地理指代出现在视野之中，但它始终都与以前的朝代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却变成了一个问题：既然“黔驴技穷”中的“黔”并不是指代贵州，那么“黔驴技穷”又是何时或者以何种方式以一种“指鹿为马”的错误盖于贵州 的身份之上的？二、“黔驴技穷”的演化及传播“黔驴技穷”追本溯源至唐代柳宗元黔之驴，但在柳文中并没有提及和概括出四字成语，这四字的成语显然是后人通过阅读之后的提炼。通过对比文献中唐宋元明清对“黔驴技穷”的使用，便发现“黔驴技穷”四字成语的出现实则上是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文献中记载有“黔驴技穷”之意的词语使用，最早出现在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一篇名为永某氏之鼠的词中“黔驴之戒，其犹在得失之域然士与王朝，人以黔驴为戒”。柳宗元在这篇文中自引“黔驴”两字，借用黔之驴这一古典寓言所表达的意思。除上述以外，根据所査找文献资料，表内容便是“黔驴”所出现的朝代及具体出处。人口？社会？法制研究年（下）表“黔驴”所出现的朝代及具体出处序 号文献出处作者文献朝代内容永某氏之鼠柳宗兀唐“黔驴之戒，其犹在得失之域”秦少游年谱长 编元祐八年癸酉四十五岁徐培钧编宋“羌人谁谓多筹策，止有黔驴技一蹄”亳州乞致仕第三表欧阳修宋“昔而少健，黔驴之技已殚”和武平学士岁晚禁直书怀五言二十韵欧阳修宋“贪荣同卫鹤，取笑类黔驴”贺新凉？甲寅春闻襄寇退李曾伯宋“自黔驴无伎俩，桑土绸缪盍早”诘猫赋刘克庄宋“信半质之难矫兮，况驴技之已陈”雪夜冰琴诗为邓静春赋柯九思元“余生两耳获亲赏，所恨黔驴惟技拙”灭虏之策朱舜水明“况黔驴之技人穷，山鬼之术尽露”答王师吉书朱舜水明“特恐黔驴技尽”温州经籍志孙治让（清）明“伎俩止而，潦豕黔驴，人将笑之”盗有徒为贼徐珂清“小孽 障必在此，黔驴之技止此耶”在文献资料中对黔之驴故事的引用并未出现“黔驴技穷”四字，而是引其中的一词两字来表达柳文中的含义。从文献中发现，“黔驴技穷”成语的出现并未在唐宋元明时期，可能是之后的一次提炼的结果。在明清某些文献中，黔之驴故事的引用实则是突破了唐宋时期对仅限于词语的角度，而把这则故事提炼成了一个规范的成语。在明清文献中，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的著作石隐园藏稿中说，“六年持筹嗟仰屋，华发种种类临深，匪朝匪夕躬尽瘁，畏首畏尾力难任。黔驴技穷驽马殚，倦鸟回首思高林”。毕自严一文突破了原先黔之驴仅限词语的使用，是在现已查文献中最早使用“黔驴技穷”成语的。另外，从另一则材料之中，可以发现毕自严对贵州是有了解的。崇祯年间，毕自严所撰度支奏议云：“黔中之田，原不论顷田，而止论段落，犹未脱荒服之习俗也。”所以，结合这两则材料，不难发现，毕自严对“黔驴技穷”的认识是带着一定的主观偏见而致。成语渐渐被表达以及和使用被规范起来，这不仅是后来成语广泛流传的基础，还是突破文献记载达到口耳相传的根本条件。在资料法军侵台档案补编中，“亦有不能久宕之势；幸与诸同事详酌焉。谢酋齡驴技穷，究作何态？极为系念”。综上，皆可看到明清时期“龄驴技穷”逐渐以完整的四字成语出现的现象。不仅如此，黔之驴作为一种民 间曲艺被吸收和改造，并且广为流传。“黔之驴”的寓言故事获得引用 和广为人知 的传播，当然需要借助于符合大多数人所喜爱的传播方式曲艺。作为传播的对象，“黔之驴”需要一个面向大众的传播媒介，而且要突破只限于传统书籍记载的限制，又要代表大众能接受和认识的方式。曲艺，作为一种？“黔驴技穷”中的历史演变大众接受面广泛的 民间艺术，其取材往往来源于历史及民间流传的故事，曲艺的种类因不同的地域而呈现的更加丰富，其中子弟 书是流行于清代中晚期北方的一种满汉融合的曲艺文学形式，故事所具有的寓言性和诙谐性，让它在大众中广泛地流传，曲艺的传播形式，让黔之驴故事传播的受限条件大大减少，因它不需要过高的文化认识水平，而是作为一种口耳相传的故事在大众中广泛地流传，让故事自身也不会在流传中丟失，反而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这一阶段对“黔之驴”故事的认识是导致“黔驴技穷”记忆发生错位的开始。首先，大众对“黔之驴”的寓言的熟悉；其次，在清代“黔”已经在贵州 的地域划分之中出现，大众不会对过去“黔”地变化进行追溯，这便引起人们对“黔驴技穷”认知 的错误；最后，导致大众对“黔驴技穷”进行记忆时也遗忘了原本的历史记忆。在“黔驴技穷”之中所发现的不只是“黔驴技穷”指代的变化，而是对“黔驴技穷”的认识观念的追溯。既然“黔驴技穷”存在认识偏差，那便应该在回顾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去寻找这种认识偏差的因素。成语，在一定程度的意义上不只是一种语言表达的使用，而是成了社会史的范畴，其中可能包含了不同的社会因素，但它足以表现这一时期中的某一个成语在人们观念中的定型，以致这种定型对后代的影响之深。如果以一种“管中窥豹”的视角去认识“黔驴技穷”的历史，便能认识到历史中的局部性却有展示全面性的趋势。所以对“黔驴技穷”中“黔”的指代错误发现，到“黔驴技穷”何时出现的这种错误，再到认识真实的过程，其内容十分丰富。通过对比“黔驴技穷”形成的阶段，发现明清时期“黔驴技穷”出现的次数有限，并且不能表示“黔驴技穷”所形成认识的普遍性。明清以前的文献中所使用的“黔驴”或“驴技”也只停留于对黔之驴故事的寓意的引用，出现“黔驴技穷”的四字成语的使用也寥寥无几。进一步把视线置于近代以来的文献资料之中，便发现在近代的各种类型的报刊中，出现了大量的“黔驴技穷”的四字成语，近代报刊之中出现的较多“黔驴技穷”的成语，实则说明人们开始普遍的使用和广泛的传播。“黔驴技穷”的演变至近代在报刊媒介中广泛使用，近代报刊作为词作的重要载体，在传播词学的过程之中，又对词学观念的转变有着重要作用。新的媒介对该成语的使用唤起了人们对“黔驴技穷”的记忆，媒介记忆的出现，让原本沉淀的历史重现在大众的眼前，媒介记忆也会成为一种历史积淀，成为历史形成的范畴，成为历史记忆建构中的一部分；相反，历史记忆也会死而复生成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