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以善成”：教材建设的伦理路向及其有效治理.pdf

第 卷第期 年月 ，教材研究“教以善成”：教材建设的伦理路向及其有效治理陈煌，杨兆山摘要：教材建设既要依靠制度的规约，也要深植善美的伦理精神。高质量教材是合科学性与合道德性、合工具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是教材建设的伦理基础和核心导向。进入新时代，我国教材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同时也存在教材建设主体伦理责任缺位、教材内容设计伦理向度缺失、教材编审制度伦理规约未有效确立等现实困境。立足教材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的重要作用，在坚守教材建设国家立场的前提下，进一步总结教材建设的经验，探索教材建设的规律路径，树立教材崇善观念，完善教材编审规范标准，加强全过程的伦理审查，畅通教材反馈、监督和改进机制，夯实教材建设的伦理根基。关键词：教材建设；教材伦理；责任伦理；教材治理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作者简介：陈煌，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长春 ）；杨兆山，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高质量教材是提高教育发展水平和育人成效的重要依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将教材建设作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在国家层面上，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设立了教材局，统筹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加强教材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为我国教材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社会层面上，教材质量日益受到全社会的检视，公众不仅对教材中一些篇目的选择取舍等知识问题十分关注，对教材编排风格如插图等非知识问题也非常关心。高质量教材建设已转向全方位的体系化建设，在强化教材制度建设之外，我们迫切需要明确教材建设的伦理向度，确立教材建设的伦理规约机制。所谓“教以善成”，即以“善”的伦理精神成就教材，使之真正成为“善的事业”。一、“尽善尽美”：新时代教材建设的伦理诉求教材是为实现一定的教育教学目的，依据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材料，是课程标准的具体化。这意味着，教材是用于培养人的“学材”，在制度化的教育体系中，教材具有多重价值属性，编写过程需要遵循多重价值逻辑。教材虽以反映学科内容为基本任务，但还必须遵循一定的政治逻辑、文化逻辑，特别是要内在地反映和体现社会的道德理想和伦理精神。高质量的教材，一定是“尽美矣，又尽善也”，人们不仅要求教材遵循学科逻辑，完整准确地反映学科内容，也极为关注“教材是否以道德上可行的方式传递了有价值的东西”。（一）教材应是合科学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教材建设是一门科学，教材编订要合科学性，即以科学的方式表达和传递学科内容。随着现代教育的飞速发展，教材的内容和形态都发生着深刻变革，再也不可能像古代教育那样，将某些“圣人之言”的简单辑录称为教材，人们愈发意识到“教材是个专业，也是门学问”。从学科内容来看，早在 世纪，斯宾塞就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教育之问，这成为教材建设中必须回答的基础性问题。就一般性原则来看，教材中“知识”的选择标准、具体内容、次序安排等问题需要科学地回答；就各科目、各学段来看，教材的编写也有不同的特点和内在规律要求，都需要按照科学的方式，按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进行整体设计；就教材建设的主要环节来看，编写、审查、出版、发行、使用和管理诸流程都需要科学把控，才能打造出高质量的精品教材。“科学性”问题贯穿教材建设的始终，“科学”是教材实现其全部价值的前提基础。教材建设不仅需要回答科学性问题，还需要面对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上的追问，需要通过“善教”实现共同体的道德理想，即教材的合道德性。现代教育应具有道德上的先进性、正当性，这意味着“现代教育的制度、思想、活动方式，都要合乎先进的道德规范，都应内在地体现着先进的道德理想（思想）和伦理精神”。在教材编订过程中，如何选择和甄别学科内容，以什么形式呈现教材，这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也内在地包含着教育的道德理想、善恶标准和社会的伦理规范要求。我国古代教育强调“化民成俗”“明人伦”，以及当前教材建设重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等，均在强调教材建设要坚持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念，重视教材的伦理向度，并遵从伦理规范规约教材的基本内容和编订方向。可以说，较之教材的合科学性，合道德性同样具有优先性，在教材建设组织者、编写者以及审定者对什么样的社会是良善的、什么样的知识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教育是公正的、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的等一系列伦理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思想共识前，教材建设是难以明晰自身的任务和方向的，更难以实现其铸魂育人的根本目的。高质量教材兼具科学性和美德，是合科学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教材本质上是用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材料，科学性是对其内容的基本要求，是教材全部价值得以实现的载体，不可想象，缺乏科学合理的内容的教材能够实现育人目标。教材合道德性体现在价值规范方面，是对教材建设思想方向的规约和引领，而不是凌驾于教材内容之上的。教育的道德理想、正当性、先进性和伦理精神，是教材的内容的指引，同时也需要通过教材的内容来表达和实现。（二）教材应是合工具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教材是用于培养人的“学材”这一功能定位，要求教材合工具性，满足作为有效开展教育教学的重要工具性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但教材本身并不直接成为其目的，不是教材编写完成了，其目的就自动实现了。相较于教育方针、课程标准这样的目的性存在，教材的目的性价值更为后置，其目的性价值需要教材工具性价值来表达。因此，发挥工具性价值是实现教材目的性价值从“观念地存在”到“现实地存在”的必要环节。然而，在“用教材教”强势理论话语和实践标语的冲击下，教材本身作为目的性价值存在的意义和地位易被忽视和弱化。世纪初的新课程改革以来，“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成为学界争论的问题，二者关系渐趋对立紧张，甚至成为传统或现代教育观、教材观的重要区分理念。“用教材教”论者从建构主义知识观出发，认为教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教，并批判“教教材是狭隘的知识本位观的产物”，把教材当作知识的唯一正确来源和教学的主要内容，在教学方式上单一、强调灌输式，在学生学习上忽视了生活实践的教学意义，磨灭了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性等。由此，在教材研究领域或者教学实践中，“用教材教”取代“教教材”成为“现代”教材观的主流话语。与此同时，在“用教材教”的教材观的影响下，教材作为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工具”属性得以强化，教材的权威性、神圣性客观上受到削弱，教材的目的性价值进一步旁落。教材的合目的性居于主导地位，反映教材所追求的教育目的与理想；教材的合工具性是教材为实现其目的性价值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在新的现实条件下，教材研究者应重新审视“教教材”和“用教材教”这两种教材使用观，在肯定“用教材教”的教育变革意义的基础上，警惕教材领域的工具理性泛滥和价值理性虚置。“教材是手段，但教材作为手段是内含目的性的手段，教材是知识、是思维、是道德的精华本身。”教材的合工具性与合目的性是有机统一的。夸美纽斯从泛智论出发，提出“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从教育的伦理立场出发，要求教材以“善”的方式将一切有价值的事物教给一切人。因此，在建设高质量教材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教材有助于“怎么教”的问题，也要重视“教什么”的问题，教材的形式和内容都需要精益求精。（三）人的全面发展是教材建设的伦理基础和核心价值导向人的全面发展是教材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教材是人类文明精华和时代精神的表达，是培养人的重要载体，其建设过程具有多重逻辑理路，如意识形态的政治逻辑、赓续民族血脉的文化逻辑、科技知识变革的学科逻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逻辑以及教育研究逻辑、出版传播逻辑等。这些众多的逻辑理路制约着教材建设的全过程，要使它们并行而不悖则需要统一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教材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众所周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我国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也是我国课程标准制定和教材建设的主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全面发展其才能”，就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中，人的全面发展是教材建设的内在目的，教材任何作用的发挥都必须围绕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教材中的所有内容也都必须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性要求。人的全面发展也是教材建设的价值遵循，规定着教材的伦理属性。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既是科学的理论又具有价值意蕴和伦理属性。人的全面发展是教材建设的价值遵循，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特定的理论旨趣。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谈“人的发展”的，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内涵，必须明确两点：“一是全面发展的主体是谁，二是什么获得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以劳动人民的全面发展为对象，根本在于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这意味着，在教材中不能简单地以实现“人的发展”作为主要遵循和目的，还必须追问“谁的知识”“谁的文化”“谁的价值”可以进入教材中。这就涉及教材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属性问题。教材的“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学科知识，其背后的伦理价值问题对教材更具决定性意义。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教材建设，必须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力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材建设的伦理基础和核心价值导向。二、关注行为后果：教材建设的伦理困境与责任伦理路向我国把教材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加强了教材建设的顶层设计，教材建设的制度更加趋于健全和完善。但在制度建设之外，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个脱离责任心的治理体系，无论其制度设计多么严谨与精细，都未能穷尽有效治理的应有之意”。科学、政治、法治和伦理同为教材建设提供最基本的规范，但相较于科学、政治、法治所进行的制度化治理，伦理作为规范在我国当前教材建设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还较为有限。特别是，我国教材建设主体依赖“信念伦理”（），强调教材建设主体的意图、动机和信念的“善良意志”，但在实际效果上又时而造成背离伦理要求的不良后果，面临着多重的伦理困境与挑战。立足当代教育的价值处境和时代发展新要求，教材伦理亟须关注行为的后果，从教材建设的“个体应当性”走向“集体应当性”。（一）“个体应当性”的缺失：教材建设面临的伦理困境伦理学的主旨是处理主体“应当如何行为”的问题。教材伦理包括“教材本身的伦理”和“教材建设中人的伦理”两大方面，后者关涉教材建设主体的伦理责任。教材建设主体包括编 审、出版、选用、评价等全过程中的参与者，均为各领域的重要专家。就教材编写主体而言，有学者指出：“语文编写组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学科专家，包括一些作家、诗人；二是优秀的教研员和教师；三是以人教社中语室和小语室为主的编辑。”这些编写主体对教材建设质量起着关键作用，也应负有相应的伦理责任。从目的论来说，我们丝毫不怀疑教材建设主体“铸魂育人”的良善动机和意图，然而“目的是被规定为主观的”“目的论的看法常基于一种善意的兴趣”，更多地体现为信念伦理。“信念伦理”认为：“伦理价值的根据在于行动者的意图、动机和信念，只要意图、动机和信念是崇高的，那么行动者有理由拒绝对行动的后果负责。”这种置于主观意图和信念上的行动，本质上还是属于“个人”的善良意志。在从自身专业背景出发且在多主体参与的教材建设行为中，教材伦理的实现更多地寄托于教材建设主体个人的“道德自觉”“道德使命感”之上，暗含着将教材的伦理要求归为个人对某些教育价值精神的信任和虔诚。这就容易造成教材主体伦理责任的主观性和模糊性。教材内容设计伦理化呈现不充分。教材内容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基本材料，是教材功能发挥的关键载体，教材内容设计是教材编写和审定过程中的核心环节。伦理性是教育的一个特性，单纯的知识教育无法实现教育的真义。受过教育的人从拓展的意义上考虑他的自身幸福，他把个人幸福推及他人，把幸福融入一种道德高尚的生活之中。这不同于把拥有知识作为受过教育的人之主要特征的观点，它把美德放到中心位置。在教材内容设计的过程中，包含实质伦理和形式伦理的双重存在，编订过程不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