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变”的智者与“阔壮”的心性：论郑珍对杜甫的新阐释.pdf

摘要：与既往批评者着意于杜甫“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之旨不同，郑珍从乱世保身的历史情境以及人性的、世俗的角度解读杜甫，发掘出杜甫“神龙矫变”“穷余阔壮”的一面。由于“矫变”“阔壮”与诗圣形象存在一定的偏离，长期以来并未得到研究者正视。郑珍首次还原了杜甫善机变、阔壮的本性，使宋代以来日趋固化的杜甫形象得到丰富和补充，是杜诗学史上的一次异动。郑珍对杜甫的新阐释是两人心性和生命情境共振的结果，对现当代的杜甫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关键词：郑珍；杜甫；人性；矫变；阔壮作者简介：周芳，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成都 611756）基金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科研项目“叶燮诗文集校笺”（1966）；西南交通大学文科科技创新项目“郑珍与近代贵州诗坛研究”（2682017WCX06）DOI编码：10.19667/23-1070/c.2023.03.015“矫变”的智者与“阔壮”的心性：论郑珍对杜甫的新阐释求是学刊2023年第3期古代文学研究新视界：杜甫接受研究周芳自苏轼以“一饭未尝忘君”推崇杜甫的人格后，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形象就基本定格，忠君、忧国逐渐成为宋代以后文学批评中有关杜甫其人其诗的主流论述。明末清初，学者们在反封建思潮的影响下开始对杜甫有所批评，“传统的以 一饭不忘君 释杜在明末清初的批评家那里也开始遭到强烈批判”。如王夫之从人品、心术等角度指斥杜甫，批评杜甫：“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为腔毂；如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质疑杜甫“忠君忧国”的真实性，的确使杜甫的“诗圣”形象遭遇冲击。不过这种批评之音并没形成声势，绝大部分批评者依然尊崇杜甫，视其诗为“圣贤法言”，视其人为忠君忧国之楷模。特别是从清中叶开始，杜甫“一饭不忘君”的忠君思想再次得到反复凸显，“诗圣”形象也得到进一步强化。“尊杜”毫无疑问是历代杜诗学的主潮，“忠君忧国”也发展成为杜甫最显著的人格标签。然而，与此相随的是，由于历代评论家不断将杜甫推向“圣境”，杜甫身上日常的、平凡的一面被刻意忽略甚至苏轼：王定国诗集叙，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8页。孙微：清代杜诗学史，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32页。王夫之：唐诗评选，任慧点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9页。-162遭到曲解，导致其形象内涵逐步陷入单一甚至固化的境地。实际上，杜甫身上的“人性”与“圣性”是浑然一体、不可割裂的。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近代诗人郑珍以“神龙矫变”“穷余阔壮”来评价和理解杜甫无疑是杜甫研究史上的一次异动，既是杜甫世俗的、“人性”的一面的首次还原，也是杜甫形象在近代的一次重塑，对近代以来中西方的杜甫研究均产生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值得重视和探讨。一、“矫变”的智者在安史之乱中，杜甫深陷长安，然后又成功逃离，这是所有杜甫传记都会提及的著名事件，然而，相关著述对此事的记载却又非常简略，且往往语焉不详。元稹 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是最早介绍杜甫家世与生平的文字，该文仅以“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一笔带过。新唐书 关于杜甫的叙述则相对丰富：“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既增加了杜甫被捕的情节，也交代了杜甫逃离长安的时间与去向，此观点得到普遍的认可和广泛的征引，成为后世关于杜甫逃离长安的经典论断。现存宋代五种“杜甫年谱”即吕大防 杜工部年谱、蔡兴宗 重编杜工部年谱、赵子栎 杜工部草堂诗年谱、鲁訔 杜工部诗年谱、黄鹤 杜工部年谱辨疑，以及清代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等注家所编“杜甫年谱”，基本照搬了 新唐书 的说法，仅在细微处有所增益。如朱鹤龄 杜工部年谱“至德元载丙申”条曰：“五月，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又自白水往鄜州。闻肃宗即位，自鄜羸服奔行在，遂陷贼中。”“至德二载丁酉”条则云：“四月，脱贼，谒上凤翔，拜左拾遗。”分别仅就杜甫逃离的月份和被捕前的行迹做了补充。至于杜甫如何“脱贼”，“亡走凤翔”，自宋至清的杜甫年谱均没有进行细节追问或情感关怀。杜甫“脱贼”的具体情形其实在其 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 其一、二中有较清晰的呈现。其一曰：“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雾树行相引，莲峰望忽开。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其二曰：“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然而，历代注家在对这三首诗进行评注时大多从诗歌的写作技巧与艺术风格方面展开。比如清代浦起龙 读杜心解 注第一首诗曰：“起倒提凤翔，暗藏在京。四句一气下，是未达前一层也。五为窜去之路径，六为将至之情形，七、八，就已至倒点自京。着 西忆、眼穿、心死 等字，精神已全注欲达矣。又妙在结联说至凤翔处，用贴身写，令 喜 字反迸而出；而自身 老瘦，又从旁眼看出：笔尤跳脱也。”少数注家虽注意到此诗的思想价值，但无不着力于杜甫的“忠君”与“高节”。如清高宗敕编 唐宋诗醇 引李因笃注曰：“抗贼高节而以 老瘦辛苦 四字隐括之，所谓蕴藉也。”杨伦 杜诗镜铨 引张溍注云：“三首艰难之情，忠爱之念，一一写出，读之恻恻动人。”显然，对杜甫心境与处境的发掘明显让渡于杜甫此举所蕴含的封建伦理价值之阐释与塑造。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杜甫逃离长安也就被定调为建构“诗圣”的一个组件，并潜在地“规范着”后来者的阅读与研究，也因此这段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稹集校注 下，周相录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62页。欧阳修、宋祁：文艺上，新唐书 卷二百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737 页。朱鹤龄：杜工部年谱，杜工部诗集辑注，韩成武等点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页。朱鹤龄：杜工部年谱，杜工部诗集辑注，韩成武等点校，第17页。杜甫：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 其一，仇兆鳌：杜诗详注 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46347页。杜甫：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 其二，仇兆鳌：杜诗详注 卷五，第347348页。浦起龙：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3364页。杜甫：喜达行在所三首，御选唐宋诗醇 杜甫 卷五，童强标点，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26页。杨伦：杜诗镜铨 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0页。-163史实在学术探究上未再引发波澜。然而，与杜甫相距千余年的贵州遵义诗人郑珍（18061864），却对杜甫的“脱贼”经历有着独特的观感。其 浣溪吟寄唐鄂生 诗云：夜半参横天顶时，心随山月下峨眉。月入平羌不知远，从风已到浣花溪。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虽往林塘幽。南邻北邻在何处，惟有草堂千古留。草堂先生真绝伦，不论抱负观保身。潜行独脱安史涴，间走已避崔徐尘。赤霄浩荡纵来往，神龙矫变谁能驯。厌闻鼙鼓惊四邻，遣心欲就水槛滨。高言大句固难望，桤栽竹行犹堪亲。且为浣溪吟，却寄草堂寺。何日携钱过野桥，远望他乡惟表弟。呜呼，男儿无赖拟终老，万事堪伤不自保。凭君时出碧鸡坊，先向溪头问遗灶。乔木如存可假花，短墙若在从残草。唐鄂生即唐炯（18291909），郑珍的表弟，贵州遵义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咸丰六年（1856）出任四川南溪知县，后官至云南巡抚，擅诗文，有 成山庐稿 成山老人自订年谱 存世。凌惕安 郑子尹年谱 将此诗放于咸丰八年（1858）的条目下，并释曰：“唐炯时在四川，先生有 浣溪吟 寄之。”凌谱还引唐炯 独自草堂寺寻梅，有怀郑子尹。是日即得子尹书，并 浣溪吟 一章，率成长句奉答且招之 诗中原注加以说明：“子尹昔过草堂，论诗作画，夜分不休，其为人题图有 此是老柴题画神 句，余每喜诵之。”郑珍作此诗时正居遵义山中，之前才历经了战乱与举家避难之事。先是咸丰四年（1854）秋，贵州遵义人杨龙喜发动农民起义，占领桐梓县城，并逼近遵义府。咸丰五年（1855）正月，身在遵义的郑珍携家带口避难，先后抵达都匀、荔波，在荔波暂居；然而仅数月后，荔波爆发潘新简领导的农民起义，郑珍再次携家人从南丹绕道至贵阳唐炯家暂避，至咸丰六年春夏之交返归遵义子午山；咸丰七年（1857），湄潭、瓮安两地动荡加剧，起义军再次逼近遵义，郑珍避于山中未出。显然，乱世避难的惊惧、苦楚与艰难让郑珍能够从心底对杜甫的遭遇产生共鸣和强烈的“代入感”，正是这种共鸣与“代入感”，使郑珍从现实生命情境与世俗的、人性的视角来审视杜甫的“脱贼”之举，总结出杜甫逃离长安时具有“神龙矫变”之智慧，且以“绝伦”表达他对这种智性的无比欣赏，最终得以拂去杜甫身上的“圣人”光环。郑珍对杜甫“神龙矫变”的评述打破了以往人们对杜甫单一的、固有的刻板印象，使杜甫的形象更真实、鲜活，为杜甫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解读思路，得到一些现当代学者的呼应。冯至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成的 杜甫传 就认为，杜甫陷入长安后“设法隐避，下了一番主观的努力，才能使敌人不注意他”；而出逃前，“他在怀远坊的大云经寺里住了几天，躲避胡人的耳目，寺里的僧人赞公曾经赠给他细软的青履与洁白的氎巾”，言语间已触及杜甫的“智性”。1958年四川文史馆所编的 杜甫年谱 在叙述杜甫“脱贼”时完全采纳了冯至的观点，并有所补充：“最后，杜甫决意投奔凤翔，临行前，却往怀远坊大云经寺住宿数日，以避胡人耳目。寺僧赞公以青丝履及白氎巾见赠，并索题诗。诗遂言及 把臂有多日，并言 晤语契深心，那能总钳口？奉辞还仗策，暂别终回首。以诗意为据，可见其晦迹寺中时，与赞公密商潜投凤翔之计，而戒以勿泄漏消息，恐遭国狗之噬也。”“晦迹”“密商”等字潜含着杜甫的思虑与谋划。陈贻焮于2003年出版的 杜甫评传 也坦言：“我曾揣测他 出郭眺西郊（喜晴）是为出逃探路，郑珍：浣溪吟寄唐鄂生，巢经巢诗钞后集笺注 卷三，巢经巢诗钞笺注，白敦仁笺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1088页。凌惕安：郑子尹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08页。唐炯：独自草堂寺寻梅，有怀郑子尹。是日即得子尹书，并 浣溪吟 一章，率成长句奉答且招之，成山庐稿 卷二，唐树义、唐炯：梦砚斋遗稿 成山庐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17页。凌惕安：郑子尹年谱，第198页。冯至：杜甫传，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85页。冯至：杜甫传，第9192页。四川文史馆：杜甫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243页。-164不久他果然从外郭城西面的金光门逃出去了。”也暗示杜甫出逃前秘密地做了很多准备工作，逃跑路线应该是提前设想好的。这些关于杜甫出逃的论述与郑珍的“智性”判断桴鼓相应，说明郑珍的评论并非虚妄和无中生有，而是有见地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汉学界的宇文所安在对杜甫进行解读时，也将杜甫定义为“幽默随便的智者”，与郑珍的认识呈现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即中西异质文化基于对真实的、凡俗的人性的理解而在杜甫身上产生的一种契合。二、“阔壮”的心性除了视杜甫为“矫变”的智者外，郑珍还以“阔壮”来评价夔州时期的杜甫。杜甫在夔州的两年（766767）里，创作了包括 咏怀古迹五首 登高 秋兴八首 等重要诗歌在内的四百多首诗，达到创作巅峰。夔州诗不仅忧国伤乱，也书写个人的孤怀、贫病，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在杜诗的选评中占据显要位置。不过，那些表现杜甫世俗生活的诗歌显然并未获得研究者的青睐，赵翼 瓯北诗话 就认为：“今观夔州后诗，惟 秋兴八首 及 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贴，一唱三叹，意味悠长，其他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慨。”然而，如果深入分析杜甫夔州时期的田园诗，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史料表明，杜甫进入夔州后，得到严武昔日部将柏茂林的帮助，不仅在瀼西买了果园，还租了百亩公田，生活比较安定。杜甫有多首诗写到瀼西果园，如 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 瀼西寒望 小园等，流露出难得的“恬淡”心境。程千帆就注意到，至少从表面上看，夔州时期杜甫的个性发生了一些变化，似乎表现出对喜剧因素的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