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pdf

书书书“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韩东晖【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本文通过梳理分析“两个结合”的历史发展，分析了“两个结合”的意义、判准与演变中的不同理解模式，探索了“两个结合”的基本关系。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今天所确定的历史方位，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所确定的，就是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品格和中华文化主体性。【关键词】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方位；文化主体性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者简介：韩东晖，（延安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规范性哲学研究”（）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锚定了新方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理论。通过梳理分析“两个结合”的历史发展脉络，探究其中的理论问题，对于把握“两个结合”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新方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第一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和判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党的百年奋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同时也凝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当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在 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个命题的提出及其解答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既涉及如何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将其应用于指导革命实践的问题，也涉及当时新启蒙运动、延安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甚至涉及中西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日报 年 月 日。毛泽东：论新阶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该书收录的文献与 毛泽东选集第 版中的内容或有差异。另外，下引该书各册出版信息均相同，不再一一注明。现代哲学 年第 期文化论争和中国本位文化论争，也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共产国际在当时的关系密切相关。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第一个结合”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六个方面的意蕴。一是“化中国”，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地位。任弼时在评价毛泽东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时说：“他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他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同时使群众的斗争脱离盲目性、自发性，成为自觉的运动。”二是“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强化理论武装，解决中国问题，既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又为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留下充分的探索空间，可以说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广泛的共识，可以认为是“第一个结合”的基本涵义。三是科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必然结合。艾思奇在批判国民党御用哲学家叶青时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己本身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它的基础，是在自己内部有着根源，决不是如一般的表面观察，说这是纯粹外来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科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必然结合的结果，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样。四是“大众化”，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化，形成使“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五是“文化立场”，明确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是中华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指导全国抗战，同时与国民党争夺中国文化领导权。六是“独立自主”，在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以我为主处理抗战时期国、共、苏、日的复杂关系。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各方态度和处理方式深深刺激了毛泽东，他在 年延安整风初期，多次发表文章反对那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指导革命，而且“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的态度和作风。这样的态度和作风不仅背离了实事求是，也背离了独立自主。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思想在最初提出来的时候，就不仅包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观点，而且包含如何对待文化传统、如何建立新文化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两个结合”的思想萌芽已经蕴含在其中了。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飞跃，重点还是在“中国化”方面，在“第一个结合”上，同时又将“结合”提升到哲学和政治层面，为“中国化”和“第一个结合”确立了道路自信，明确了基本判准。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结合的结果一要形成“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例如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二要确立结合的时期、阶段和历史方位。以毛泽东思想为例，就是“第一次结合”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结合”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要明确结合的问题导向和目标设定，确立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为例，就是要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册，第 页。当然，“结合”并不直接意味着“（中国）化”。列宁主义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特征，他在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毛泽东于 年首次读到此书，深受其影响）。不过，我们似乎看不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苏维埃化的类似表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列宁主义的权威地位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册，第 页。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 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中册，合肥：黄山书社，年，第 页。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册，第 页。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册，第 页。刘少奇：论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册，第 页。“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艰辛探索。在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体现出这三个基本判准。年，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以及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又一次正式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总结并结合国际共运史和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变化来看，在 世纪初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将中国具体实际与时代特征并举，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列，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践创新的不断升华、理论创新的不断飞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个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二、“结合”概念的语义学分析“结合”作为日常语词，会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其往往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的；“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在语义和用法上有时也有一定差异。这是因为日常意义的“结合”，在结合对象上，同类型、同时代的居多，例如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等；但有时也是跨时代、跨文化的，需要辩证理解的，最典型的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在结合方式上，一类是应用的，如按照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来落实；另一类是强调联系、关联，如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在结合关系上，双方有时是平等的，有时是一方主导另一方，有时是相互作用、相互推进的。正是由于“结合”一词的复杂性，有时候也用更哲学化的“统一”来表述。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被赋予了哲学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全新意蕴，因此分析其涵义和用法的特点，研究其理解方式，是一项重要工作。具体地说，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言，大概有四种理解“结合”的角度。一是普遍特殊视角，即把前者作为普遍性，后者作为特殊性，从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去理解，甚至可以进一步将这种结合理解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个体性或单一性，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概念与定在相结合的现实性。这种理解方式有利有弊，其弊端在于容易流于机械论，没有强调特殊（具体实际）的不可重复性，需要实践观点来矫正。特殊普遍论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是将其理解为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形式，这是一种比较简单化的理解，这里不再赘述。二是应用指导视角，即以前者指导后者，将前者应用于后者，并在应用中总结经验，丰富发展前者，推动后者前进。这是最广泛的理解方式。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就是最鲜明的论断。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曾使用“有的放矢”的比喻来形容二者的关系。更早期的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也强调自己所做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取得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上的成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样重视这种应用论，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即遵循前者而根据后者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指出，马克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年之后五十年左右，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公开的正式文件里，一般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只提“结合”。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只有 年底中共中央批转的西北局 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纪要提到过“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参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下引该书各册出版信息均相同，不再一一注明。）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现代哲学 年第 期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卢卡奇评论道：“列宁用以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全部社会主义问题的现实主义，因而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把历史辩证法思想一贯地应用到从此以后已成为话题的社会主义诸问题上面而已所谓列宁主义的传统，不过是不失真地和灵活地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活跃、生长及创造的功能。”三是内容形式视角。毛泽东在 论新阶段中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