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团结”到“多元一体”的转变逻辑及当代价值--基于费孝通民族研究脉络的探讨.pdf

2023年7月Jul.2023克拉玛依学刊JOURNAL OF KARAMAY第13卷 第4期Vol.13 No.4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是关键，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重要原则2。在学术史上，学界对与此相关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其中，最著名的是顾颉刚和费孝通的讨论。早在 1902 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中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1939年，顾颉刚发表 中华民族是一个，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整体，而当时的费孝通在给顾颉刚的回应中认为，中国存在多个民族。但是，在 1988 年费孝通又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另外一个角度认同了顾颉刚的观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自提出以来，引发了大量讨论，学界一致认为这是概括中华民族总体结构和内部关系的精准概念，但是大部分学者只是停留在对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3 4、理论意涵5和方法论意义6的讨论，较少对费孝通从“多元”走向“多元一体”的转变逻辑进行讨论。显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讨论“多元一体”的形成逻辑和内部关系，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和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是关键。本文先从费孝通和顾颉刚的学术争论谈起，梳理了费孝通从早期“国家一统多元民族”到后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张转变的过程和逻辑。具体而言，费孝通早期认为，民族是“多元”的，但是，这种“多元”本质上是文化的“多元”，不具有政治属性。因此，他主张通过保障各民族政治平等来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一统。在将历史变迁和民族关系的视角带入后，他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变迁中，不同民族“分分合合，合之又合”，形成了一个实体的、多层次的中华民族。“多元融合成一体，一体包含多元”。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并不是为了理论构建而构建的，而是基于民族关系视角对中国整体社会历史变迁的概括和凝练。此种主张转变，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启示。关键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费孝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DOI：10.13677/65-1285/c.2023.04.10“多元团结”到“多元一体”的转变逻辑及当代价值基于费孝通民族研究脉络的探讨粟后发1王佩恩2（1.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2.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00）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大连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课题“以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 等白皮书推进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202202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收稿日期：2023-02-11作者简介：粟后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乡村振兴，城镇化；王佩恩，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学。742023年 第4期意义。本文基于费孝通民族研究脉络，先讨论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概念的理论基础和形成逻辑，然后再进一步讨论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当代价值。一、讨论起点：顾-费的学术之辨1939年2月13日，史学家顾颉刚发表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该文中，面对日本“以种族解构中国”的企图，他强调不能滥用民族二字，并指出：“自古以来，中国人本只有文化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将中国人划分为 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是 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7。接着，他从又从历史融合的角度论证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最后，他将民族定义为：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有团结情绪的人们。此文发表以后，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学术争论。不少学者对顾颉刚的观点表示支持，如傅斯年。当然也有学者表示质疑。青年社会学家费孝通看到该文后，专门撰文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 表达了不同的意见8。费孝通先从概念说起，指出顾颉刚所言的民族的内涵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有共同利害，有团结情绪的一辈人民对应的概念应该是State，而不是 Nation，Nation 常和 State 相对立，指语言，文化，及体质上相同的一辈人民。接着，他又指出“文化、语言、体质相同的人民不必是属于一个国家。”反过来说，一个国家里存在不同的民族，也能团结成一个政治团体的可能。总而言之，费孝通认为，可以依据语言、文化、体质等作为标准将不同的人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只要保证在一个国家内民族之间的政治平等，自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也就是说，早期的费孝通认为中国不只有一个民族，“多元”是中国民族的基本特点，国家的一统与民族的同质无需对应关系。不过，到80年代中后期，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发生了较大变化，他指出:“我将把 中华民族 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9以此来看，费孝通先生似乎“同意”了顾颉刚先生的主张。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费孝通先生这种转变呢？这种转变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这是本研究着重探讨的问题。二、以文化定义民族在讨论费孝通观点之前，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他与顾颉刚先生的学术争论。顾颉刚先生之所以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而不存在其他民族，是因为它看到了民族主义一词背后有着强烈的政治性。如果把中国人在文化、语言和体质上的差别说成民族差别，会被侵略者利用，最后导致分崩离析。也就是说，顾颉刚先生否定其他民族存在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留下口实。“民族”一词是从日本引进，不过在引进的过程中，并没有区分民族与国族的不同，日本的民族与国族具有同一性10，但中国内部包含着众多的民族与族群。毫无疑问，顾颉刚先看到了“民族”这一日制汉词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并为此执笔奔呼。1939年，费孝通刚从英国归国不久，一边从事实地调查，一边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按照费孝通的说法是，“决心回国和同胞们共赴国难”8。既然费孝通先生清楚国难当头，自然知道全国要团结一心的重要性。并且费孝通也清楚顾颉刚先生的用意，那么为何在当时他还会提出不同的主张呢？这就需要回到费孝通的民族观。费孝通是如何理解民族的？在其毕生的求学生涯中有充分体现。费孝通 1928 年考入东吴大学读医学预科，两年后转入北平的燕京大学改读社会学，导师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社会学博士吴文藻先生。在民族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明显受到了其授业恩师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吴文藻的 民族与国家（1926）一文中看出来。在该文中，吴文藻对民族和国家作了厘清：粟后发等：“多元团结”到“多元一体”的转变逻辑及当代价值752023年克拉玛依学刊民族学研究“民族乃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之对象，故为一文化的及心理的概念；国家乃政治学，国际法学，社会学及其他种种社会科学研究之对象，故国家系一最普遍之概念”11。此段话清楚表明，吴文藻认为民族是一个怀抱共同文化、语言等的人群组成的社会。换言之，民族是一个文化概念，表现在语言、风俗习惯上，而国家是一个政治统一体，表现在政体和主权上。在此基础上，吴文藻（1926）指出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国家可以包括无数民族，一个民族亦可以造成无数国家”。近代中国有文明（文化），有民族团体，但是没有国家团体，然而“在现代人类文化的境界中，多民族国家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团体”，“民族”是精神（道德一体），“国家”是具体的社会制度，寄托着这种价值观念在物质上，它是一切地域团体的兼并及扩大的团结，在精神上，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体现；而没有政治国家观念，文化的民族是无法立足的。”11显然，费孝通继承了其师吴文藻的民族观。在费孝通与顾颉刚的商榷一文中，不仅观点与吴一致，甚至一些语句直接引用了吴的原文。吴文藻和费孝通的民族观，可以由两对关联词概括：“民族-文化”和“国家-政治”，即民族代表着文化的多样性，一个民族并不只对应一个国家，多元民族（文化）也可以组成一个政治统一体（国家）。面对祖国遭受欺凌，吴文藻和费孝通对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有着强烈的期待，他们都希望通过强大的国家来统摄多元民族，而不是由单个民族来确定政治边界。他们都认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多元性和丰富性才是构成大一统国家的基础12。在清华所受的学术训练对其影响也十分深远。清华的导师史禄国引导他转向了体质人类学。在清华读书期间,他的主要的任务是进行人体测量以及从形态上断定人所属的种类。这为费孝通的民族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费孝通根据史国禄收集的材料，将沿海一部分人民按照不同的体质划分为六种人种，他指出“若我们国境之内所有人民，都能加以研究，所有人种的类别一定要比上述多出好多倍。其分布的情形一定更复杂，各处的调查都完毕之后，我们才能明白中华民族的结构。在这结构中，我们才能明了现在的种种的民族问题。”13换言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训练的让费孝通看到，在中国境域内，无论是在体质上还是在文化和语言上，都存在着多元类型。结合以上内容，就能明白费孝通1939年所认为的中国不仅存在汉、满、蒙、回、藏等民族，还存在其他少数民族。后来，这种文化民族观并没有减弱，而是不断地强化。留英期间，费孝通又受到文化功能学派的影响。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把人们的生活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不同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为整体生存发挥作用。其中，文化是马林诺夫斯基最为强调的，文化决定和改变着个人使之与其他人进行可能的合作，影响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14。费孝通继承了其导师的学说，当他把研究关注从英国的人类学对“未开化”的原始部落转换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上的差别作为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分的标识一直处于一个核心位置。更进一步，他从来没有把文化的差别放置于历史进步观中。在费孝通那里，文化没有进步和落后之分，从功能论看，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民族或族群中不可以分割的部分，与经济、政治相配合，对民族和族群的生存起着作用，无论这个民族处在何种阶段。顾颉刚和费孝通都期待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两者的思路不同，顾颉刚顺从了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主张，要为中国找到一个民族实体。也就是说，从当时的形势出发，顾颉刚先生其实并不是要否定“民族”之间的差别，而是要消融其他民族的政治性以及带来的潜在的危险，以保证中华民族的政治主权。而受吴文藻的影响，在费孝通那里，“民族”始终是一个人类学上的文化实体，文化、语言和体质上的差别构成了762023年 第4期民族的多元性。而在谋求政治统一体上，是反对民族歧视和压迫，形成民族平等的国家。例如，他说道：“若是我们的国家真能做到 五族共和，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到各分子的爱护。”8也就是说，在早期阶段，费孝通是希望通过民族平等来实现民族团结,进而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他早期的民族观可以概括为“文化为里、民族多元、政治平等、国家一统”。三、民族调查：社会历史中的多元民族在文化-民族观之下，吴文藻和早期的费孝通认为国家建立不是简单地依靠民族的同一性，而是在于不同民族之间能够平等和团结。民族矛盾来源是不平等的待遇和利益，尤其是大民族对小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一旦民族存在矛盾和冲突，稳定的政治团体也就无法达成。这种主张与当时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不谋而合。因此，费孝通很快被吸纳到新政府中来。民族调查让费孝通切实地看到了民族的多元性。费孝通早年时期，对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并不多，只有在1935年硕士毕业以后，去往广西大瑶山进行了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看到不但瑶汉间有界线，而且在瑶民之间，各个族团根据文化、语言等的不同，各有组织，不相通婚，时有冲突15。可以说，这次调查初次印证了他从老师们那里继承而来的民族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此前提出的民族平等团结的纲领，开始制定民族政策。在制定相关政策的过程中，新政府和学者没有调查便无法制定党的民族政策，也无法执行，进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