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评点中的“奇正”观念及其理论蕴含.pdf

第38 卷第4期2023年8 月齐鲁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Qilu Normal UniversityVol.38No.4Aug.2023三国演义评点中的“奇正”观念及其理论蕴含朱嘉璇（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 5 0 10 0）摘要：“奇正”观念大概源于周易阴阳双构思维，最初被用于兵学，后被引入文论，终在小说批评领域中显示出丰富的审美蕴涵。在毛纶、毛宗岗父子等评点者看来，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三国演义，以“奇”为美、以“正”为本，既凭着对“奇人”“奇事”的书写以及“奇笔”运用取胜，又常常合乎正规常则。这种“奇正相生”观念体现的是中国古代“正经”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只有将“奇”与“正”巧妙结合，才能达到既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又依经傍史、符合正道的创作效果，实现小说审美与教化层面的双重价值。关键词：三国演义；奇正相生；依经立义中图分类号：12 0 7.4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 0 9 5-47 35（2 0 2 3）0 4-0 140-0 7周易阴阳双构思维影响下的“奇正”观念，最初被用于兵学，后被引人文论，在诗文批评、书画批评与小说批评中都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因而颇具理论价值。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三国演义，蕴含着独特的“奇正”观念，对于该书的奇书文体、奇笔运用以及奇人书写，以往学者多有不同程度的探讨，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鲜有从“奇正相生”的角度对该书的评点作系统性的探究。因此本文拟通过对评点中“奇正”术语的梳理与考释，发掘其背后蕴含的理论价值与审美意涵。一、“奇正”观念的生发及其小说批评运用在周易阴阳双构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哲学史、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史中的许多思想观念都带有相反相成的辩证性质，“奇正”便是一组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奇正”一词首见于道德经：“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12 8 0 意思是说，治国理政要用正道，克敌制胜则用诡道。这种论说中蕴涵着较为明显的“正统”观念，即以国家礼法秩序为“正”；而“奇”作为“正”的对立面，附于怪异、邪僻、诈等“负”面，乃是对礼法规范的悖逆。又据左传隐公十年载，郑庄公取、防二邑，却未占为已有，而是转送毗邻二邑的鲁国，故称郑庄公“可谓正”，原因是其“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2 16 8-6 9，这显然是对符合周礼规范之“正”的极力推崇。随后，兵家孙武将“奇正”思想引人军事领域，并关注到“奇”之重要价值。其孙子兵法最早提出“奇正相生”这一说法：“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熟能穷之。”3134作为我国古代兵法中的重要范畴，“奇正”思想的具体内涵在于：在兵力部署上，担任正面作战、钳制敌人的为正，负责侧面进攻、突击设伏的为奇。在战法上，明攻为正，偷袭为奇；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在孙子看来，要想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必须善于运用变化无端的“奇正”之法：“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34事实上，兵法上的“正”也包含着“规范”“正统”之意，而“奇”则涵盖了“出其不意”“出奇制胜”等意味，正如清人薛雪所言，“鼓之则进，麾之则却”为“兵之正也”，“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收稿日期：2 0 2 3-0 3-0 7基金项目：本文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术语考释与谱系建构”（19 ZDA24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朱嘉璇（19 9 8 一），男，江苏泰兴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总第2 18 期则是“兵之奇也”46 8 6。在兵家眼中，“奇”和“正”是一组相反相成的概念，而且“奇”与“正”这对矛盾不仅难分高下，甚至“奇”具有超越“正”的克敌制胜作用存在，因而兵家对“奇”这一概念有着强烈的肯定。战场形势的瞬息万变造就了兵法运用的奇幻莫测，文学创作与批评亦是如此，文人执笔操斛、遣词造句宛如武将上阵用兵、披坚执锐一一兵学与文学向来存在互通关系，古人曾明确指出：“文章一道，通于兵法。”5 48 3文学批评中的“奇正”观念正是源于兵学思想。最早将“奇正”概念引人文论者，是南朝刘，其文心雕龙日：“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6 10 7 具体说来，刘所谓的“正”，以儒家“温柔敦厚”“中正平和”思想为标准，可解释为正规、正常、正宗，如谐隐篇所云：“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6 15 7 这与他的原道、征圣、宗经思想同出一辙，也和孙子兵法中“正”的含义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刘所说的“奇”则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含义，不仅有沿袭于孙子兵法的奇特、新奇之类的褒义，如“奇文郁起，其离骚哉”6 4；也有怪诞庸俗等贬义，如“辞人爱奇，言贵浮诡”16 16 3。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当“奇”与“正”对举时，“奇”通常表现为贬义，“逐奇而失正”便是刘对南朝诗人偏好诡巧风尚的明确反对，“文反正日乏，辞反正为奇”6 10 7等论述亦表现出其鲜明的贬抑态度。不过，在刘眼中，“奇”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他认为：“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6 10 6 因此，当“奇正”同时出现时，并不单单指向某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活动过程，是将“奇”和“正”两种质素相互调节以达到文学的最佳效果的过程这一点又和孙子兵法中的“奇正”思想遥相呼应，不固守“正”，也不片面强调“奇”，在不偏不倚中追求“中和”之美，以达到“奇”与“正”的交融与和谐。继刘之后，历代诗文家也无不注意到“奇”范畴对于诗文创作的重要价值，并积极探索“奇”与“正”之间精妙玄微的关系。唐代皇甫把“奇”齐鲁师范学院学报视作不同庸常、富有创造性的特点加以推崇，他认为：“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7 6 7 对于如何处理文章之“奇”与“正”的关系，他提出：“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7 7 深刻把握了“奇正”论的内在关联与文学价值一一即以内容上的“至正”思想为统摄，辅以形式上的“非常”之行文，方能创作出不朽文章。唐宋以后，“奇正”论开始更多地涉及诗文创作的具体技巧。元代杨载诗法家数尝日：“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18 7 31-7 32认为诗歌创作应当将常规的写作技法与出奇的运篇技巧相结合，尤其关注到“奇”与“正”之间能够相互转化的重要特质。观诸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自古以来便有“尚奇”传统。六朝志怪小说“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9 12 8，以广搜世间奇异之事为已任。唐人小说更是被后人直接用“传奇”以命名，凭借对凄婉情事和人物奇遇的书写确立了自身“奇”的特质，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对此有过论述：“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欲绝，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10 13明清以降，“奇正”观念大量渗透进小说批评，生发出与前代诗文批评中不同的蕴涵，对中国古代叙事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万历年间，徐如翰在云合奇踪序中指出：“天地间有奇人始有奇事，有奇事乃有奇文。正惟奇正相生，足为英雄吐气，豪杰壮谈，非若惊世骇俗，吹指而不可方物者。”0 0 3如其所言，小说创作固然要凭借对“奇人”“奇事”“奇文”的书写来实现博人眼球、引人入胜的目的，但出色的“奇”应当有“正”的思想作为依托，符合常理、正道，做到“奇正相生”，才能达到既可信又有趣的艺术效果。清代孙桐生妙复轩石头记叙也有类似的论调：“是书之所以奇，实奇而正也。本谈情之旨，以尽复性之功至其立忠孝之纲，存人禽之辨，主以阴阳五行，寓以劝惩褒贬，深心大义信乎其为奇传也。”16 9 作为世情小说之典范的红楼梦，固然以“谈情”为本质属性与创作导向，但如果任由“情”泛滥，而:141.142.不以“正”来约束，则不免沦入“奇而不正”的境地这里所谓的“正”就是指符合传统社会规范的三纲五常等道德准则。“奇正”观念发展到明清时期，既吸收了前代“奇正”风格论、“奇正”技法论的理论内核，又根据小说自身的特质，更多地关涉到“正经”“正统”等思想内涵，显示出明清小说批评家对小说“有补于世”特质的极力推崇。概而言之，“奇正”概念主要生发于兵学，最初用以言说兵法之变化无端，后进人诗文批评领域，成为历代诗家、文家的有意追求和评家的着意点，生发出“执正驭奇”“奇正参伍”等著名理念。在“奇”与“正”的博奔中，历代诗文创作与理论得以不断发展，显示出各个时代迥异的艺术风貌。明清时期，小说创作一方面秉承“尚奇”传统，有意追求“怪异之奇”“幻中之奇”乃至“庸常之奇”，另一方面则以代表着社会道德与规范的“正”为规训，强调小说在“正”约束之下的“奇”，“奇正”批评术语便随之在小说批评中大量出现，其内涵也得到进一步充实。在小说批评者眼里，唯有做到“奇正相生”，小说家才能在其创作中达到劝世治心的效果，才能恰到好处地实现其艺术价值。二、“奇正”观念在三国演义评点中的显现受小说“尚奇”传统影响，明清小说批评尤其注重对“奇”特质的挖掘。清代李渔曾引冯梦龙“四大奇书”之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日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12 135 托名金圣叹的序言亦曾将三国演义与“六才子书”作比较，认为“奇又莫奇于三国矣”，并指出：“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12 11可见，明清小说批评家对于三国演义之“奇”已经有了充分关注与准确定位。在三国演义评点中，关涉到“奇正”的术语很多，有评点者曾明确表示“尝欲探索其奇，以正诸世”12 2，因此对该书之“奇”与“正”的探讨向来是评家们关注的重点。仅以毛评本为例，就有共计七十余回涉及到“奇正”，虽常以“奇”的面目单独出现，但明显受到“正”朱嘉璇：三国演义评点中的“奇正”观念及其理论蕴含2023年第4期的思想统摄，“奇正相生”在这部“奇书”的创作与评点中得到了完美体现。首先是异乎寻常事理之“奇”。三国时期作为“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涌现出各种层出不穷的奇人、奇事，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提出“三奇”之说，分别是诸葛亮、关羽、曹操，并强调：“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也。”12 6 三国演义对于“奇人”的书写确实精彩绝伦，曹操有着超乎常人的诡诈，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贪婪、自私、残暴，但他不杀陈琳、不追关公、不臀国号，又俨然是爱才、重义、忠正之人一一凡此种种，都完全超出了普通人的寻常生活体验与识见，将“奸”与“雄”两种品质都表现到了极致，因此足以称得上“奇”。毛宗岗在第十七回总评中指出：“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令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已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12 0 5 然而，曹操这一形象之所以具有历久弥新的文学魅力，除了具备异乎寻常的“奇”，亦有着合乎事理的“常”。第三十三回，曹操攻破冀州城，见到袁熙之妻甄氏后，惊呼“真吾儿妇也”，遂令曹丕纳其为妾。对此，毛宗岗评日：“奇绝，幻绝。李渔评道：“杀其子，夺其妇,亦奸亦真。12 413事实上，贵为汉室丞相的曹操，在剿灭袁绍势力后，自然有权力瓜分其一切财物，对于有着“玉肌花貌，倾国之色”的甄氏，向来贪色的曹操却并未占为己有，而是将她许配给了与其年龄相仿的曹丕，为爱子觅得佳人。“杀子夺妇”这一做法虽然违背了现代价值观念，但若考虑到汉末的时代背景，则又合乎情理与逻辑，所以李渔说他“亦奸亦真”一一曹操的奸诈贪婪以及对儿子的宠爱，在此处充满了凌驾于小说虚构之上的真实性与现实感。可以说，曹操之“奇”在平凡与超凡之间达成了一种和谐，他既是异乎寻常的“奇人”，更是真实可感的普通人，因此才散发出经久不衰的人格魅力与文学张力，难怪就连毛宗岗也称其“权诈可爱”。除此之外，对于刘备跃马檀溪、诸葛亮七星灯命等事，评点者也常以“奇奇”“奇绝”等语点评一一现实总第2 18 期生活中发生的违反常理之事，达到了出人意料的传奇化效果，正所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小说叙事正是在“奇”与“常”的博奔之间达到了审美与艺术的高峰。其次是对标伦常纲纪之“奇”。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王朝建立在以伦常纲纪为基础的社会规范之上，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