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科学化”的发轫、演变与转归.pdf

292023 年第 3 期 总第 202 期科学传播“中医科学化”的发轫、演变与转归 刘 洋 郑俊一面对“科学性”的质疑，近代中医开始了“中医科学化”运动。主张以科学方式整理中医，目的是保存和发展中医。但“中医科学化”的道路，无法绕过中医“不科学”的窠臼。只有采取对中医、西医兼容并蓄的立场，才能在未来发展形成一种完整、系统的生命科学。“唯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蓬勃发展，“科学”被大家视为绝对性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在此背景下，中医一直面临是否“科学”的拷问。近代社会将西医作为“科学”的同时，又将中医放在对立的立场，认为中医并不“科学”。为了使中医更加“科学”，近代中医界被动或主动地接受了“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发出了近代“中医界人自唱起来最有声浪的口号”1。但提出口号后，却又在如何实现“中医科学化”中不断纠结。“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中医国际化”在新中国成立后都从未脱离出“中医科学化”的思想烙印，最终毫无例外地深陷中医“不科学”的泥潭。当“中医”遭际“科学”近代之初，“科学”进入中国，彼时中医还没有被置于对立面。1914年神州医药学报刊发了新加坡名医黎伯概撰写的论科学不能打消神话与中医之非神话文章，他认为中医“为物理的、本国的、悬谈的；而非化学的、世界的”但是“又绝非迷信的”。2这是社会和学界普遍对“中医重理论，西医重实验”的认识反映。31919年成立的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还认为中医的思想是“真理”，而西医则是现代意义的“科学”，于是确立了“以阐发中医真理，参证西医科学”的研究会宗旨。4同时，中医界认为时下急需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将中西医改进和汇通。1915年9月，陈独秀发表的敬告青年，声讨专制和蒙昧，极力呼唤新民主和科学，由此新文化运动开始。5新文化运动高举着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全方位推进中国的政治、科学、经济、文化等方面，促使各方面发生重大变革。中医作为中国文化中蒙昧与迷信的代表位居被批判行列。1916年，拥有留日背景的余云岫在他所著的灵素商兑一书中提及运用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批判中国的传统医学理论。他否认中医是进化的、科学的，反而肯定西方的新医学是进化的、科学的。6他只承认中西医之间的时代差异性，忽视或不承认中西之间的类型性或民族性差异。7随着“科玄论战”的进一步深入，中西医言论趋向于两个极端。一种是主张全盘接受西方医学，打着图强兴国的旗号；另一种则是拒绝接受西方医学，并打着维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利益的旗号，认为中西医概念并不同，西方医学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他们采用比附的方法，从中医内在的含义解释，中医的本源中就包含着科学的成分，认为中医的科学性古已有之。薛复初将中医的概念逐一运用现代科学的理论进行“新解”，例如“气数”“五行”“阴阳”“五运”“六气”等一系列概念，尝试寻找中医学说的原有科学含义。8杨志一从“科学的概念入手”，解释“科学是一种广义的形容词”，只要合乎“有系统的道理，便可以说是科学的”，进而推断出中医学“无疑是系统的”。9魏步宽也认为“中医学含有泰西科学的精义”。10而田查康也认为中医可以称为面对“科学性”的质疑，近代中医开始了“中医科学化”运动。主张以科学方式整理中医，目的是保存和发展中医。但“中医科学化”的道路，无法绕过中医“不科学”的窠臼。只有采取对中医、西医兼容并蓄的立场，才能在未来发展形成一种完整、系统的生命科学。30 2023 年第 3 期 总第 202 期科学传播“哲学的科学医”。11“中医科学化”的发端追溯“中医科学化”这个概念提出的整体过程，首先要考究的是“科学化”这个概念是如何提出的。最早关于“科学化”的论述见于1921年，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连载的由李继桢、夏丏尊翻译的高畠素之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哲学的科学化，提出了“科学化”这一概念。12之后，关于外交科学化、教育科学化、农业科学化、哲学科学化，甚至办公科学化、国文教育科学化等一系列观点层出不穷，“科学化”成为社会新风尚。随后陆陆续续成立了一些协会，如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131929年，褚民谊所发表的什么叫作科学化的新医，他的观点认为新医（西医）是“将医学科学化了”。他定义所谓“医学科学化”，“就是研究医学的人，不仅懂得生理、病理、解剖、治疗等，而且要知道数学、化学、物理学、博物学等，因为上述各种学问，均与医学有关，并能在医学上得到应用。”14同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废止中医案”，西医作为“科学”得到深入推广，中医则被斥为“不科学”贬为“旧医”，意欲废止。期间，时任卫生部部长薛笃弼面对记者的质疑诡辩：“余极力提倡中医”，但前提是中医“须要科学化”，要求中医“悉心研究，加以改良，不受天然淘汰”。15“中医科学化”在此敏感节点提出，迅速为社会关注。面对事关生死的“废止中医案”，中医界一些进步人士在与西医界论战的同时，也开始反思：“科学不要中医，但中医不能不要科学”16，“中医不欲自存则已，苟欲自存，舍取用科学，别无途径”17。于是也主动接受西医，并提出用“科学”的方法改造和革新中医，从而谋取中医发展的合理性，并且改善中医的生存环境。1931年成立的中医在行政界的代表中央国医馆，就表明“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181933年6月12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国民党中委委员、国医馆名誉馆长陈果夫先生作了关于医学幼稚及中医科学化必要的报告，他认为要“切实研究科学，使中国医学科学化，使中国的医学用科学方法整理，这是目前最迫切的事”。19，朱松在中医科学化是什么？一文提及了“中医科学化”的定义，即“用科学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旧有的医与药，使中医中药成为一系统的科学的过程”20，此观点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中医内部的“科学化”分歧在“中医科学化”运动中，中医界内部形成了温和派、激进派、否定派三个阵营。温和派提出“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并以保存和发展中医的观点出发，阐述不否认中医的论述。他们的观点认为中医比西医缺少实证性和确切性，以科学的方式整理中医。但同时他们也认为，中医的演进与发展需与现代科学的步调一致，并且要注意如何发展中医学的长处。1934年，“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不背于近世学理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其方术确有实效，而理欠明者，则采用近世学理以证明之”21的观点被忠实地反映在中央国医馆的整理国医学术标准大纲中。同样丁福保也提议：“所谓科学化者非仅徒托空言，必求之实际。即医说必循生理、病理学之正规，方剂须循理化学、生物学之原则至少限度，吾新中医界在理论方面应接纳传染病学说、内分泌说、维他命说，在治疗方面应采取各种特效疗法。”22“中医科学化”的激进派认为中医的经验可贵，但是理论不科学。代表人物是陆渊雷、谭次仲、施今墨、何云鹤、张赞臣等。陆渊雷认为“中医除治疗方法外，其理论知识绝少，或可说是没有可取的。用了中医的治疗方法，不用西医的理论知识，那就成了个医匠，不能算医学家”。他基本否定黄帝内经，认为“内经非但不可作入门课本，且不可作正常科目”。在其伤寒论今释叙例指出：“中医取戾之道，固在医经，不在经方”，“伤寒杂病之分于科学的病理上无可依据”。故他研究伤寒只采其方药经 312023 年第 3 期 总第 202 期科学传播验，有关病因病理解释则利用当时西医的细菌学说，为此解释道“鄙人治医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论”。23谭次仲认为“中医玄理是万恶之丛薮，玄理不绝，中医必灭”，主张中医必归于科学医之途。他认为中医建立于经验，肯定中医经验的有效性，但认为经验是不统一的。24总之，这些中医科学化激进派人物普遍认为“中医之必当科学化，所以循进化之顺序，应世界之潮流，为国家社会计，为中医自身计，皆无可逃避者”。他们虽然承认中医的实际效果，但对中医传统理论持否定态度，主张把中医纳入西医的科学理论体系之中，其实质是以西医作为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否定派则对“中医科学化”提出了异议。张山雷从中医中药疗效出发，认为“国医治病对证用药其效最捷，何尝不合于科学原理”。25陈存仁则援引孙中山“知易行难”的遗训，认为“总理虽习西医，然平生著作未尝一言中医不合科学”，“病后屡延中医，时服中药”，认为中医合于科学，应当加以保护。26蒋文芳则从“科学”一词的哲学来源上，深入剖析了“中医”与“科学”的问题。主张把诊疗实验（实践）以中医的理论来阐述，并以中医大量存在的符合“科学工作”和“科学方法”的事实，推演得出“说中医不合科学是欺人之谈”的结论。27邓亮则以“中药如全依照科学方法精制后，必有不能维持其原有之效用者”的事实，对中药提出质疑。例如全依照科学的方法精制后，中医是否能够维持原有的效果。28顾惕生干脆认为“西医所谓科学化乃打官话，中医所谓科学化乃做时髦”。29张拱端则建议“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不如中医吸收科学为妥”。30“中医科学化”内涵外延之演绎虽然存在不同的认识，但伴随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化运动”的勃兴，以及陈果夫等政要名人的推动，“中医科学化”以更加主动的态势，更加广阔的范围在中医界实施。但原本为了回应“中医不科学”而出现“中医科学化”，并不因此让“废止中医”派接受。余云岫批驳“中医科学化”：“不过萃古来医说，任意去取，杂以一知半解之新空论”，“是使群盲辨色，群聋审音。”31随着争论的进一步深入，“中医科学化”关注的焦点从中医学术理论的“科学化”，向建立中医的“科学”制度、体制转变。中医界多次指出“教育行政机关立案之中医学校毕业，为开业中医应具资格之一种”，强调“中医即不科学，更不能谓中国医学无科学化之可能与权利，而降低其地位，缩短其学年，使无科学化之机会”。1940年，时逸人提出，“学术系统化、科学化；经验集中化、实验化；药物生理化、化学化；治疗机械化、实际化；卫生预防化、政治化”32的观点，扩展了“中医科学化”内涵。黄国材认为：“学术之改进，必先有统一之教育”；“治疗之改进，尤宜多设医院”；“政治之改进，教育部必列于系统，编成中医学校法、中医医院法及考试中医法、中医卫生局法、奖罚中医法”；“公共卫生之改进，每县设一公共卫生讲习所”。33人们还对形式上的“科学化”持否定态度，认识到单纯“采用听诊器体温表以助诊断，使用注射法消毒法施行治疗”就是“科学化”的观点是片面的。提出真正的科学化要“在精神上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方法上多多怀疑，多多试验。”341944年，“作为一个学习西医的先行者，其时大文豪和学者”的郭沫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医科学化的拟议，认为“应该科学化的不仅是固有的国医或中医，就是自认为科学化了的中国西医，也是非彻底再加科学化不行的。”35他的观点获得人们的广泛赞同。这样，不仅在形式上将“中医科学化”的内涵扩大化，而且在内容上也使中医更加适应现代科学的精神；在外延上同样拓展为不仅要整理和改进中医的学术理论，而且要改进中医的体制。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科学化”的转归1950年，中央卫生部把“中医科学化”作为卫生发展的口号再次提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说明：“所谓中医科学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涵义：第一，要学习医学科学的基础知识，懂得32 2023 年第 3 期 总第 202 期科学传播生理、解剖、细菌、病理和传染病的管理。第二，与科学家共同配合研究中药，分析配方，确定性能。再次，研究中国的针灸、发掘古代的临床经验，使之科学化。”36这种“中医科学化”的实施结果，导致是中医医生学习西医，转向西医。37连“中医科学化”的激进派代表陆渊雷也深感忧虑：“政府虽无消灭中医的意思，但从大会中卫生部的报告看来实际上中医已没有再产生的门路了；既是叫中医不能再产生，也就与消灭中医无异。”38由于弊端日益暴露，从1954年下半年起，中央开始纠正卫生行政部门的错误，提倡西医学习中医，“中医科学化”的口号遂被“中西医结合”所取代。39但是，对中医“科学”的怀疑，远未因为政策的调整而减少；对中医“科学化”的脚步，远未因为口号的改变而停歇。“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的渐次提出，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而提出，都有“中医科学化”的思想和目标的印记。但最后“中西医结合”成为“中西医混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