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办报”视角下媒体融合的政治逻辑.pdf

312023/32023/331探索与争鸣“政治家办报”视角下媒体融合的政治逻辑 成 倩【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政治家办报”理念在“传统传播体系-现代传播体系-全媒体传播体系”这一过程中的意义变迁与话语轨迹，探寻既定时空中“政治家办报”理念的不同历史规则与实践策略，为理解中国语境下“媒体融合”的政治逻辑提供了历史视角。在“政治家办报”理念的演变脉络中，由“三闻原则”到“四全媒体”的实践方案，体现出“政治上的毫不妥协”与“智性上的雅致”的双重特点。“政治上的毫不妥协”指该理念内在的政治逻辑，即政治始终是最为核心的要素，这决定了媒体融合必定是一项国家战略；而“智性上的雅致”指的是媒体融合闪烁着科学的光芒，不是服务于政治实践的单纯的口号与方针，而是根植于中国特殊的政治语境与媒介生态环境，在特定的新闻实践中孕育的具有时代先锋性的“建设方案”。【关键词】政治家办报；媒体融合；政治逻辑；四全媒体；三闻原则【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作者简介】成 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引 语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新时代背景下新闻舆论工作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等领域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报告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再次强调了新闻舆论工作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联，即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安邦定国的大事，也进一步凸显了推动媒体深度融合的内在政治逻辑，即“媒体融合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和传媒业务问题，而是传媒政治问题，关乎执政党基于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合法性、社会认同重塑等问题，关乎执政党如何在新传播格局中重建传播领导权和话语权问题”1。可见，当前以“四全媒体”为主导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成为推动媒体深度融合的新任务，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政党在“新时代办报”时新的新闻实践方案，充分体现了“政治家办报”的理论光芒。将“政治家办报”理念作为理解中国媒体融合的窗口，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政治家办报”是中国新闻舆论工作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一盏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先锋性的“长明灯”。纵观历史，“无论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322023/32023/332探索与争鸣共产党意识形态发展史上，坚持政治家办报都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2。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政治家办报”思想的直接理论渊源，毛泽东为“政治家办报”提供了原初的“思想主干”，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新闻宣传和舆论思想为“政治家办报”提供了充足的“有机养料”，不同时代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实践方案本质均是“政治家办报”的外化表述与行为印记，而媒体融合作为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理念与战略，自然与“政治家办报”思想息息相关。二是“政治家办报”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政治担当与丰富的实践指导作用，有利于人们在历史长河中动态看待政府与社会各界沟通的演化逻辑，从而全面理解当下媒体融合的政治运作逻辑。在百年的时空脉络中，“政治家办报”留下了一条鲜明的内涵演化轨迹与变迁痕迹。从传播技术本体论视角出发，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传播生态分为“革命传播体系传统传播体系现代传播体系”三大样式3，这与“政治家办报”的演化轨迹紧密契合。革命传播体系（1921年至1949年）对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阶段，其新闻实践于浴血奋战中磨砺出了“战斗”的政治色彩，新闻是战斗的号角，亦是武装头脑的武器。传统传播体系（1949年至2000年）则对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主要部分。1957年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的思想，延续了革命思维的惯性，具有鲜明的政治工具特性；改革开放的浪潮又赋予了“政治家办报”新的发展动力与思想活力。现代传播体系（2001年至今）则对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时代精神重塑着“政治家办报”的思想内涵与实践边界。本文借鉴“革命传播体系传统传播体系现代传播体系”这一框架，在此基础上增加“全媒体传播体系”这一传播生态，集合“政治家办报”提出的具体语境，构建“传统传播体系现代传播体系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分析框架，梳理“政治家办报”的具体变迁轨迹，探寻既定时空中构成“政治家办报”话语的社会语境、知识资源和实践策略，为理解新时代中国语境下“媒体融合”这一国家战略的政治逻辑提供历史视角。一、“政治家办报”理念提出的社会语境1949年，“共产党武装革命成功，新闻宣传斗争武器的功能世所共识，党组织高度掌握新闻舆论权，是为建国初的现实存在”4。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国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由革命转向了建设；国际上，面临着美苏对立格局下西方对中国新政权的孤立、威胁等挑战。在国内外政治形势剧变的背景下，明确与建构民族主体价值、巩固新生政权成为一切工作的指向。而巩固新生政权的核心任务便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造与重塑。新闻宣传工作自然成为党在新阶段实现其宏图伟业的重要武器，思想政治教育与新闻宣传的作用被不断强调，“宣传工作做得不好，可能使我们处于被动，犯错误”5。这一阶段，党领导的新闻宣传事业的使命逐渐从救亡图存与民族解放转向国家观念的确立与政权合法性的建构，在方法论上的特征便是新闻的政治化、媒体的机关化。具体表现为：通过新闻宣传工作改造旧的意识形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利用各类新闻传播手段与工具培育阶级意识，构筑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与共同体意识，强化民众对新中国的心理认同；凭借新闻宣传凝心聚力，赢得民心，宣传社会主义价值，建立精神与道德层面的威望，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奠定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6。这些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宣传的根本主张，这为“政治家办报”这一具有极强政治色彩的理念的提出提供了历史语境。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自主探索之路，新闻宣传工作逐渐由“革命”向“建设”转变。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也顺应这一历史转变，在改版时就指出“革命条件下以鼓动、动员积极性来迅速一统到底的332023/32023/333探索与争鸣宣传模式，需让位于从读者需求出发、尊重现实需要和客观规律，及时、准确地报道社会发展状况，全面、系统地解释方针政策的新闻本位的办报方式”7。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回归新闻本位”的新闻思想，与毛泽东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看法相悖。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党报始终是“思想斗争”的坚定力量，党的新闻宣传领域是“思想斗争”的主要阵地，党报就是拿笔的“文化军队”，作为党报的“领头者”，人民日报应该始终专注于宣传党的声音。1957年毛泽东将对新闻立场的诉求予以凝练与擢升，提出了“政治家办报”这一命题，要求“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8，这是“政治家办报”的最初表述。二、三闻原则：传统传播体系中“政治家办报”的具体实践在明确了新闻与政治的深度套嵌关系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在实践中践行“政治家办报”原则，即具体怎么做才能使新闻与政治之间实现稳定的制度化勾连，进而将执政党的思想精神真正转化为实体性的认同力量。换言之，执政党怎样将意识形态通过媒体路径，传播到中国社会系统中去，进而构建乃至巩固政治认同9。这其中，“三闻原则”是重要的抓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7年，毛泽东在提出“政治家办报”的同一时段提出了“三闻原则”，并将之作为指导新闻业实践的原则。他指出，“新闻要新，这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不是写历史。但是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10，认为“有些新闻需要抢时间，及时报道；有些新闻要暂时放一放，有了发表的好时机，再放出去；还有一些新闻，则是不能发表的”11。“三闻原则”强调要在实践中根据政治局势对新闻进行类别化处理，这使“政治家办报”具有了初步的可操作性。通过凸显新闻中的正面消息，降低无闻中负面消息的“可见性”，“三闻原则”使政治权力在这种“可操作方案”中发挥最大效力，也因此成为传统传播体系中深深嵌入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理念。改革开放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三闻原则”依旧有效。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物质文明的初步发展，也伴随着“精神产品商品化”等问题。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精神产品商品化”难免会带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中不可避免地充斥着“精神污染”，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12。此时，传媒作为社会思想战线中的重要角色，成为净化精神污染、形构社会精神文明的最有潜力的武器。在政治和市场双重压力下，传媒业形成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新格局。传媒的活力被重新激活，经济上开始独立，业务思维更加开放，“开始从僵化、单一的政治轨道中脱嵌而出，承载广义的新闻信息、服务功能”13。新闻业的本体意识增强，具体表现为传媒类型的增多，如都市报、市场化媒体崛起等，以及报道类型多元化，如监督报道、批评报道增多，深度报道崛起等14。事业单位的属性让传媒的政治色彩始终存在，可以理解为“国家试图从管理层面强化报业的政府主导功能”15。可见，这一时期传媒仍是“以政治为里子，以新闻为面子”，以更为多元化的方式，“为执政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设置舆论议程，凝聚改革共识”16，为当时的经济建设“扫除精神污染等障碍”，让“传媒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17。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社会变革不断深化，经济发展加快，国际局势复杂，为维护国家稳定发展，江泽民多次重释“政治家办报”原则，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讲政治，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具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这是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始终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关键所在”18。“舆论导向”与“舆论引导”概念反复出现在政府话语当中，成为“政治家办报”思想在新形势下的新的实践策略。而“舆论导向是一种媒体运用舆论操纵人们的意识，引导人们的意向，从而控制人们的行为，使他们按照社会管342023/32023/334探索与争鸣理者制定的路线、方针、规章从事社会活动的传播行为”19。这一时期，舆论是一种可以被用来提高执政能力的工具。这里的“舆论”基本可以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画等号20。在这一政治语境下，“三闻原则”具有持久的效力，为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供了保障。三、媒体融合：现代传播体系中“政治家办报”理念的时代调适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成为中国政治场域和传媒场域中最大的变量，传统媒介时期的“三闻原则”在互联网技术语境中的有效性逐渐式微。互联网技术对既有传统传播体系中政治逻辑的冲击，首先体现在舆论生态与传播生态方面，出现了社会性媒体的喧嚣与传播的失序等复杂景观。马克思的科技观曾对技术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作出了生动的阐释，“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1。若以马克思的科技观去看待新传播技术革命，互联网、社会性媒体等技术革命不仅会带来新的生产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传播态势，也会使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被重构。在传统传播体系下，媒介资源配置权为社会管理者所掌握，传播资源处于政治所构筑的闭环内。互联网时代，新传播技术革命的巨大潜能给传统传播体系带来巨大冲击。以广播、电视、报纸为典型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不再是“众星捧月式”的存在，“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的现代传播体系初步形成，出现了自由表达、民主讨论、平等对话、多方互动的新渠道22。媒体传播格局不再是传统媒体时代的“一条道、一言堂”，而是新媒体时代的“人人都有麦克风”；不再是“单向的大喇叭”，而是“横向的众声喧哗”；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喊话的大多数”。这是互联网时代真实的舆论生态。此时，传统传播体系中封闭式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权力结构，转变为开放式的、扁平化的、联结性的网状结构，传播权力为大多数人所有，这使以往的“三闻原则”实践方案面临挑战。例如“新闻”“旧闻”原则中或“用力过猛，授人以柄；或主观臆断，偏离实际；或行为极端，适得其反；或乱扣帽子，混淆视听”23等。此外，“无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