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猛知兵法”与东汉时代的“内外之别”.pdf

73兵学探源“勇猛知兵法”与东汉时代的“内外之别”“勇猛知兵法”与东汉时代的“内外之别”王伟康摘 要：“勇猛知兵法”是汉代最为重要的军事人才选拔制度之一。西汉末年与新莽时，“勇猛知兵法”科曾为政府选拔军事人才发挥过作用。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受到东汉朝廷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的影响，“勇猛知兵法”科的察举标准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当朝廷察举将军的目的是平息内郡动乱时，“勇猛知兵法”科的察举标准通常是“有文武者”或“有文武才”；而当察举将军的目的是抵御外敌、守卫边郡时，察举标准也往往会变为“武猛”或“武猛有谋”。关键词：勇猛知兵法 内郡 边郡 内外之别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2095-9176（2023）03-0073-013收稿日期：2023-03-14作者简介：王伟康（1996 ），硕士，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助教。引言“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强，辅隙则国弱”。1在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对于将领的选拔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将军能力的高低与否，往往关系着战争的胜败，进而影响到政权的兴衰存亡。春秋以前，军事人才的选拔方式较为单一，多承袭世卿世禄制的传统，由王族或贵族子弟来统领军队。春秋以降，世卿世禄制的瓦解与军功爵制的施行，为各国选拔军事人才提供了新的契机，大大增多了人才选拔的范围和途径，吴起、商鞅、司马错、白起、李牧等一大批名将在这一时期得以崭露头角，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秦汉之际，社会形势与统治思想的变化，尤其是官爵分离现象的出现，使得察举制逐渐取代军功爵制的地位，成了主要的选官制度之一。汉代察举制科目繁多，其中也包括专门选拔军事人才的科目，即“勇猛知兵法”科。有关“勇猛知兵法”科，长期以来，或是囿于史料短缺等缘故，学界少有专门研究，大都是在考察整个察举制度时涉及一二，没有展开讨论。如安作璋先742023 年第 3 期总第 45 期No.3General No.45生在汉代的选官制度一文中便曾论及“勇猛知兵法”科在汉代的应用。该文认为，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的“勇猛知兵法”科，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2王震亚、阎步克、黄留珠等先生也多持相同观点。3 4 5 亦有学者由汉成帝孛星见求直言诏中“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6 一文出发，指出“勇猛知兵法”科在西汉时期的察举对象主要是边郡良家子弟。78以上研究都加深了我们对于“勇猛知兵法”科的认知。但是，以往学者多注重研究“勇猛知兵法”科本身的内容，对于“勇猛知兵法”科与汉王朝的政治社会之间的联系述说甚少，存在着进一步的讨论空间。“勇猛知兵法”科的创立，始于汉成帝元延元年（前 12），即前文提及之“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诏。“北边二十二郡”，是汉代与“内郡”“内郡国”相对应的、负责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边郡，因大多位于汉朝北部，故有其名。9可以说，“勇猛知兵法”科自诞生之日起，便与边郡政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止于一时，是十分长久的，且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趋势。尤其是东汉以降，随着东汉政府对边郡的统治政策发生变化，“勇猛知兵法”科与边郡甚至与整个汉代政治社会之间的联系逐渐变得更加复杂紧密，具体呈现为东汉时所执行的“勇猛知兵法”科，凸显了东汉政府在处理边郡问题上的态度，以及内外观念和内外统治政策上的差异。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此方向浅作讨论，以就教于方家。一、西汉早期的武官选拔制度成帝朝“勇猛知兵法”科的出现，并非时人一朝一夕之功，其渊源最早可追溯至汉高祖刘邦在位时。后汉书 光武帝纪引应劭汉官仪曰：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10选拔“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加入军中并对其进行集中授课与选拔性的考试，显然不是征发普通军卒的行为，而是在有目的性地培养既勇猛无畏又熟知兵法道理的高素质的军事人才，以便其在今后承担重要军职，这与后来的“勇猛知兵法”科极其相似。只是对被察举者进行“讲肄课试”的行为，在后来的“勇猛知兵法”科却未曾有见，而这一特殊的举措极有可能是受到了当时政治社会背景的影响。须知，西汉初年，包括将军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皆是凭借军功入仕，“公卿皆武力功臣”11，“吏多军功”12。这一制度虽然在短时间内能够起到稳固75兵学探源“勇猛知兵法”与东汉时代的“内外之别”君臣关系的作用，却并不利于皇权的稳固和发展，尤其是汉初黥布等人的反叛，更是让刘邦意识到了功臣宿将群体存在着的不稳定性。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刘邦试图通过选拔“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来培养新一代的军事人才为己所用，也在情理之中。毕竟相较于功臣宿将，经由君主挑选、培训的将校军士必然会更加具有可塑性，也更能够忠诚于君主，同时还有利于广泛地发掘人才，为将来国家的军事活动做准备。无独有偶，在上述诏令颁布前后，也就是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汉高祖又有诏令，要求天下郡国向朝廷推荐贤才，这一举动也被认为是汉代察举制的开端13：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14高祖以降，西汉政府颁布的察举诏令逐渐增多，孝廉、直言极谏等科目相继出现。但是，直至成帝元延元年（前12）以前，未曾再有专门选拔军事人才的察举诏令颁布。不过，在这一时期，西汉政府常以“良家子”“六郡良寒 子”15或“六郡良家子”的名义征调百姓从军，并选拔其中优异者为军官，其也可以被视作“勇猛知兵法”科的渊源之一。“良家子”在汉代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多指拥有一定资产、身家清白的百姓。16“六郡良寒子”“六郡良家子”则特指出身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个北部郡县的边民。在汉代，由于六郡临近边境，地理位置特殊，17且“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18，其百姓在军事方面尤被重视，通常能够受到选拔与任用。汉书地理志载：“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19详见下表：表 1：六郡籍名将表（汉文帝元年至汉成帝元延元年）姓名主要将职户籍所在郡文献来源张羽将军北地汉书枚乘传李息材官将军北地汉书武帝纪韩安国护军将军北地汉书韩安国传公孙贺左将军北地汉书公孙贺传李广前将军陇西史记李将军列传 汉书李广传李陵骑都尉陇西史记李将军列传 汉书李广传李蔡轻车将军陇西史记李将军列传 汉书李广传公孙敖因杅将军北地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汉书武帝纪赵充国后将军陇西汉书赵充国传廉襃右将军陇西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 汉书刘辅传 汉书孔光传762023 年第 3 期总第 45 期No.3General No.45由表 1 可见，西汉文帝至成帝年间，出身六郡的名将数量极多。仅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就有多人为“六郡良家子”出身，证明了“六郡良家子”在汉代政治社会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具有“六郡良家子”身份的军人，经察举入仕后，若是真正拥有才能，便有机会身居高位，封侯拜将。其中，李广、赵充国、甘延寿三人为“六郡良家子”有着明确的记载，而公孙贺、上官桀、傅介子等，则可以从其起家的官职中窥探一二。如公孙贺“少为骑士”20，上官桀“少时为羽林期门郎”21，傅介子“以从军为官”22等。骑士、羽林期门郎多为“良家子”的起家官23，故公孙贺、上官桀、傅介子等人也极有可能出身于“良家子”，并经由“良家子”身份入仕为将。除“六郡良家子”外，如冯奉世等非六郡出身的“良家子”亦能通过察举入仕，“冯奉世字子明，上党潞人也，徙杜陵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选为郎”24。仅从冯奉世的经历来看，非六郡出身的“良家子”似乎与“六郡良家子”有所区别，但究竟是何情况，囿于史料，不敢妄断。可以肯定的是，以“良家子”“六郡良家子”或是“六郡良寒子”身份察举入仕者，皆能够担任一定的官职，并会在展现出军事才能后，逐步被提拔为高级将领。可以说，选拔“良家子”“六郡良家子”“六郡良寒子”进入军中任职的行为，已基本具备了“勇猛知兵法”科的雏形。与后来出现的“勇猛知兵法”科不同的是，西汉政府选拔“良家子”“六郡良家子”“六郡良寒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从中再次挑选具有“材力”者来担任军官，同时也是在为君主选拔精锐填充禁军：（建元三年）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25二、“勇猛知兵法”科的出现与应用成帝元延元年“勇猛知兵法”科的诞生，是西汉政府在总结以往政府察王围强弩将军北地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辛武贤酒泉太守陇西汉书辛庆忌传辛庆忌车骑将军陇西汉书辛庆忌传上官桀左将军陇西汉书霍光传 汉书外戚传王莽右将军天水汉书武五子传路博德伏波将军西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汉书武帝纪傅介子中郎北地汉书傅介子传范明友度辽将军陇西汉书宣帝纪 汉书匈奴传段会宗西域都护天水汉书段会宗传甘延寿西域都护北地汉书甘延寿传（续表 1）77兵学探源“勇猛知兵法”与东汉时代的“内外之别”举军事人才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革新。26首先，“勇猛知兵法”科的察举范围大大扩展，从以往常见的“北边六郡”更变为“北边二十二郡”。“北边二十二郡”，包括辽东、辽西、上谷、渔阳、右北平、代郡、雁门、定襄、云中、朔方、西河、五原、北地、上郡、陇西、天水、安定、金城、敦煌、张掖、武威、酒泉在内的二十二个位于汉廷北方的边郡。这一范围不仅涵盖了原本的西北边郡，也将东北边郡纳入其中。主要原因可能是文景以后，汉东北边境频频出现与少数民族如乌桓、扶余等的冲突，东北诸边郡的战略地位随之提高，民众风俗逐渐趋于尚武，此地成为优秀的兵源基地。同时，“勇猛知兵法”科略微降低了对被察举者的身份要求，即不再要求被察举者拥有“良家子”的身份。一部分出身卑微的民众有机会参与其中，从而进一步扩宽了察举范围。其次，“勇猛知兵法”科完善了军事人才的考察标准，不再唯“材力”选人，被察举者若能够“知兵法”，也同样可以被列入察举的对象。从侧面反映出，西汉政府之所以会开设“勇猛知兵法”科，主要目的并非要选拔普通的猛士或军官，而是要寻找能够统御一方大军的将才。再次，“勇猛知兵法”科明确规定了选拔人才的数量和举荐方式，即“郡各一人”。限制军事人才的选拔数量，这在以往的诏令中是未曾见到的，或与其察举目的是选拔将才有关。总之，相较于以往的军事人才选拔方式，“勇猛知兵法”科的制度内容更加完善，有了统一明确的人数规定、举荐方式、察举标准、察举范围和察举目的，并且开始呈现出制度化的趋势，具备了相当的稳定性。只是由于成帝崩逝后不久，王莽便代汉立新，故在西汉时期，举行“勇猛知兵法”科的次数并不算多，可见的只有哀帝、平帝时各一次：（建平四年）冬，诏将军、中二千石举明兵法有大虑者。27（元始二年）秋，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诣公车。28实例虽少，但不难看出，西汉末年，“勇猛”与“知兵法”已然成为西汉政府选拔军事人才的标准之一，“勇猛知兵法”科也因此进一步得到确立与发展。此外，新莽时亦有见以兵法取士之例，或为承袭“勇猛知兵法”之制：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29三、“勇猛知兵法”科与东汉时代的“内外之别”初始元年（8）王莽篡汉立新，西汉灭亡。然新朝短祚，很快便为绿林、赤眉起义军所灭。出身绿林联盟的刘秀作为新一代的统治者，在建武元年（25）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即位称帝。作为782023 年第 3 期总第 45 期No.3General No.45刘汉皇室后裔，刘秀在延续“汉”国号的同时，也将西汉制度基本承袭了下来，其中自然而然也包括察举制中的“勇猛知兵法”科。但不同于西汉，东汉时期的“勇猛知兵法”科，呈现出了一种较为明显的特征，即与东汉内外观念、内外政策相互影响，在进一步完善自身制度的同时，也反映出由内外观念、内外政策所折射出的“内外之别”。内外之别，主要指的是政府在内地（内郡）与边疆（边郡）统治政策、观念、治理方式等问题上存在着的差异，这一思想自三代起便已存在。商周时期的服事观五服制，便是内外之别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反映。国语 周语 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