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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朝文類》元明刻本新探.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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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朝文類 刻本
125國朝文類 元明刻本新探*魏亦樂提要:國朝文類 元明諸刻本中,現存最早的是元翠岩精舍初刻本,其底本是元統二年西湖書院初刻本,故保留了該本的一些錯誤。至正二年西湖書院本在元統二年原板片上剜改後印成,其印本衆多,其中静嘉堂文庫藏元印本是現存最早的印本,從該印本中能窺得至正二年修補元統原板片的痕迹。明朝,西湖書院原板片屢經修版,今常見諸印本多爲成化九年補刊之後的印本,其面貌已與早期印本相去甚遠,成化後印本的誤字是屢經修版的産物。現存明中後期的翻刻本有晉藩本、修德堂本,它們的底本應是西湖書院本的成化後印本,其異文多源於修版誤字。此外,修德堂本還有一些今人未知的其他來源。關鍵詞:國朝文類 西湖書院翠岩精舍印本修版國朝文類 是元朝唯一一部由私人編纂、官方刊刻的本朝文章總集 ,約成書於元順帝元統二年(1334)。此書是蘇天爵的重要作品之一,所選文章皆“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致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故爲時人所重。四庫全書總目 以其與姚鉉 唐文粹、吕祖謙 宋文鑑 鼎立而三,終元之世,未有人續其書 。蘇天爵長於史學,國朝文類 收集了 經世大典序録 以及元朝重臣傳記等重要歷史文獻;部分重臣的行狀、墓誌銘等是蘇天爵任職翰林國史院時於史館所抄,屬元朝史館纂修國史之資料,與現存元人文集所收篇目來源不同,價值獨特。此書較通行的版本是 四部叢刊 影印元西湖書院刻明修本,該影印本有描字、更换底本未加説明等問題,未可盡信。該書元、明兩朝的版本,特别是西湖書院本的印本衆多,且明、清翻刻本的諸多異文的來源並不明晰。因此,釐清 國朝文類 早期版本的詳情是研究、整理該書需解決的首要問題。*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北京中軸綫歷史文獻整理研究(12671912)”(21LSA004)階段性成果。自明朝翻刻本之後,此書即改稱 元文類。本文叙述時尊重各時期版本書題,不强行統一。蘇天爵 國朝文類 卷首陳旅 序,静嘉堂文庫藏西湖書院刻元印本,第 8 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一八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5 册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刻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56 頁。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126筆者曾梳理 國朝文類 的版本源流,初步擬出元、明刻本源流圖 。不過,由於參校版本、印本不全,也遺留了不少問題,特别是西湖書院諸印本的關係,及明刻晉藩本、修德堂本的來源問題未能詳論。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 影印日本宫内廳本 國朝文類,前有盧偉撰寫的解題,梳理此書版本問題,並校核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實即海源閣藏元刻明成化修本)與宫内廳本的關係,指出海源閣本要早於宫内廳本 。此後,徐隆垚指出,歷代版本著録中,國朝文類 元刻諸本不應分爲“西湖書院大字本”和“翠岩精舍小字本”兩種,而是有四種版本,分别是至元西湖書院本 、至正二年元刊明修西湖書院本、翠岩精舍初刻本、翠岩精舍翻刻本 。徐氏另著文,對翠岩精舍及其翻刻本的流傳情況與校勘價值進行了較全面的考察 。另外,周少川等在輯佚 經世大典 時,也因涉及 國朝文類收録的 經世大典序録,考察了該書的版本問題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刻印時間及背景、篇目分合、異文校勘這三個角度,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國朝文類 元代早期刻本、印本之間的關係;第二,西湖書院諸印本,以及明朝兩種刻本,即晉藩本、修德堂本異文的來源,並以此爲基礎,梳理此書元、明諸刻本及印本的演化過程,最終判斷此書明代以前版本的質量。首先從此書的早期坊刻本翠岩精舍本的一種翻刻本入手,探討相關問題。一、翠岩精舍系統諸本與西湖書院本的關係國朝文類 的翠岩精舍坊刻本,也就是所謂元刻小字本,歷來爲藏家所重視。錢泰吉所校翠岩精舍本,應是翠岩精舍初刻本。據錢泰吉的著録及其校勘,該本的特徵與西湖書院元統二年(1334)刊本 相同,無至正二年補刊卷四十一之十八版,無陳旅 序、王守誠跋,無卷四十一下半部;從具體篇目上説,只比後世版本多出 考亭書院記 一篇。可知 魏亦樂 國朝文類 元明諸板本雜考,元史論叢 第 14 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327340 頁。盧偉 國朝文類 影印説明,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 第 16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5 頁。本文以 國朝文類 開雕時間命名,即元統二年(1334)本。下同。徐隆垚 元文類 之四庫提要發覆(以下簡稱“徐文”),中國典籍與文化 2019 年第 2 期,第 7887 頁。徐隆垚 國朝文類 元刊小字本探微,版本目録學研究 第 12 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 年,第 144156 頁。此文對元刊小字本(翠岩精舍本及其翻刻本)的價值估計略高,未能結合 國朝文類 的源頭版本,即西湖書院元統本,對西湖、翠岩二版本系統之篇目分合、異文校勘等問題更深入地討論。本文思路與之不同,擬重新論證相關問題。周少川等 經世大典輯校,中華書局,2020 年,第 4243 頁。西湖書院本初刊於元統二年(1334),初刊成於後至元二年(1336),並在至正二年(1342)補刊,今人可看到的所有本子都是至正二年西湖書院本。刊刻過程見 國朝文類 卷首 公文。本文對西湖書院初刻本取始刻時間,統稱元統二年本,或元統本;補刊本稱至正二年本,或至正本。127國朝文類 元明刻本新探翠岩精舍本應是據元統二年初刻本翻刻,刊刻於至正二年(1342)以前 。另有一個翠岩精舍本的翻刻本,也頗受明清時期藏書家重視。該本藏於海源閣,著録於楊紹和 楹書隅録 中 。楊氏判斷,該本也刊刻於至正二年西湖書院補刻之前,其内容補入了陳旅 序,王守誠 跋,無卷四十一下半部,篇目上多出了五篇文章。楹書隅録中對此本評價甚高,其中個别文章從他本(也就是其他今已不傳的元刻 國朝文類)補入,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徐隆垚承襲了 楹書隅録 的説法,認爲此書從元刻本到明刻本,其所收文章數量呈反復增減的趨勢,翠岩初刻篇目與祖本同,翠岩翻刻多出五篇,至正二年西湖書院本保留了翠岩翻刻新增篇目中的兩篇,明朝的晉藩本沿之,修德堂本又將翠岩翻刻所增篇目吸納進來 。由於筆者未見海源閣藏翠岩精舍翻刻本(今藏國圖),只能通過 楹書隅録 中的隻言片語分析該本的刊刻時間,從而判斷該本在 國朝文類 版本系統中的地位。翠岩精舍翻刻本不大可能刊刻於至正二年以前,楹書隅録 對諸元刻本篇目異同成因的判斷有錯。理由如下:欲辨析海源閣藏“翠岩精舍翻刻本”的刊刻時間,須先分析元刻諸本篇目存廢情況,其中包括翠岩坊刻本多收的五篇文章,序、跋、經世大典序録 等内容進入 國朝文類 的具體過程;亦要釐清元統二年、至元二年兩種西湖書院本在版本上的關係。兹據上引錢泰吉對翠岩精舍初刻本的描述、楊紹和 楹書隅録,以及現存諸本,將這些文章在諸本中的存佚情況列表如下:表 1:國朝文類 西湖書院、翠岩精舍兩系統諸本文章篇目差異總表篇名翠岩精舍初刻本至正二年西湖書院本海源閣藏翠岩精舍翻刻本文章位置元統二年夏四月王理序有有有卷首元統二年五月陳旅序無有有卷首 錢泰吉 甘泉鄉人稿 卷四 跋元翠岩精舍所刊蘇氏文類,清代詩文集彙編 第 572 册影印清同治十一年刻光緒十一年續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45 頁。楊紹和 楹書隅録 卷四,王紹曾等輯校 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齊魯書社,2002 年,第 318319 頁。徐文,第 82 頁。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128(續表)篇名翠岩精舍初刻本至正二年西湖書院本海源閣藏翠岩精舍翻刻本文章位置卷十八李節婦馮静君贊無有,目録上題爲 李節婦賛有卷十八最後一篇卷二十九考亭書院記有無有修德堂本在卷二十九最後一篇。翠岩本位置或同卷三十一建陽縣 江 源 復 一 堂記無無有今存明清諸本,如修德堂本、四庫本等皆無此篇卷四十一經世大典序録下半部分無有無西湖書院本、明清刻本皆有此篇卷六十九李節婦傳無有有卷六十九最後一篇卷七十高昌偰氏家傳無無有此篇補入全書(卷七十)最後一篇,明修德堂本亦有元統三年三月王守誠跋無有有位於全書最末兹從刻印時間及背景、篇目分合兩個角度入手,分析上述九篇文章進入 國朝文類 的過程。以上篇目中,除了序跋和 經世大典序録 外,翠岩精舍獨有的篇目多是建陽鄉里文章。明人葉盛在 水東日記 中認爲,這些文章應是建陽書坊攙入。楊紹和反對此觀點,認爲小字本(翠岩本)勝於大字本:此本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板式、字體均與翠巖本無異。唯卷十八 李節婦賛,卷三十一 建陽縣江源復一堂記,卷六十九 李節婦傳,卷七十 高昌偰氏家傳皆翠巖本所無,而 李節婦傳則西湖本亦有之。此本殆從翠巖本翻雕,而刊時在西湖本初刻之後,未補之前,故陳、王 序 跋均依西湖本補入,軍制以下之文,則仍闕如也。至 李節婦贊 諸篇,想又由他本蒐集者。葉氏 水東日記129國朝文類 元明刻本新探曰:云云,殊不盡然。葉氏所見僅西湖本,不知 考亭書院記 翠巖本已有之矣。況元刊諸本互有差池,自是各從所據,非出一源,不得謂西湖本所無者,即屬書坊妄益也。楊氏謂諸本篇目參差的原因是該書存在後人未知的元刻本。例如,翠岩精舍初刻本中有考亭書院記,因該本刊刻在至正二年西湖本之前,今傳至正二年西湖本無此篇,他推測翠岩初刻本或源於元統西湖書院初刻本,或據未知的元刻本補入。其他篇目,如 李節婦馮静君贊 建陽縣江源復一堂記 等,翠岩精舍初刻本没有收録,然而翠岩精舍翻刻本也不能排除據此書今人未知的元刻本補入,即“元刊諸本互有差池”。可從西湖書院本的性質來判斷楊氏觀點是否正確。首先,元朝官刻本朝文集多委託各級儒學刊刻,耗資不菲,即使如王惲這樣的名臣,亦因家貧無力刊刻文集,後人多藉助官府力量刊刻個人文集 。國朝文類 就是由杭州路儒學負責刊刻。元代書院有官學化的特點,因此,西湖書院刻本在元朝可視爲官刻本。特别是 國朝文類 至正二年本,應看作官刻定本;該書的刊刻過程及錢財用度,在卷首 公文中已有詳述 。蘇天爵是元中後期的重要官員,他編選的總集由儒學提舉司出資刊刻,也體現出元朝官方對此書的重視。目前没有證據表明,此書存在一種依據蘇天爵手稿直接刊刻的坊刻本。其次,國朝文類 至正二年西湖書院本並不是元統本的翻刻,而是在它的基礎上修補刊行。也就是説,西湖書院元統本和至正本,二者所用板片應是同一套。西湖書院本卷首公文 中對至正重刷時的修改細節有直接描述:國朝文類 一部,已蒙中書省移咨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札付本司刊板印行。當職 楊紹和 楹書隅録 卷四,第 318319 頁。元代官刻書籍多以各路儒學董其事,一些官刻文集書首多附 公文 以述刊刻始末,如王惲的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郝經陵川文集 等是元廷命嘉興路儒學刻成,據元刊明補本 秋澗先生大全集 卷首 公文:“送據禮部呈,照到郝文忠公例,著述 陵川文集 一十八册、三國志 三十册已經具呈都省,於江南行省所轄儒學錢糧多處,就便刊行去訖。本部議得:翰林學士王秋澗文集,合準監察御史所言,比依郝文忠公例,移咨江浙行省,具儒學錢糧内就便刊行,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照得 郝文忠公文集 已咨江西行省委官提調,如法刊畢,各印二十部,裝褙完備,咨來去訖,今據見呈。今將秋澗王文定公 文集 隨此發去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咨者。”元代各路儒學刻書是中央委託,是中央一級的官方行爲,因此 國朝文類 書首 公文 都是中央一級機構,如翰林國史院呈文,由中書省下發給地方儒學。國朝文類 就是元廷委託西湖書院所刻,它依託其南宋國子監刻書良工等有利條件,刊刻錢糧也由江南行省“贍學錢糧内”出(國朝文類 卷首元統二年 公文,第 2a 葉)。有些書籍則不同,如王應麟 困學紀聞 玉海 等,王國維將其類比爲宋公使庫刊本,屬地方儒學等官方機構自籌錢糧刊刻。參王國維 兩浙舊刊本考序,王國維手定 觀堂集林 ,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441 頁。元代書院的官學化體現在官方對書院的祭祀、考核、學習内容、刊刻書籍等方面的干預和控制。參吴小紅 論元代的書院官學化與社會教化,江西社會科學 2003 年第 6 期,第 8286 頁。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130近在大都,於蘇參議家獲睹元編集,檢草校正得所刊板本第四十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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