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薄弱”与行动因果论——兼论唐纳德·戴维森对“非理性悖论”的消解.pdf

98No.2,2023SCIENCEECONOMYSOCIETYVol.41,Total No.1732023年第2 期第41卷总第17 3期科學经濟社會“意志薄弱”与行动因果论兼论唐纳德戴维森对“非理性悖论”的消解王涵摘要：哲学史上围绕“意志薄弱 的讨论由来已久，戴维森不赞同将此问题与道德软弱或知识遗乏（遗忘）相混淆的古希腊式解释思路，而主张将问题从道德性中剥离出来，直接考察行动自身。戴维森基于行动的因果解释，以不自制为切入点，探讨了非理性行动的论及本质。戴维森重构行动合理性的论证，强调非理性行动中符合最佳判断的理由与因果上最强的行动理由二者间的差别。通过“意图”概念的引入，戴维森论证意志薄弱无法证伪行动合理性，从而消解了非理性悸论难题。关键词：意志薄弱；因果解释；非理性行动；唐纳德戴维森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0 6-2 8 15（2 0 2 3）0 2-0 0 9 8-0 9D0I:10.19946/j.issn.1006-2815.2023.02.007意志薄弱（weaknessof thewill)即缺乏自我控制，在实践中指无法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以控制自己的非理性欲求。古希腊哲学中也常以“不自制”（akrasia)来阐述意志薄弱问题。在唐纳德戴维森的行动哲学中，他将理由作为行动的原因，认为行动解释是一种因果性的解释。但意志薄弱、不自制、自欺等“非理性悖论”问题的存在对行动者和行动理由产生冲击，同样冲击了更为根本的行动因果理论。戴维森通过对“意志薄弱”问题进行因果阐释，消解了非理性论的疑难，为经典问题的解决开拓了新的视角，也从根本上捍卫了他的因果解释理论。一、“意志薄弱”问题经典释义古希腊哲学中对意志薄弱问题的讨论最初发源并集中于伦理学范畴。“美德即知识”“无人有意作恶 是苏格拉底在意志薄弱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作恶”即做出违背自已道德判断的收稿日期：2 0 2 2-11-14作者简介：王涵，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动哲学和元伦理学等研究。E-mail:戴维森未对“意志薄弱”和“不自制”概念进行特殊区分，在使用“不自制”时就是指“意志薄弱”或“缺乏自控”99兼论唐纳德戴维非理性论”的消解王涵“意志薄弱”与行动因果论行为，体现的是人的意志薄弱。苏格拉底主张人不会有意作恶，作恶的行为违背自身道一德判断的行为是出于无知，那么行动者知道行善比作恶更具道德优先性但却仍然不自制一地去选择作恶，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而柏拉图认为灵魂中的意志具有自我控制的属性，一个有理性的人需要对情绪和欲望加以控制，在诱惑或偏好面前坚持原则，避免为欲望所奴役，不被短暂的享乐所左右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对意志薄弱或不自制行动提出批评，出于对道德自觉的推崇，他们实际上并不认同意志薄弱中认知状态的存在，也未深人地做具体论证。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七卷中第三章中论述了“不自制”的品质及其状态，将对意志薄弱问题的讨论逐渐从伦理学转向实践理性范畴。亚里士多德曾对“节制”和“自制”两概念做出澄清，指出意志的坚强或薄弱与自制概念有直接相关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节制与不自制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不节制(或放纵)指的是出于理性选择而追求过度的快乐，而不自制的行为则是出于欲望，而非理智的选择；不节制者与不自制者同样追求感官享乐，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做了自已选择的要做的事且毫无悔恨地沉溺其中，后者则可能因沉溺坏欲望而产生悔恨之情。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自制”并非一种纯粹的德性要求，自制与否与善恶之间没有对应关系，判断自制与否的标准是“是否按照理性或逻格斯(logos)的要求行事”。也就是说，不自制行动虽然是道德上可责备的，但它不是一种道德上的恶，而更接近一种对理智的败坏。戴维森对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做进一步的补充，即行动者无法习惯性地不自制，因为不自制行动中包含了很大的运气成分。亚里士多德也对“不自制”和“意志薄弱”这对近似概念做出区分。他认为，二者可能并非完全同义，因为不自制与自制相对，而意志薄弱与意志坚定相对。而自制并不完全等于意志坚定，“自制”比“坚定”有更多的主动成分，即不仅是消极意义上的抵御外力，更有积极的、主宰自我的意味。相比于意志坚定的行动，实际上自制行动具有更大的价值。在澄清概念之后，亚里士多德以实践推理的方式论证理性行动。在知识领域，亚里士多德通过三段式论证将普遍前提应用于具体知识并引出结论，“当两个前提结合推出一个结论时，它在一个领域就表现为对灵魂的一种肯定在制造的环节可以直接地产生行动”。他的论证过程可以类比为一一由前提“甜食应当被品尝”和“这个食物是甜的”，直接推出结论“选择品尝这个食物（能够自由选择而未受阻拦时）”。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如果在理智上通过实践推理获得了知识或据此而行的信念，他就一定会按照这个应行之事去做。但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行动者在知道应该做x的情况下去做了y，这并不能直接指向实践理性和实际行动之间存在张力，而是有多种可能的情形亚里士多德为意志薄弱问题提供了以下几种可能的解释：1)行动者或许没能真正掌握产生正确行动的知识。在实践推理模型中，若掌握的大前提知识不充分或对个别小前提的认识错误，则可能不足以推出行动真知；2)行动者有关于正确行动的知识，但主观意愿或是客观张家龙：从现代逻辑观点看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哲学研究19 8 8 年第5期，第39-46 页。D a v i d Ch a r l e s,“Ni c o ma c h e a n Et h i c s VI.3:Va r i e t i e s o f A k r a s i a ,i n Ca r l o Na t a l i (e d.),A r i s t o t l e:Ni c o ma c h e a n Et h-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40-71.1002023年第2 期科學经社會干扰造成了遗忘、疏忽，没有实际地运用知识；3)行动者掌握正确的行动知识，但由于行动时被内心欲望等感官因素介人和遮蔽，实践知识没能转化成正确的行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上述几种可能解释中只有第三种才能被真正视作“意志薄弱”的情形。亚里士多德修正了苏格拉底观点，他认为意志薄弱者并非纯粹无知，甚至也不同于那些有知识却不运用的人，他只是暂时被欲望等情感性因素蒙蔽了，他有恢复到自制状态的可能性；其次，亚里士多德仍然对意志薄弱提出了道德批评，即崇尚德性者自身有抵制坏欲望的倾向和潜力，应当避免被欲望干扰而去做违背理智德性和最佳判断的坏事情。亚里士多德谈不自制”经历了向实践合理性（practicalrationality）视角的转变，他虽从实践推理角度论证了“意志薄弱”的几种可能情形，但论证结构并不完整，并且在“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如何能够介人实践推理的判断”和“欲望是如何直接引导行动”等问题上需要做进一步的论证。这都需要超出道德性范畴，而要对认知和行动问题本身做进一步讨论。二、戴维森论“意志薄弱”戴维森的行动哲学立足于这样一种基本观点：理由是行动的原因。戴维森通过一个因果解释机制，将人类行动同因果世界中其他偶发性的事件区分开来，将行动解释看作一种因果解释。根据戴维森的模型，任何行动都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活动。行动解释需要援引“信念一欲望对”（belief-desire pairs）来加以说明，因为是他们一起引起了行动。欲望或支持性态度指定了行动者所具有的目的，而信念将某个特定行动与达成此行动的目的的某种可能性关联起来，行动者的激发性信念或欲望就构成了行动者做出行动的基本理由（primaryreason）。戴维森将此种行动解释称为“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即行动是由一个“信念一欲望对”所引起并且被合理化了的事件(一)非理性论戴维森总结了几种处理不自制问题的经典思路。1)柏拉图原则(PlatoPrinciple）：无人会违背自己的最佳判断行事，所以愚鑫或罪恶的悸己之行只能用无知来解释；2）美狄亚原则（M e d e a Pr i n c i p l e）：寓言中的异已力量超越了行动者的意志时，行动者才可能违反自已的最佳判断行事；3)亚里士多德分析法（Aristotles Analysis）：意志薄弱是出于遗忘，不自制行动者拥有两种相悖的欲望，相当于两种知识一一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行动者无论作何选择其行动依据都是有意识的，他只是遗忘了另一种知识戴维森批评这种自古希腊一脉承袭的道德软弱的混淆，认为不自制不是道德上不合理（不合道理），而是行动上的非理性。为使问题清晰则必须要将不自制这个概念从道德性的泥潭中剥离，而直接考察行动本身。戴维森认为非理性论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理由，即我们据以行动的信念、欲望或赞成态度；行动即身体活动，广义上也包括精神活动，参见DonaldDavidson,The Essential Davids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23-25。对意向性的经典看法是将其看作由信念和欲望所构成的心灵状态（mental states）组合 D o n a l d D a v i d s o n,T h e Es s e n t i a l D a v i d s o n,O x f o r d:O x f o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r e s s,2 0 0 6,p p.142-145.101兼论唐纳德戴维森对“非理性论的消解王涵“意志薄弱”与行动因果论论1：只有理性的生物才能是非理性的。理性是人类能动性的重要条件，即首先对象应是能行为的、具有心理态度的能动者，且是能够按照使之合理化的那些态度的关联模式来加以解释的。那么在确认合理性的基础上，与之相对的才会有非理性(irrationality)的行为不同于传统观点，戴维森强调“非理性”与“无理性”（nonrationality）间的区别。戴维森将非理性看作是大体上合理的思想或行动模式的内部的失调，即一种对合理性的干扰。在这个意义上，若认定某个特定行为是非理性的，即是认为此行动未能与行动者整体态度和行为的合理模式相一致。没有对象是非理性的，除非他是一个能动者且大体上是合理的。所以说就一定存在一种预设上的“合理模式”，才有与之不相符的情况论2:所有有意的行为，无论它们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是非理性的，都有一个理性的核心要素。非理性行为、信念、意图、推理或情感的想法可能是自相矛盾的，是理性的失败。非理性的本质可以表述为：行动的原因不是它的理由（themental cause of action is not the reason）。造成概念问题的那种非理性不是其他人没有相信、感觉到或做我们认为合理的事情，而是一个人在信仰、态度、情绪、意图和行动模式上缺失了连贯性，即在“欲望+信念一行动一因果解释 的实践推理链条(R,+R,+R(B/D)A)中出现了不一致。非理性悖论源于我们描述、理解和解释心理状态和事件的最基本方式。这种解释通过合理化来解释：它们使我们能够从行动者的角度看到事件或态度是合理的。那么问题在于，非理性作为一种心理过程或状态出错，这如何可能？我们又应如何解释，甚至容忍非理性的想法、行为或情绪呢？戴维森认为，不自制问题是非理性的两大情形之一，且“非理性的悖论”中的第二条涉及非理性行为的本质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意志软弱问题也为更复杂的非理性行为（强迫症行为、自妄和自欺等)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普遍解释模型。虽然，行动者的行动是由一对“信念一欲望 的子集引发，且其行为或思维模式也依据此被看作可欲的（desirable），但行动者的其余态度可能会构成另一个背景，依据此背景全面考虑之后,行动者的行为或思想模式就不能说是合理的或最佳的。当某些信念或欲望具有独立于行动者态度和偏好而起作用的某种因果力量时一即“因果形式脱离了合理性规范时”就出现了非理性行为，此种不一致虽然不会大规模普遍出现，但必然含有不同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