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我国对外汉语传播政策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pdf

89教育传媒研究 2023 年第 4 期(总第 45 期)89媒介实务PRACTICES一、多源流理论概述“多源流”理论，以决策的“垃圾桶模型”为滥觞。20 世纪中后期，美国管理学家科恩（MichaelD.Cohen）、詹姆斯马奇（Johan.G.Glsen）等人通过观察组织行为，并从组织中的决策过程总结出,“社会组织是大量竞争性决策的聚合”，而组织决策往往决定于四股“流”（streams）。最后出台的决策实际上是那些全部处在垃圾桶里最优的政策。该模型从偏好角度，强调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20 世纪末期，在科恩“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美国政治家约翰W金登(John Kingdon)提出了“多源流”理论分析的框架。作为一种富有创造性与发展潜力的模型，该理论认为，在政策决策过程系统中存在着三种“源流”(Streams)，即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三种源流可以汇聚成“一窗”，即“政策之窗”。从问题源流来看，社会环境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但并非所有问题都能被列入政策议程。是否能引起决策者的注意，主要取决于问题本身的性质。为何决策者会关注某些问题而忽略其他问题？这主要视官员如何了解并界定实际情况。约翰金登明确表示，问题的界定应该包括明确的、可以衡量的因素。从政策源流来看，它是创建、辩论、改革和提出建议的过程，通常在由特定政策专家组成的政策社区中产生。围绕着“政治原汤”，存在着由官僚、科学家与学者组成的在原汤上“漂浮”着的政策支持者，他们对如何解决政策领域的问题形成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从政治源流来看，与上述两个源流不同，其流动规律具有独特性。该源流涉及三个因素：公民情绪、压力集团的活动以及行政或立法权力的变化。公民情绪意味着在某个国家，相当大部分人倾向于朝着同一个方向思考，这种情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内容摘要】在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之下，汉语国际传播与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以“多源流”理论为基本框架，在梳理对外汉语政策的基础之上，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个方面进行政策剖析。经分析得出：数据指标显示我国在经历“汉语热”的同时存在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的供需矛盾，与多起热点事件共同汇聚为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本文还从对外汉语传播的困境着手，以解决措施为现实反馈，试图透过三流汇聚共同开启“政策之窗”。【关键词】“一带一路”；汉语国际传播；政策；多源流理论魏琳雯 杨华“一带一路”视域下我国对外汉语传播政策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化，并且很容易推动提案纳入政策计划。决策者的理解则可能成为政策规划的积极驱动力和障碍。作为西方经典理论模型，多源流理论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之下必须作出适时性调整。该理论中政治源流部分中的“压力集团”“财团”在我国并不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也并不会发生立法权的变化，立法权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来行使的。此外，在金登的经典理论模型中，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是彼此不相干的三类因素，在三流汇聚之前并不会相互影响；而在我国利用辩证法的思维分析社会现状，三种源流所裹挟的因素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二、对外汉语传播政策演变汉语的国际传播形式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传统传播，另一种则要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政府主导方面，教育领域最突出的便是在世界各地兴办孔子学院，形成权威、系统教授汉语的学习场所；再者，由中国驻外使馆与孔子学院等联合举办的诸如“汉语桥”等世界级中国文化赛事，截至 2022 年已吸引 150 多个国家与之结缘，在全球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力。在借助大众传播媒介方面，互联网与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媒介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电视、电影、网络媒体等不仅仅是提供娱乐的平台，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传播载体，一些发达国家已然能够熟练运用网络与影视载体来塑造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形象。汉语国际传播政策主要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对外交流政策（包括国关外交与人文交流），二是来华留学生培养政策，三是对外汉语教育体系建设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汉语国际传播事业正式开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开创期（19491978 年）在这一时期，我国语言规划的关键是我国通用90教育传媒研究 2023 年第 4 期(总第 45 期)90媒介实务PRACTICES语言文字（即普通话）的普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以改革开放为节点。（二）发展期（19791994 年）这一时期的重点放在了对外汉语教育事业上。此时，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数量与日俱增，截至1984 年已达到了 1293 人。对此，我国开放了大批高等院校招收外国留学生，成立了“汉办”等统一的领导协调机构。该阶段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以 1994 年国家“汉办”等机构共同召开“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为节点。（三）深化期（19952013）这一时期，对外汉语传播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该阶段中国经济迅猛发展。1996 年实施的“九五”“十五”等规划对于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有着重要建设性意义，故而划分为该阶段的起点。进入 21 世纪，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纷繁复杂，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也对新时期汉语更高水平的对外传播提出了要求。（四）“新常态”时期（2013 年至今）根据孔子学院官方网站的统计数据，2013 年至 2018 年期间，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和中文考试的数量涨幅相对较低，只有孔子课堂的数量增长较为迅猛。过去几十年我国汉语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眼下面临着可持续发展与内涵深度建设的问题，符合“新常态”发展特征。三、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对外汉语传播政策出台过程2013 年 9 月 7 日、10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九年来，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合作质量日益攀升，发展前景不断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国际合作平台。（一）问题源流：对外汉语传播的困境1.数据指标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稳步提高，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现象也随之升温。自从 2004 年韩国首尔开设了全世界第一所孔子学院以来，截至 2018 年，全球累计已有 154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548 所孔子学院、1193 个孔子课堂，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汉语教育人才缺口。从国内状况来看，我国 2022 年已有292 所高等院校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如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等。然而该专业的就业率却不容乐观，存在着毕业人数较多而就业人数较少的供需矛盾。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教育研究所的张黎于 2022 年发表研究文章，称根据前人针对该专业毕业生去向已有的调查研究，表现出该专业对口就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海外教师志愿者等相关职业)比例较低，甚至有不断下降趋势。若将近十年的各公开发布的调查数据合并计算，这个比例数字将会低于 10%。究其原因，一是国内就业市场缩小，二是出国难度较大。国内就业市场的缩小意味着更多的汉语国际教育毕业生可能无法在国内从事专业相关工作，虽说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需求在国外，但由于国际形势、安全、公共卫生等突发问题难以预测，以及从业者个人的经济状况是否足以维系，这些问题都成为影响从业者出国的因素。2.热点事件（1）抖音 App 的国际版“Tik Tok”于 2017 年正式上线海外，并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爆红东南亚地区，多次登顶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越南的App 下载总榜，全球下载量已逾千万次。不少“老外”通过“Tik Tok”了解到了中国的城市面貌与风土人情，进而一步步走向真实的中国。这一现象不禁让我们思考，到底怎样才能进行更好的对外传播？长久以来，我国将文化输出的着力点都放在孔子学院的兴办上，而我们在坚定支持、肯定孔子学院作用的同时也必须要意识到：汉语传播促进文化输出，那么文化输出是否也是对外汉语传播的重要借力？除政府支持的教育活动与官方交流活动外，中国应该怎样打造强有力的文化输出产品与模式？（2）自 2018 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制裁后，中美“贸易战”拉开序幕。经济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文化、政治领域，美国多家孔子学院关停，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国防预算法案，停止资助与孔子学院有合作教育项目的大学。可以说，中美贸易战的打响，极有可能逐渐改变对外汉语事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贸易战所带来的其他影响，如人民币的贬值，则会直接降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成本。而深化“一带一路”政策后，中国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为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前来中国学习汉语提供便利。（3）2019 年俄罗斯首次在国家统一考试中纳入汉语科目。一些东南亚国家，例如泰国，很早就将汉语纳入了中小学教育体系，欧洲、日、韩等发达国家的汉语学习者则更多是凭借“爱好”。中国“一带一路”网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金额总规模近 48 万亿人民币，进行项目合作通常需要能够使用汉语沟通的技术型人才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东南亚、非洲、南美地区，学好汉语或许能够抓住更多就业机会，从而改变命运。（二）政策源流：各类解决措施1.政策实践以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为背景，我国政府出资用于项目启动的 400 亿“丝路基金”，并于2015 年初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框架进行布局和规划。其中，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91教育传媒研究 2023 年第 4 期(总第 45 期)91媒介实务PRACTICES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为关键抓手，在社会层面以鼓励扩大来华留学人数、建设“一带一路”沿线旅游产业链、科技攻关与民间交往为主，构建“语言命运共同体”。从“一带一路”战略到“十四五”规划，随着新亚欧大陆桥与“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建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日趋成熟。“一带一路”战略推出之前，我国对外汉语传播的主要阵地放在美国与韩国，随着战略沿线国家合作的深化，新兴的市场与阵地必然会朝着“一带一路”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推进。2.相关领域专家建议国家汉办原主任许琳认为，要发展好新时期的对外汉语传播事业，必须革新发展理念与制度设计；要从“请进来学”变成“走出去教”；从简单的“语言教育”变为“文化传播”；从政府主导逐步转向市场导向；教学方法也应与时俱进，充分利用互联网与媒介平台的优势，实现“多元化”对外传播。学者 Wang Hao 等于 2021 年发表研究文章认为，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国际化（CMA）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后，这种影响在“一带一路”国家变得更强，东道国越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互动效应越强。11学者张志国提出一带一路“核心区域语言战略规划”，由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语言互联互通机制，颇具前瞻性。12（三）政治源流1.公众态度为了便于分析民众对于汉语国际教育相关政策的态度，笔者选取教育部官网的政策咨询留言板作为文本，该留言板为公民提供与教育部进行政策咨询和沟通的渠道。目前，教育部留言板共收到并回复了 1644 条留言（数据获得时间截至 2023 年 3 月），用关键词“汉语”过滤后余 17 条结果，人工筛选出与汉语国际教育相关咨询文本 8 条。从选取结果看，民众与对外汉语的政策互动自2007 年开始，11 年来主要集中在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考试、出国实习机会、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招考调剂等方面，仅有一条留言内容询问到教育部“对于汉语推广作何态度”，并且留言之间年份间隔较大，表明整体而言，关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政策的民众仍局限在相关专业学生群体。从对外传播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对外交流政策的实施效果，一部分会受到沿线国家对中国态度的影响。多年前中国游客在境外旅游负面新闻频发、对外贸易诚信问题曝光等事件，很不利于打造良好的中国形象，由此，合作国家公众对于“一带一路”外交政策的信任程度也会随之大打折扣。近年来，我国国民参与对外交流的热情和意识不断加深，从理论上讲，任何中国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对外传播的主体和主人公，故而需要增强国民的“全球化”交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