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非传统风险分析.pdf

开发研究 年 月第 期总第 期【一带一路】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广东海外工业园高质量发展研究”（）。作者简介 黄岩（），男，江西高安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 王笑娴（），女，广西南宁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非传统风险分析黄岩，王笑娴（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广州 ）摘要：自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资本加快了在海外市场的流动。企业在获得投资机遇的同时也伴随诸多风险，包括宏观结构层面的传统风险和微观个体层面的非传统风险。非传统风险通常嵌入于东道国复杂的社会关系，具体发生在跨国企业与东道国民众、劳工、工会等次级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中，涉及劳动关系、环境冲突、文化差异、海外犯罪、商业贿赂、突发公共事件等方面，影响着跨国企业与当地社群的紧张局势。通过分析非传统风险类型划分、内在机理和演变过程，立足于中国企业实践案例，非传统风险类型学分析框架可以由以上 个方面切入构建。为防范和化解非传统风险，中国企业应熟悉东道国劳动法规，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加强企业跨文化建设，中国政府应完善商业贿赂、打击海外犯罪的相关立法，并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关键词：中国企业；非传统风险；次级利益相关者；类型学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引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贸易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资本跨国流动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自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日俱增，尤其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投资规模逐年扩大。但近年来，由于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特殊化的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失败案例频频发生，根据 数据库统计，年至 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遇阻或失败的案例共 起，涉及 个国家（地区），损失总金额高达 亿美元 。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经验不足，缺乏对风险的敏感性以及化解风险的能力，在嵌入沿线国家生产网络时存在诸多不符合东道国要求的行为，容易引起与当地民众、本土劳工、工会等利益相关方的矛盾与冲突，导致企业难以应对来自东道国不同微观主体的压力，受困于微观层面的风险。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在宏观层面的传统风险，而鲜有学者专门系统关注微观层面的非传统风险 ，对复杂多样的非传统风险尚未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本文立足于中国企业实践案例，从劳动关系、环境冲突、文化差异、海外犯罪、商业贿赂、突发公共事件 个角度构建一个非传统风险类型学分析框架，以期深化中国企业对非传统风险的认识，完善中国企业投资风险防范体系。二、非传统风险：基本概念、类型划分与内在机理风险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定义，通常被定义为可能的危险、可能的脆弱性、对投资回报的怀疑和损失的不确定性等 ，也被理解为对相关方产生不利后果（成本）的事件及其发生的概率 ，当概率和成本的乘积越高时，风险就越高；反之，风险越低 。风险伴随着潜在的损失或收益，在当前行动和未来结果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风险管理是必要的，如果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处理妥当，可以减缓风险 。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往往是中期或长期的，至少有 年的时间跨度，投资者不仅要关心今天发生了什么，还需要预知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 ，这些事件会影响商业环境，以至于投资者会亏钱或赚不到投资时预期的收入回报 。海外投资项目涉及多主体多层次结构，其风险可分为宏观风险和微观风险。宏观风险是企业项目外部的风险，侧重于投资目的地国家或行业层面的风险，是支配市场的外部力量，通常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技术等结构性因素相关 。这类风险后果跨越了企业投资项目边界，影响项目的开展 。宏观风险导致的损失较为明显，损失幅度可使用财务度量。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东道国政府政策、经济环境、社会稳定程度等因素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即所谓的传统风险。传统风险具体有 类：第一类是政治风险，东道国的政府行为或政策对外国企业投资和运营产生负面影响 ，包括政策不连续、限制性政策、政府违约、地缘政治博弈与第三国干预、国有化和蚕食式征用、领土争端等。第二类是经济风险，与特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例如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低通货膨胀率有助于降低经济风险。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变得不稳定时，经济风险可能会增加。经济风险还涉及外汇管制、汇率波动、汇兑限制、通货膨胀、贸易保护等。第三类是社会风险，主要有族裔矛盾、宗教冲突、对中国的负面认知、针对中国人的绑架、勒索、盗窃等刑事犯罪事件等。第四类是安全风险，包括自然灾害、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等。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在宏观层面的传统风险，而鲜有学者专门系统关注微观层面的非传统风险，在梳理非传统风险的类型和分析其风险成因方面尚存空白。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的区别如表 所示。表 海外投资风险分类性质分类层次涉及主体具体风险类型传统风险宏观层面国家、民族、市场、自然灾害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安全风险非传统风险 微观层面当地民众、本土劳工、工会等次级利益相关者劳动关系风险环境冲突风险文化差异风险海外犯罪风险商业贿赂风险突发公共事件风险非传统风险为微观层面的风险，这类风险是由企业自身的内生性因素构成的，即企业投资项目系统边界内发生的风险事件及其后果 ，发生在投资方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中。利益相关者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 。内部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项目的行动。外部利益相关者也称为次级利益相关者，包括社区团体、游说者、环保主义者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等行为者 ，他们与企业项目没有正式的合同关系，也没有对项目的直接法律权力，但他们可以影响项目 。由于大型项目通常会对环境和社会产生影响，因此在全球项目中，将次级利益相关者考虑在内至关重要。如果次级利益相关者被项目管理人员排除在外，他们可能会采取一系列影响策略来推进他们的主张，如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结盟、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写信、封锁、抵制、诉讼和游说立法者 。如果次级利益相关者在项目关系中缺乏基于资源的权力，他们更有可能采用间接策略，通过有权力的盟友采取行动影响企业 。例如，次级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可能来自他们动员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能力，以及他们能从企业中撤出资源的能力 。政府机构和法院具有特书书书殊的正式权力，尽管他们通常不采取行动，但可以充当冲突的解决者或正当程序的保证人 。次级利益相关者的行动可能对企业造成直接的成本，并对企业的声誉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对企业管理团队而言，识别和分析那些对项目决策有影响的次级利益相关者至关重要 。随着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入合作，非传统风险逐渐暴露出来。一个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不同阶段，从启动到竣工移交，都会对大量的利益相关者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由于法律、制度、文化、商业规则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企业在东道国时常发生冲突事件，当地民众、本土劳工、工会等微观主体对中国企业产生猜疑和不满，换言之，中资公司受到来自不同次级利益相关者的压力 ，加剧其与当地社群的紧张局势，从而使东道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合规性审批愈发严格，甚至限制、制裁和排斥中国资本。这类风险嵌入东道国复杂的社会关系，涉及劳动关系、环境冲突、文化差异、海外犯罪、商业贿赂、公共突发事件等问题，本研究的非传统风险内在机理与演变过程详见图 和图 。图 海外投资非传统风险内在机理图 海外投资非传统风险演变过程三、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非传统风险（一）劳动关系风险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发展海外市场，中国对外劳务输出规模逐渐扩大，截至 年年底，在外各类劳务人员为 万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务合作模式不仅涉及外派劳工，还涉及属地化用工、第三国劳务，其中属地化用工是目前中国企业最主要的劳动关系形态，占员工比例的 以上 。近年来，有部分中国企业因对劳动关系风险认识不足，致使劳资纠纷事件频繁发生，甚至有多起劳资纠纷经过发酵演化成恶性事件。由于不同国别存在劳动法律差异、用工管理差异、工会组织化差异、劳动集体关系协调模式差异，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生产经营工作过程中面临与国内截然不同的劳务环境，遭遇风险隐患。常见的劳动关系风险主要分为两类：劳动法律风险和工会风险。劳动法律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多数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法律体系各不相同，法治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随着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国企业劳动法务纠纷案件数量也在呈现增长态势。年，中国对外投资事件中，约有 是由于法律原因导致投资终止或失利，其中 是因为不熟悉东道国的劳动法所致 。劳动法律风险源自母国和东道国的法律环境差异较大，中国企业不充分了解或不严格遵守东道国有关劳务用工的法律和要求，触犯法律条例而导致项目亏损、受阻或失败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外籍员工限制、劳动合同、加班与薪酬等。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地劳工，实行劳动许可证制度，严格限制外籍员工的输入。由于申请劳动许可证手续繁杂、工期时间短，不少企业铤而走险，采用商务签证的方式让中方员工在没有依法办理劳动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非常活跃，越南当局对劳工许可证的管理十分严格，开展不定期突击检查，对违反外籍务工人员条例的外籍员工和用人单位予以行政处罚。年 月，越南南部的东奈省劳动部门查处没有劳工许可证的外籍员工，遣返 名在一家水泥厂工作的中国人，并对每名工人罚款 万越南盾（约为 美元）。在与东奈省相邻的林东省，当地劳工部门对与中国铝业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的 家中国承包商处以罚款 万越南盾，因为他们参与了在中部高地 建造氧化铝厂的工作，项目有 名中国工人，而承包商向地方劳工部门仅申请了 份外籍员工工作许可证 。工会风险韩国工人阶级具有反叛、不妥协、充满激情的阶级意识，韩国劳工运动以激情和猛烈而举世闻名 。年 月，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与韩国双龙汽车的债权人签署协议，收购负债累累的双龙汽车的控股权。此次收购是中国汽车企业首次海外收购，曾被视为中国汽车企业出海典范。但是，以强势著称的双龙汽车工会对上海汽车工业公司缺乏组织认同，频繁的罢工使上海汽车工业公司不堪重负。早在 年双方谈判期间，双龙工会以罢工要挟上海汽车工业公司签署一份特别协议。年，双龙面临经营危机，考虑减员增效，但招致工会在双龙总部前集会抗议。年 月，公司提出结构调整方案，其中包括裁减 人。双龙工会强硬应对裁员计划，发起了长达 天的“玉碎罢工”。罢工期间，工人们包围政府大楼，占领工厂，甚至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受 年全球金融危机打击，双龙申请破产保护，实施裁员 人的重组计划，双龙工会发起了持续 天罢工，罢工造成损失近 亿韩元（约合 亿美元）的产量 。年，复星集团宣布收购以色列第四大保险公司凤凰保险的股份，凤凰保险的员工得知信息后担心原有的薪酬待遇降低，于是工会发动罢工抗议，宣布“不能让新雇主好过”，工会强烈的反对声音影响了当地政府部门对复星评估的判断，使复星随即陷入胶着状态，并购进程受到重大挫折。年，中远集团在希腊政府的审批下收购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但希腊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会、海员工会极力反对港口私有化政策，组织工人发起多次罢工与抗议，一度导致港口关闭，货物运输服务中断，经营管理举步维艰。（二）环境冲突风险一些工程承包企业往往因环境保护责任缺位，忽视中外环境标准的差异，疏于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引发投资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冲突。破坏环境的投资活动招致当地居民和环保组织的诟病，一些项目甚至被东道国政府叫停，面临环境侵权责任的惩处和赔款，进而损害企业和母国的声誉与形象。拉穆燃煤电厂是肯尼亚第一座拥有 火力发电的项目，但肯尼亚国家环境法庭在 年月 日裁定，拉穆燃煤电厂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许可证不足，必须停止施工。这座耗资 亿美元的燃煤电厂的投资方包括中国华电集团、四川省第三电力建设公司和四川省电力设计咨询公司 。该项目原计划于 年开工，但由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反对，项目多次被叫停。环保人士指控称，该项目不仅会对当地人、动物和该地区的海洋栖息地造成不利影响，还会对农田和当地渔业造成损害。年 月，肯尼亚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