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pdf

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孙代炜韦李强内容提要根据城市社会学理论脉络的梳理和城市社区养老的实地调研，本研究提出“压缩老龄化”的概念，以期在时空压缩视角下透视城市养老问题。研究发现，在时间压缩下，我国需要同时面对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并存的问题。在空间压缩下，我国需要同时面对地理空间上的城镇化与老龄化叠加、制度空间上的集体消费分化并挤压私人消费、生活空间上的家庭内部“重心下移、压力上移”等问题。这种时空高度压缩最终导致了城市养老的诸多问题，比如中低收入老人的结构比重偏高、家庭挤占老人自养的资源、养老治理失灵等。为了化解这些养老问题，政府应该将家庭而非个体作为治理的基本单位，并且根据社区类型、老人分化后的不同需求，建设多元的养老模式。关键词城市社会学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社会治理集体消费第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基数大、增速引言快、特殊人群多等鲜明特点。中国的老年人口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对数量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 0 0 0“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年，我国6 0 岁及以上人口达1.32 亿人，占总人口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的10.59%，首次进人老龄化社会；第七次全国人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这也意味着学界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 0 岁及以上人口达应进一步聚焦老龄化的新特点、新趋势、新挑战及2.64亿人，6 5岁及以上人口为1.9 1亿，分别占总其应对方式等重要议题。在此方面，城市养老问人口的18.7 0%和13.50%，表明我国即将进人深题作为现代化国家面临的最显著的老龄化挑战之度老龄社会。同年，我国空巢老人规模近1.5一，也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而日益亿，高龄独居的空巢老人达7 7 2 万人。凸显。这一问题有三点重要特征：一是快速老龄第二，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和流动人口规化；二是城镇化和超大规模人口流动；三是城市代模的扩大，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显著增加。“七际转型和养老伦理变迁。三者交织带来了严峻特普”数据显示，2 0 2 0 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巨大，占殊的老龄化问题。全国总人口的2 6.6 2%。与2 0 10 年相比，流动人*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个体的应急募捐机制的建设研究”（17 YJCZH254）的阶段性成果。157“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口规模增加了1.54亿人，增长6 9.7 3%。其中，时空压缩视角的引入：我国流动人口的中老年化趋势愈发明显。调查显养老问题作为家庭危机的表征示，在子女居住城市与农村之间漂动的老年流动人口近8 0 0 万人，其中为照顾子女和孙子女而流动的占比高达43%。第三，随着第二波老人高峰的到来，大量劳动力人口转为非劳动力人口，人口抚养比被推高，使养老形势异常严峻。已有研究发现,2 0 2 1年的老年抚养比为2 8.12，这意味着每10 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约2.8 个老人。伴随着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家庭代际关系和养老伦理观念的转变也极为剧烈。代际关系作为养老的结构性条件，呈现传统与现代杂的特点，同时也出现了诸如“下行式家庭主义”、“流动性家庭”和“个体家庭”等新的代际团结模式。可以说，正是以上三种人口形势的特征相交织,加重了中国的养老治理难题。随着老龄化的时间压缩、老人地理空间流动和家庭代际伦理变迁,以往针对年轻稳定的社会形态的治理有效性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具体反映为过去政府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推行诸多养老政策，提倡恢复孝道,但是城市基层的家庭养老治理效果较为有限。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现有研究忽视了城镇化和老龄化叠加发展的影响，城镇化特别是人口城镇化“遭遇”人口老龄化后，会出现不同于传统城市或农村养老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较少关注老龄化背后更深层次的时空视角。实际上,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传统本身就包含了时空视角，而这种时空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城市的养老问题。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中国在养老问题上的复杂性与时间和空间层面的现代化转型息息相关。综上所述，城市的养老问题是全球化视野下转型中国社会问题的缩影，而时空压缩视角正是透视城市养老问题的关键所在。下文首先引人时空压缩的理论视角，探讨时空压缩、城镇化和老龄化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压缩老龄化”的概念，以超大城市A的老人为例剖析“压缩老龄化”的运作机制及其后果，力求深人理解中国城市的养老问题。（一）“压缩的现代化”：东亚社会关于家庭危机的解释路径在现代化的时间维度上，乌尔里希贝克（U lr ic h Be c k）提出了“第二现代性”理论以解释20世纪7 0 年代后的社会变迁，原来不分阶段的现代性以2 0 世纪7 0 年代为界分成了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两个阶段。同一时期，在现代化的空间维度上，空间的社会本体论进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提出了时空压缩理论（times p a c e c o m p r e s-sion），发现对时空压缩的体验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变迁和制度转型之间的中介环节。这种时空压缩视角也影响了亚洲地区的现代化研究。张庆燮（ChangKyung-Sup）运用两阶段现代化理论研究韩国的社会变迁，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但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大都是追赶型的现代化，也就是把两个阶段压缩成了一个阶段，从而提出了“压缩的现代化”（com-pressedmodernity）概念。他认为，“压缩的现代化”指的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层面都发生了极度浓缩的形式转变。而这种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地域要素的动态流动所形成的现代化阶段蕴含着一个极其复杂和动态的社会系统。而这种“压缩的现代化”的关键性质就是贝克所说的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的共存。从韩国的现代化来看，一方面韩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增长、城市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在个人及其生活层面韩国仍清晰地保留着各自不同的传统和特色。这些现象不仅见于韩国，在东亚的其他地区，无论是发达还是欠发达社会，也都已经或正在发生上述现象，即亚洲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传统与现代压缩共存”的现象。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日本社会学界的呼应，落合惠美子将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定义为“被压缩的现代化”，而将日本的现代化定义为“半压缩的现代化”。落合惠美子进一步指出，和张庆燮观察的韩国情形略有不同，日本的压缩158粤海2 0 2 3.4过程基本集中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几乎看不到压缩。以家庭为例，日本的现代式家庭在战后才开始普及，但到了2 0 世纪8 0 年代后期就开始面临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冲击。因此,现代式家庭在日本仅仅普及了不足2 0 年的时间就开始走向瓦解，这正是“半压缩的现代化 在家庭领域的体现。可以说,东亚学者以“压缩的现代化”回应了一个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为何在有着深厚家庭主义传统的东亚社会里，家庭反而更容易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陷人危机？而养老问题也是家庭危机的重要表征，它的形成也与这种现代化的时空压缩密切相关。（二)时空压缩视角下的代际关系与养老问题我们认为，“压缩的现代化”概念也可以描摹中国老龄化的进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我国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但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时空压缩属性也非常明显,前文所述的人口三大形势和城市养老问题，都可视为这种“压缩的现代化”的结果。例如，当前我国代际关系呈现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反映出时间层面的压缩性质。学界探讨现代化以来的养老问题常从代际关系切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家庭养老的实践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代际关系所决定。已有研究发现，转型期中国城市中的不少老人出现了个体化和个人主义思想,形成了新的养老理念，诸如希望独立居住、追求生活质量等。有数据表明，自我养老是城市老人最期望的养老方式，占51.8 8%。然而,随着城镇化和空间变革的加剧,老人的时间、空间和资源被无限挤压，从而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激烈竞争之中。有学者认为，亲代在中年阶段倾其所有为子代置新房、办婚事，提前将个人创造的财富转移给了子代，因而削弱了支配财产的能力和自我养老的能力。随着家庭再生产模式的变迁，老人压缩自我养老能力并将财富转移给子代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再生产模式较为简单，父代的人生任务相对有限且有清晰的节点，,在帮助子代结婚成家后就逐渐进入由子代赠养的阶段。然而，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扩大化的家庭再生产模式，父代的人生任务无限绵延。在此情况下，老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支持家庭发展和城镇化目标：一是对自我劳动力的最大化使用，进而出现城市的“老漂族”；二是尽力压缩个人的现金支出。张庆燮认为这种代际伦理变迁的背后还有国家意志的身影，他从国家与家庭关系的角度出发，以“压缩的现代化”解释韩国的家庭危机，他认为将老人的困难仅归咎于家庭这种私人领域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混淆。实际上时空压缩背景下国家不断增加对家庭功能的要求，包括福利制度对家庭的剥削、产业治理的家庭化以及对子代教育的过度追求等，都导致了老人在家庭中的伦理责任被不断强化。而中国自古以来有着深厚的家本位传统和家国同构的治理理念，养老主要由家户承担，并形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共养机制”，构成了中国“老有所养”的厚实底色。但是，自近代以来，家庭被视为束缚个体的存在，家庭开始经历去神圣化、私人化和理性化的过程。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开始重新重视传统家庭价值观，强调家庭在养老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将家庭作为福利责任的分担者和社会风险的兜底者，以应对“压缩的现代化”相伴随的家庭危机和人口危机。总之，在时空压缩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代际关系中的养老伦理呈现出传统、现代甚至后现代观念并存的局面。这一现象既是现代化的时空压缩在代际观念层面的呈现，也是当前国家调整个人一家庭一国家关系的结果。（三）时空压缩下的国家集体消费与城市养老问题养老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国家一家庭关系及其治理理念的变迁，而具体到城市的养老困境,还与集体消费的时空压缩有关。“集体消费（collectiveconsumption）”是新城市社会学用来研究现代城市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概念，而这一概念自诞生起便带有时空压缩的意味。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以空间为切入点，指出特定的社会空间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者的结构性矩阵构造出来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集体消费”概念来描述以住房为代表的城市社会空间问题。集体消费，也称社会公共159“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消费，是指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如住房、养老）、公共设施和医疗等具有很强集体特征的消费种类。在西方国家，集体消费是制造社会分化的因素之一，以彼得桑德斯（PeterSauders）为代表的英国“新城市社会学”开创了资本主义社会对集体消费与社会分化研究的先河，他们关注“消费部门”的社会分化后果，认为已经形成了依赖性的、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桑德斯指出，社会分化不再只是沿着传统的生产地位和市场能力这一单向度展开，政府所提供的集体消费品由于对低收入者设置门槛而形成的社会排斥也产生了新的分化。围绕住宅、教育、福利等城市集体消费项目而形成的政治团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而是退休金生活者等消费群体。据此，桑德斯认为，“都市研究应该关注消费问题里面的利益群体”。?我国自19 9 2 年起推行集体消费的市场化改革，将养老、医疗和照料等服务部分交由市场和个人承担，挤压了私人消费的空间，其中一些国有和集体企业变为私营企业，加之裁员减员潮造成不少工人下岗，该群体的再就业与养老问题也成为此后民生建设的着力点。2 0 0 3年以来，国家在集体消费领域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着力保障民生在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建设，并且开始探索国家社会一市场一个人共同承担的多元养老模式。总之，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压缩，老人在职业、住房、医疗等城市集体消费领域面临新问题，加剧了国家养老治理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