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朱者赤”：同伴捐赠决策信息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pdf

心理学报 2023,Vol.55,No.9,14531464 2023中国心理学会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3.01453 收稿日期:2023-01-10*科技创新2030(2022ZD0205100)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B161,19ZDA021)资助。通信作者:朱莉琪,E-mail: 1453“近朱者赤”：同伴捐赠决策信息对青少年 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张玮玮 陈逸群 朱莉琪(中国科学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049)摘 要 青少年的社会行为容易受到同伴影响,然而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其消极影响,较少考察同伴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招募了 77 名 1215 岁青少年(Mage=14.06 0.74 岁,32 名女生)被试,结合自适应行为实验范式和冲突信息源范式,考察了信息提供者(同伴 vs.成人)和社会信息的性质(均利他、均利己、冲突)对青少年(付出实际代价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公正世界信念特质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相比较利己信息的影响,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利他信息的影响,从而提高捐赠数额。特别是,当同时观察到冲突信息时,青少年仍然受到利他影响。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榜样而非成人榜样的影响。公正世界信念调节了青少年的亲社会影响。研究结果验证了青少年更容易受到积极的同伴影响,同伴道德榜样对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有助益。关键词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社会信息,冲突信息源,同伴影响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青春期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同伴往往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Blakemore&Mills,2014)。然而,以往有关同伴影响青少年发展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冒险和不当行为,同 伴 影 响 的 积 极 方 面 没 有 得 到 足 够 重 视(Laursen&Veenstra,2023)。例如,大量研究探讨了同伴对青少年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如Jung et al.,2019)、物质滥用、吸烟和酗酒行为(如Ragan,2020)以及消极冒险(Knoll et al.,2015;Reiter et al.,2019)等行为的影响。亲社会行为是有益于他人的行为,包括帮助、捐赠、分享和安慰等(Carlo et al.,2007;Eisenberg et al.,2015)。亲社会行为是一种社会适应行为,是青少年积极发展的方面,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Eisenberg et al.,2016;Telzer et al.,2018)。近年来,研究开始探讨同伴的积极影响,但关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更容易受到利他还是利己影响并未得到一致的发现。此外,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对世界所发生的是否是公正持有的观念即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BJW)会在社会认知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L.Li et al.,2022),因此,公正世界信念也可能会在同伴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已有研究对此没有予以探讨。本研究将探讨同伴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公正世界信念在其中的调节作用。1.1 同伴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世界是复杂和不确定的,个体只有有限的资源(时间和认知)来探索世界,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仅基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是不够的,此时可以利用他人的知识。社会学习理论假设个体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来学习行为、态度和社会规范(Bandura,1965),这种能力在婴儿期出现(Wood et al.,2013)。社会学习可以增强人们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决策的信心(FeldmanHall&Shenhav,2019)。同伴往往被视为在社交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1454 心 理 学 报 第55卷 或者至少在当下是具有相似的行为复杂性的个体(Lewis&Rosenblum,1975)。同伴是重要的社会学习的对象即榜样,对青春期个体发展的影响尤其重要(Knoll et al.,2015)。以往大量研究发现了同伴对青少年消极行为的影响(如Jung et al.,2019;Ragan,2020),但直到近期,研究才开始探索同伴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van Hoorn,van Dijk,Grolu和Crone(2016)发现1216岁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随着同伴的出现而增加,特别是当被试收到同伴的评价反馈时,这种影响更为明显。随后,研究者(van Hoorn,van Dijk,Meuwese,et al.,2016)进一步操纵了同伴评价反馈的条件,结果发现,当同伴给予亲社会的反馈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增加;而当同伴给予反社会的反馈后,其亲社会行为减少。Foulkes等人(2018)首先让755名859岁的被试对自己参与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之后,被试被告知其他人(同伴和成人)对同一问题的平均评分,然后要求他们对参与同一行为的可能性进行再次评分。结果发现,811岁的儿童、1218岁的青少年都显著改变了他们的评分,特别是当被试的初始评分与观察到的评分之间差异较大时,他们更容易改变评分。Foulkes等人(2018)研究中给被试呈现的他人信息实际上是一个随机产生的数字,这个数字可能比被试的初始评分更利他,也可能更利己,但他们并未考察信息性质这一因素的影响。后续的研究操纵了信息的社会属性,通过呈现利他的或利己的信息来考察青少年所受到的社会影响。如,Ahmed等人(2020)采用两阶段决策范式(第一阶段给出初始决策,第二阶段在观察他人的决策结果后进行二次决策)发现,当同伴的平均评分比被试自己的初始评分更加亲社会(如：捐赠更多)、更少反社会(如：不取笑同学)时,早期青少年更可能受到社会影响,从而改变自己的初始决策,说明1115岁左右的青少年更容易受到积极的影响。而Chierchia等人(2020)研究中的青少年并没有表现出选择性的影响。该研究以慈善捐赠为任务,采用类似的程序测查了3组人群(1114岁早期青少年、1518岁中期青少年、2335岁成人)的(需要付出实际代价的)亲社会行为受社会影响的情况,结果发现,青少年在利他影响条件下和利己影响条件下行为的转变没有显著差异。以往研究关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更容易受到利他还是利己影响的发现存在矛盾之处,可能是由于对他人信息性质(更利他vs.更利己)的操纵不一致导致的。如,在Foulkes等人(2018)和Ahmed等人(2020)的研究中,被试观察到的同伴决策结果实际上是随机生成的数字。尽管Ahmed等人(2020)尝试考察了信息性质的影响,但他们也并未对其进行严格操纵,被试观察到的信息比其初始决策更利他还是更利己是不确定的。因此,本研究借鉴Chierchia等人(2020)的研究,采用自适应手段对信息性质进行了严格操纵：设置在利他影响下条件,被试观察到的他人决策信息总是比其初始决策更利他,同理,在利己影响条件下,他人的信息比其初始决策更自私。即,被试观察到的他人捐赠数额的多少是由其初始捐赠数额决定的,因此为自适应。这样的操控有助于更清晰地探讨观察到的不同信息性质是否对被试的决策有不同影响。此外,以往考察同伴对青少年决策或行为影响的实验操控一般围绕同伴是否在场,或给被试呈现一个群体(在某问题上)的评价结果来进行。Toelch和Dolan(2015)指出,这样的实验操作往往考察的是社会规范的影响(normative influences)。个体通过遵守既定的群体规范或一般社会期望来表现出归属感并减少社会紧张(Deutsch&Gerard,1955)。然而,在大多数关于建议采纳或社会信息影响的研究中,参与者一般都是在私下做出他们最初和最终的决定,此时他们可能较少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而更多地是基于信息本身来做出最后的决定。社会信息指个体使用社会线索来获取有关当前适应性行为的信息(Deutsch&Gerard,1955),在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方面的影响较少被探讨(Reiter et al.,2021)。Ruggeri等人(2018)的研究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首先给被试呈现来自一个同龄人或成人的建议,之后要求被试做出分享决策,结果发现,成人的建议对青少年的分享决策没有显著影响;而相比同伴更不公平的建议,当同伴的建议更公平时,意大利和新加坡的12岁青少年均更加慷慨,表现出选择性的社会学习。以上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单一信息源研究范式(如Foulkes et al.,2018;Knoll et al.,2015)。在每个实验试次中,被试观察到的他人决策信息要么是利他的,要么是利己的。例如,Chierchia等人(2020)研究中的青少年在利他影响条件下和利己影响条件下行为均发生转变,且没有表现出信息性质的显著差异,此时无法确定青少年只是对社会信息表现出无差别的顺从或从众还是真正受到了影响。事实上,儿童及青少年接触到的信息丰富多样,而从不同信息来源中有选择性地进行学习是个体有效学第9期 张玮玮 等:“近朱者赤”：同伴捐赠决策信息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 1455 习的关键(Hermansen et al.,2021)。考虑到现实世界中信息的多元性,在考察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所受到的社会信息影响时,不应仅考虑单一的信息来源,而应该进一步给青少年提供相互冲突的两种信息来源,以此考察他们的决策反应(Hermansen et al.,2021),最终揭示他们受到何种信息影响以及如何受到影响。因此,本研究借鉴了儿童选择性信任的研究范式,即冲突信息源范式(conflicting sources paradigm;Koenig&Harris,2005)。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自适应行为实验方式来设置冲突的信息源条件,在每个试次中同时给被试呈现两个信息：一个信息比被试的初始决策更利他,另一个信息比被试的初始决策更利己,以此来探究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所受到的社会影响。Ahmed等人(2020)认为,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利他信息的影响,这可能是青少年通常使用积极的印象管理来“适应”学校环境。结合我国教育系统中高度强调的善待他人和关心他人的亲社会行为以及遵循孔子传统的基本原则(Chen,2010),本研究采用自适应的方式将信息性质的方向操纵为冲突信息源条件,以及均利他和均利己的非冲突信息源条件,提出假设1：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利他信息影响。1.2 同伴影响的特殊性 对于青少年来说,与同伴的社交互动是其社会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Lam et al.,2014),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更倾向于向权威(可靠、知识渊博或地位高的成人)而非同伴学习(Mills et al.,2011),而青少年可能更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而非成人(Ruggeri et al.,2018)。以往关于冒险行为的研究大多发现了同伴对青少年影响的特异性(Knoll et al.,2015),即青少年更倾向于根据同伴的决策或建议而非成人的建议做出相应改变。而在亲社会领域,Ruggeri等人(2018)发现,12 岁的孩子更容易受到同伴而非成人的影响,并且在考虑文化环境的影响下,新加坡青少年比意大利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影响。青少年所受到的同伴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在集体主义和保守主义高、自主性低的社会中,个体表现出更高的从众水平(Bond&Smith,1996)。研究者认为,目前人们对同伴影响中的文化和种族差异知之甚少(Chen et al.,2018;Laursen&Veenstra,2023),几乎所有关于同伴影响的研究都来自北美或欧洲的样本,迫切需要在非西方国家进行研究(Laursen&Veenstra,2023)。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在同样程度上强调同伴关系的重要性,同伴影响可能因文化而异。相比集体主义文化,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同伴对儿童的自我价值有更显著的影响(Chen&French,2008)。北美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