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的使者”——作为文化现象的古代河西走廊译者.pdf

书书书“融通的使者”作为文化现象的古代河西走廊译者王作伟（河西学院外国语学院，甘肃张掖 ）摘要河西走廊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从古时起，就是多民族聚居和兵家必争之地，是西域各国东往西来的交通要道，也是不同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发生的地方。译者便是这些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介质。纵观河西走廊历史，译者之“融通”功能不可小觑。然而，河西走廊的翻译活动最繁盛的时段只有近千年，在元代以后几近沉寂，这一现象跟历史的演进是紧密相关的。本文主要对历代河西走廊的个体译者及译者群体进行概述式研究，将他们作为研究主体和文化现象来看待，兼论译者所处的历史及文化背景，突出他们在河西走廊历史中的地位和文化功能。关键词古代河西走廊译者；译者的产生；文化现象；历史地位；文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翻译是一种文化建构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译者便是翻译活动发生最重要的构成元素之一。然而，在任何一个时代，译者都并非凭空出现，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是一定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同时，译者与他们的翻译活动也建构了历史，并塑形未来。翻译史作为史学的一部分，其“研究的核心是人重点是译者”。翻译研究者皮姆也认为，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译者，“只有译者负有社会因果的责任”，他强调了译者的社会功能。没有将译者作为主体的翻译史研究可以说是不完整的。因为“以译者作为主体的研究，是直接指向译者，探讨译者作为翻译现象本身的问题借助其他翻译元素和现象来对译者作为翻译现象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范式凸显了译者作为历史参与者和创造者的一面，强调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在河西走廊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翻译的助推作用不言而喻，翻译促进了这一区域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多种文化之间的不断融合，译者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融通”功能，而他们作为整体的生命轨迹就是河西走廊历史的部分再现。在本研究中，古代河西走廊译者主要指在河西走廊生活、驻留过的译者，以及在他处从事翻译活动的河西走廊人。根据他们所译内容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类，即经文译者、官方公务译者和民间译者。在有文字可考的文献中，人数最多的是经文译者，主要是佛经译者；官方译者较少，只有些许的记载；而那些民间译者无所提及，更遑论其姓名。这三类译者反映了古河西走廊的文化和生活形态，即精神信仰、民族交流和世俗生活。这些译者虽处在不同的时代，但在古代河西走廊逾千载“纷乱”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了“融通”的社会功能，他们也集体性地应对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因此，对河西走廊译者进行研究时，无论是名垂青史的，还是寂寂无闻的，都需要“将译者作为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向纵深拓展”。他们作为群体构成的现象，是对河西走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状况做出的回应。一、古代河西走廊的“千载乱象”与译者的产生译者总是伴随着一定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产生，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个体译者及译者群体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译者作为文化现象，是指“不要只把译者视为个人或个体，将其翻译行为视为个人或个别的活动，而是不论个人还是群体、知名或不知名的译者及他们的翻译以至其他活动，都集体地构成一个文化现象，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参与、回应、协商以至影响一些重要文化问题，甚至是具体地对独特文化问题作出回应”。只有将译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量和研究，才能了解翻译活动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从而体现出译者或译者群体的社会功能。古代河西走廊的翻译活动，从明代开始渐入沉寂，而在之前逾千年的时间里，翻译活动为何在河西走廊呈现盛况？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在元代之前，河西走廊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事频繁；另外，河西走廊民族繁多，在河西走廊归汉之前，生活着塞种、月氏和乌孙等民族（这三族后来迁出河西走廊）；在归汉之后，除了汉族，河西还迁入了羌、氐、匈奴、吐谷浑、鲜卑、突厥、回鹘、党项、吐蕃、蒙古以及后来的满、回、藏等民族，还有西域各国东往西来的外交使者、商队、游历者等群体在河西走廊驻留和生活。战事之乱和人口流动的“乱象”需要译者作为中介来协调社会的良性运行以及民众生活的顺利开展。无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民众的世俗生活，都呼唤译者的出场。从思想层面来看，统治者需要从精神上来安抚民心，宗教恰好有这方面的力量，于是大批由统治者扶持的译经者出现了。从政治和外交层面来看，统治者需要译者与西域各国的使者沟通，或者在河西割据政权之间进行沟通，以促成外交和贸易等事务的顺利进行。因此，由官方委任的公务译者便产生了。从生活层面来看，该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需要有译者去辅助达成不同民族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易与交流，便利他们的生活，满足他们的文化诉求，由此便出现了民间译者。二、古代河西走廊的个体译者及译者群体古代河西走廊的译者，无论是宗教经文译者、官方公务译者，还是民间的无名译者，都不得不去面对河西长期混乱的局势，“乱中求通”，他们在不自觉中以翻译活动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佛经译者除了笔译佛经，也有口授佛经的活动，而公务译者和民间译者则更多是倾向于口译活动。他们的出场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从河西走廊的文化交流史来看，译者不仅是河西走廊文化融合与发展的推动者，也是河西走廊历史的创造者。（一）宗教译者古代河西走廊并不存在纯粹的某种宗教，而是多种宗教并行发展，外来宗教中佛教的发展最为繁盛，其次是祆教（波斯教）、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对任何一种宗教而言，传扬教义和发展信众是其重要的宗教实践活动，而外来宗教要在异域文化中传播是不易的，翻译便是其传播必经的一个环节，主要有口授和笔译两种方式。民族翻译 年第期（总第 期）佛经译者佛教是外来宗教，在东传的过程中，翻译的助推作用是显见的。如梁启超所说，“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翻译是佛教生命力在异域文化中绵延的关键。从两汉开始，佛教传入，其在中华大地的生存可以说是历经曲折。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梵语及古代中亚语言佛经被译成了汉文。实际上，最初直接从梵语翻译而来的佛经很少，从西域以及中亚等地语言二次转译而来的经文居多。古代河西走廊早期译经多为“口授”，后来笔译佛经活动逐渐增多。这些译者中有东往西来的异域僧侣、四方云游的中土僧人，也有河西本地的译经者，他们的身份上至达官贵人、高僧大德，下到普通僧侣和信众。河西走廊的笔译译经活动，始于东汉末年，但在目前已发现的文献中，这一时期的译经人姓氏却无法考定。一个原因是，佛经翻译最初只是信徒的自主行为，“况当时翻经之处，非由朝廷指定，朝廷亦不加保护。不过布教修道之暇，偶尔从事。罕署姓氏，甚至名称混淆，其姓氏有全不可考者”。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鸠摩罗什之前，译经僧人没有将自己名字署于所译经卷之上的传统。西晋时期，敦煌成为佛经翻译中心。竺法护是此时在河西译经的代表人物，其出色的译经活动使敦煌成为河西译经的重镇。在从敦煌去长安的路上，竺法护一路传译，所译佛经甚多，根据不同的记载，总数在 部至 部之间。他在敦煌译经之时，“其笔受者菩萨弟子法乘，月支人法宝，正书写者荣携业、侯无英，贤者李应荣、承索乌子、剡迟时、通武、支晋、支晋宝等三十余人，襄公相助”。阿惟越致遮经记第十四曰：“元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萨沙门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姜子候得梵书 不退转法轮经，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息闻知”二七四。圣法印经记第十七曰：“元康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月支菩萨沙门法护，于酒泉演出此经，弟子竺法首笔受”二七七。可见，竺法护译经，“助译者多，共襄其成”，而且参加竺法护译经的都是佛教界著名人士，除了上文提到的，在文献记载中名字可考的较少。当时的笔受，主要是用其所通语言记录名僧口授的佛经，“并在表达上斟酌词句，润色章法”。五凉时期，河西走廊涌现出很多佛经译者，以北凉居多。“北凉译人有道龚、法众、僧伽陀、昙无谶、沮渠京声、浮陀践摩、智猛、道泰、宝云、法盛、僧表等。而法显、智严、法勇、支法领等均经凉州至西域，皆在沮渠氏王北凉之时。即至宋初，尚闻有河西沙门释县学、威（亦作成）德等八僧，西至于阗，当日凉州传译之盛况，亦甚可惊也”。昙无谶翻译 大般涅槃经时，其译场中的笔受主要有慧嵩、道泰、道养以及北凉宫廷写经生樊海。此外，北凉时的译者还包括昙篡、昙觉、道朗等。五凉时期，有三次大型的译经活动。第一次由前凉张天锡主持（年）。据 开元释教录卷四记载，从前凉张轨永宁元年辛酉到张天锡咸安六年丙子，七十六年里，共译经四部、六卷。“优婆塞支施仑，月支人，博综众经，来游凉士，张公见而重之，请令翻译。以咸安三年癸酉，于凉州内正厅堂后湛露轩下，出 须赖经等四部。龟兹王世子帛延传语，常侍西海赵潇、会水令马亦、内侍来恭政三人受笔，沙门释慧常、释进行同在会证。”第二次大型译经活动发生在沮渠蒙逊攻灭西凉之后（年），他邀请昙无谶主持译经。魏书卷一一四 释老志记载如下：“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有罽宾沙门昙摩谶，习诸经论。于姑臧与沙门智嵩等，译涅槃诸经十余部”。第三次大规模译经由沮渠牧犍邀请西域高僧浮陀跋摩，在凉州闲豫宫译场组织译经。全宋文卷六十二载有北凉沙门释道挺序文，“以乙丑之岁四月中旬，于凉城内苑闲豫宫寺，请令传译理味。沙门智嵩、道朗等三百余人，考文详义，务存本旨，除烦即实，质而不野。王亲屡回御驾，陶其幽趣，使文当理诣，片言有寄。至丁卯岁七月，上旬都讫，通一百卷。”这次译经有三百多人参加，规模令人惊叹。年第期（总第 期）民族翻译北魏时期，由于社会动乱频繁，人们寻求安稳的心理状态和当时的社会现状促使佛教更广泛地传播，同时译经活动的范围也扩大了很多。然而，那时相对较强大的政权都不在河西走廊，建康、邺城、长安、洛阳等地成为佛经翻译的中心，在河西走廊进行的佛经翻译活动逐渐变少，很多译经者被迫离开，如浮陀跋摩、智嵩等译经高僧，史书记载当时凉州的译经活动受到了重创，北魏“西伐姑臧，凉土崩乱，经书什物皆被焚荡”。不过，此时仍然有译者在河西从事佛经翻译活动，著名的译者有智猛等人。唐代的长安和洛阳成了译经中心，河西走廊的翻译活动较之前代有所减少，但仍有发生。玄奘在西去求经往返途中，都在河西走廊的姑臧、敦煌等地有讲经和译经的活动。另外，唐天宝十二年（年），河陇节度使哥舒翰奏请不空赴河西，在武威期间，哥舒翰请不空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一字顶轮王瑜伽经、一字顶轮王念诵仪轨等凡 卷密籍，行军司马礼部郎中李希言、节度判官监察使御史田良丘等笔受”。闲暇期间，不空还兼译其他经卷。在不空召法月弟子利言等翻译密藏期间，安西副大都护封常清于天宝十四年（年）到达武威，助不空译经。“安史之乱”后，吐蕃入主河西走廊，曾派遣掌管宗教事务的“蕃大德”到沙州，在沙州组织了译场，专门开展译经活动。在此期间，最著名的译经大家是管法成，他将很多藏传佛教的经文译成了汉文。唯识宗和吐蕃对河西统治的影响，“使得法成成为一位汉蕃宗教文化交流的使者”，这体现了法成的历史作用。“吐蕃占领河西时期，几代吐蕃赞普曾驻扎敦煌处理政事，王妃和宰相也曾在此组织译经和抄经。”另外，从藏文典籍发现，自吐蕃时起，“大批汉族、藏族、党项族、高僧云集凉州，抄写并翻译佛经”。在当时的凉州地区，亦有很多僧众做汉藏文佛经的翻译。回鹘时期，“沙州回鹘王国内的译经及抄经也很盛行”，回鹘文 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虽然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译者名字考出，但沙州回鹘王国的译经肯定是有很多译者参与的活动。西夏在公元 年之后，逐渐“占领了河西，控制了当地的回鹘和吐蕃，为西夏译经提供了人才和经验”。西夏时期，武威是第二大佛教中心，“佛教自北凉以降已有七百年历史，形成了以甘、凉、肃、瓜、沙等佛教中心。党项族受汉、回鹘、吐蕃、契丹等族佛教信仰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其交流甚密。佛经汉译的兴盛促进了西夏文佛经翻译活动”。河西走廊的这些早期城镇都成了译者的生发地，译者当中有汉僧、藏僧和党项族人。西夏时有凉州中心和甘州中心，这两地都有译经活动发生。甘州的禅定寺“可能是将藏文佛经译为西夏文的一个寺庙”。另外，“周慧海在天梯山石窟大佛寺主持佛事活动期间，主持翻译并刊、写了很多佛经和发愿文”。很多西夏译经人的名字无法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