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与“暖心”——论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的叙述姿态.pdf

62南腔北调中原文学耿孟刚水墨写意人物画论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的叙述姿态文/李玉玉伤心与暖心摘 要：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是河南青年作家郑在欢的第一本小说集，他以熟人社会为依托描写了对乡村生活的独特感受。借助对童年的回忆，郑在欢搭建起连接乡村社会的桥梁，在毫不留情地揭示乡村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之余，也描写了隐含于其中的温情与希望，作品呈现出“伤心”与“暖心”的叙述姿态。关键词：郑在欢；叙述姿态；伤心；暖心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是河南青年作家郑在欢的第一本小说集。河南驻马店就是郑在欢构建其文学世界的重要依托。“我在农村长大，熟人社会，每个人都认识他们毫无疑问成为我最直接的素材。”1从 1990 年出生，到为躲避继母的虐待离家出走，在驻马店 16年的生活给郑在欢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是作者进入城市生活后回望故乡的一部作品，借助对童年的回忆，郑在欢搭建起连接乡村社会的桥梁。通过对乡村社会中各色人物故事的呈现，在揭示底层乡村社会的现存问题之余，也描写了隐含于其中的温情与希望，作品呈现出“伤心”与“暖心”的叙述姿态。一、赤裸的野蛮与暴力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展现了一个未经修饰的、充斥着野蛮和暴力的乡村社会。作者童年记忆中的各色故事、书本中出现的各种人物，让人很难想象在精英和文明视野之外，竟然还会有这样一个“荒蛮”之地的存在。不过小说中展现的乡村风貌和人物言行表明：大王庄的野蛮和暴力其实并非偶然。野蛮的换亲陋习。“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长期以来在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乡村社会中，人们聚族而居，终老是乡。对土地的依恋使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不仅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形成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乡村道德秩序，同时还衍生出一种家族本位意识和宗法制度。“由于宗法制度及家本位意识的根深蒂固，中国文化传统中个人婚恋抉择与家庭或家族的利益直接相关，大部分人都没有自由选择婚恋对象的权利。”3而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思想解放，传统的婚恋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为妻纲”的思想逐渐被婚姻自主、自由恋爱、男女平等所取代，家本位的婚恋观受到巨大的冲击。不过，脱离传统封建伦理束缚的现代乡村婚恋是否真的获得了自由？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给出了答案。63南腔北调中原文学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中，郑在欢似乎一直在尝试与他笔下的乡村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生活怎么样，他就怎么写，大王庄里的喧闹吵嚷、野蛮蒙昧仿佛都与他无关。即使在以自己为原型的故事中，他也依旧采用一种“旁观”的态度。这种对情感的“处理”让人想起了余华。不过和余华相比，二、隐含的温情与希望在一些偏远的乡村地区，由于物质的贫乏，加之长期沿袭下来的男权思想和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女性往往没有决定自己婚姻命运的权利。为了给儿子娶亲，延续香火，贫穷的家庭便会用女儿去换一门亲事，也就是俗称的“换亲”（也称“姑嫂换”或“交换婚”，即旧俗两家互娶对方的女儿做儿媳妇），一桩婚姻的缔结以另一桩婚姻的缔结为前提，这是一种野蛮又蒙昧的婚姻陋习。暴烈之花中的嫂子和“花”就是她们兄弟婚姻的牺牲品。在他们的眼中，“婚姻关系只是一种信息传递或交往关系，它是男人为了男人间的关系而交换女人，女人只是信息的传递，就犹如物体、服务、符号的交换一样。”4 在这一场名为“换亲”的婚姻中，乡村女性的命运被父母和兄弟主宰，而她们的任务则是传宗接代。虽然在小说中，郑在欢没有像苏童的茨菰那样描写彩袖为反抗“换亲”逃婚出走，在家人的追踪下无奈回到“原点”，最终绝望自杀的“波折”场面，但他笔下的嫂子这类默默忍受型的女性同样让人感到一种悲凉和无力。嫂子和“花”的经历不是作家的艺术虚构，而是现实乡村社会中千千万万个女性婚姻爱情的缩影。郑在欢用她们的故事揭开了乡村社会丑陋的一隅，在没有被现代文明完全渗透的乡村，生育的欲望和经济的贫困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女性悲惨的命运。残忍的“暴力”叙述。“暴力”一直是中国文学重要的叙述主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作家们所处的角度、立场的不同会影响他们对暴力的叙述。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十七年文学”中的暴力一般会和英雄人物联系在一起，暴力成为英雄们建功立业的重要方式，带有一种阶级性和民族性的色彩。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理性主义的影响，日常生活中的暴力逐渐成为作家关注的对象。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叙述的就是乡村生活中那些残忍、血腥的暴力冲突。再见大欢欢中“二欢”和“二龙”那场冲突的起因是小龙编造的风流韵事惹恼了女欢，被大欢欢和女欢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小龙在敏感的自尊心和复仇逻辑的驱使下，找来了哥哥大龙助阵，并最终用手中的玻璃刀捅向了大欢欢。法外之徒中“送子爷”仗着自己年轻力壮欺辱卖麻糖的 K 叔，并将其踹进了粪坑，最终引发了两个家庭七个人的混战。勇士中“花”掰断了玉龙的胳膊，用刀扎伤了玉玲的腿，而玉龙则用铁锁打破了“花”的头。母子互殴、校园欺凌、兄弟相残、婆媳倾轧这是郑在欢笔下乡村生活的常态，生活在暴力中的他们用暴力来抵抗暴力，最终形成一种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其中唯一发生的变化可能就是随着个体力量的改变后，暴力中施受双方位置的调换。郑在欢对日常生活中残忍暴力叙述的背后展现的是乡村社会中一种野蛮的文化思维，一件再小的事情都有可能引发一场暴力冲突，甚至最后拔刀见血。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中，郑在欢借助自己的童年记忆成功搭建起他与故乡的桥梁，并通过对故乡的书写揭示了底层乡村社会野蛮、暴力的真实图景。不过或许因为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是作者进入城市生活后回忆故乡的作品，时间的间隔以及童年、成年叙事视角的穿插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带来的冲击力。64南腔北调中原文学郑在欢的尝试并未成功，尽管他以冷峻的姿态揭露了乡村社会中婚姻、言行、留守方面的问题，但残酷的叙述中隐含着一种温情与希望。婚姻背后的无奈。小说虽然描写了金钱对乡村社会中婚姻爱情的介入，但人性并未因此而被完全扭曲、异化。因为医药费两次强迫女儿出嫁的父亲也曾经有过犹豫和动摇，只是村里的流言蜚语、妻子儿子的性命让他不得不狠下心。菊花的父亲不是一个利益至上的人，相反，他一直关心女儿的心理问题。为了弄清楚菊花坚决守护贞洁的原因，他还去阅读了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而第三次逼迫菊花嫁人则是因为他担心自己死后女儿无依无靠，还要被村里人指指点点，所以才托人保媒，骗菊花嫁了出去。“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亲去世以后，菊花每天去枣树下站着的举动其实是女儿思念父亲的一种表现。三次被迫的婚姻和村里的流言蜚语使菊花非常痛苦，而父亲默默的关怀让她感受到一种温暖，对她来说，门前那棵父亲亲手种下的枣树就是父亲的“化身”，陪伴着她度过往后余生。“暴力”宣言中的爱与温情。德国学者豪克曾经说过：“在今天的文学和艺术中，如果我们只表现焦虑之梦和绝望的歇斯底里而不去表现希望和信心，那么毫无疑问，这只表现了自然生命的一半。”5 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中，郑在欢不仅描写了乡村社会的残忍和暴力，作为生命希望的爱与温情也如星点般闪烁在小说的不同角落。在回家之路 中，军舰曾因盗窃和出手伤人入狱三年，出狱以后又因没钱支付车费，在推搡中杀死了司机。等到警察赶来抓捕军舰的时候，他并未为自己的罪行狡辩，而是留给了儿子一句话：“记住啊儿子，谁打跟谁斗！”6“谁打跟谁斗”听起来像是一句暴力宣言，但这背后蕴含的却是浓浓的爱与关心，是作为父亲的军舰教给儿子的生存哲学。说出“谁打跟谁斗”的军舰一辈子贫穷愚昧、“一事无成”，对生命的漠视以及那些充满着荒谬意味的行径，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阿 Q，不过郑在欢并未对其进行讽刺和批判，“在我们这一茬孩子里，有很多人喜欢他”“军舰，你还好吗？你，还活着吗”7这些融入惋惜和感慨的叙述，也给这个名为军舰的杀人犯碌碌无为的人生增添了些许的温情与悲悯。乡村留守儿童走出困境的希望。郑在欢是中国第一批乡村留守儿童中的一员 8，对留守儿童的苦与痛有着切身的体会。因此，他在作品中不仅揭示了乡村留守儿童艰难的生存处境，同时还去探寻解决这一困境的方式。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城乡流动人口骤增。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我国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流动人口）数量约为 2.61亿 9，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增长了81.03%。如此庞大的数据背后掩盖的是不断扩大的留守儿童群体。留守在乡村中的他们，就像野草一般肆意疯长。教育水平的不足、父母约束的缺位，使这群人逐渐养成无法无天的性格。在 山林、海洋、高飞中，作者就讲述了一群中学生少年如何“搞钱”的故事。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是最低层次的一种需要，而乡村少年们为了它费尽心机，也足可以看出他们精神的贫困和生存的艰难。小说中“我”的身边有可爱的弟弟玉衡，傻子身边有疼她的杨可这些来自周围人的关心和陪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母缺位带来的空虚和孤独，温暖着留守儿童们孤寂的心。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留守儿童艰难的生存处境，对此，作者还安排了玉龙、海洋等青年一代离开乡村，通过开放式的结局留下一些可能性，希冀他们能够通过与外部世界接触后的自省最终改变乡村社会中留守儿童的困境。虽然从作品来看，这次尝试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作者这一举动本身其实就代表了一种希望和态度。被金钱介入的婚姻、充满暴力的宣言、留守儿童生存的艰难，不仅揭示了乡村社会残忍的现实问题，还描写了生活的那些被动和无奈。郑在欢在凝视它们的同时表现出一种温暖和希望，这其实体现了作者对人性和乡村未来的关怀。65南腔北调中原文学三、“伤心”“暖心”的叙述姿态从郑在欢的作品和他的相关访谈来看，郑在欢小说中出现的“伤心”“暖心”的叙述姿态与他个体的成长经历以及创作观念是分不开的。郑在欢出生于 1990 年，和同时代受到关注的“90”后作家，如张皓宸、苑子豪等人相比，他的人生充满波折与坎坷。幼年丧母的他从小由奶奶抚养长大，因为父亲想要给刚出生的妹妹找免费“保姆”才被接回新家，然后就在不断的暴力和侮辱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这些残酷的生活经历对郑在欢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在描写熟悉的乡村社会时不自觉地将目光放在暴力、犯罪、留守困境等主题上，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变成一部残酷的伤心物语。不过他的小说也没有完全一悲到底，走向“苦大仇深”的路子。进入城市生活的郑在欢逐渐选择了与自己、与过去和解。他开始以一个故事之外的人的身份去重新审视自己记忆中的大王庄，“乡村并不全都是恶的东西，荒蛮是农村的一种底色，当然还有一种古朴的情感”10，所以，在郑在欢的作品中，尽管他毫不避讳地暴露了乡村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残忍的背后暗含希望，暴力之中蕴含着温情。“所有故事都是人活出来的”11，这是郑在欢的创作观念，也是他对文学创作的理解。作为一个“生活现场的作家”12，郑在欢“不喜欢把故事讲得像是社会调查，也不想过多地阐释时代带给人的副作用”13，只是按照事情的发展脉络去处理素材，还原人物与生活。比如疯狂原始人中对“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小说中的“奶奶”是一个绝对“奉献”型的女性，她一直以家人的快乐为快乐，以家人的悲伤为悲伤，一辈子都在抚育孩子中度过。她的爱是博大的，包围着家中的每一代孩子。如果小说在此结尾，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对家庭无私奉献、对孩子充满爱心的女性。不过郑在欢并未这样做，小说同样描写了她残忍、冷酷的一面对动物生命的漠视。这是一个真实且立体的女性形象，或许在很多动物保护者的眼里，“奶奶”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但对于一个经历过饥荒、啃过树皮的人来说，可能“她身上保持的最大善良就是不伤害同类”14。郑在欢既没有对人物的是非对错作任何道德上的评判，也没有着意去提升作品的主题，只是描写自己童年记忆中乡村社会的人和事，描写他们身上的残忍与温暖，“就像是画家的人物素描，不加任何色彩”15。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郑在欢的小说却更接近“纪实”。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就像一架摄像机，记录着他在驻马店生活的点点滴滴。作为一个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乡土作家，当然，这样的归类不是很恰当，估计作者本人也不会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