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pdf

书书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岳奎，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吕宏山，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基金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华中智库重大专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效、问题与建议（项目编号：）”；华中科技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 页。“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岳奎吕宏山摘要“两个结合”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政党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与价值归属的源起，是党凝聚民族、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关键词“两个结合”；“文化基因”；“政党基因”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 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 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些重要论断，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深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政党基因关系的认识，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一、“文化基因”与“政党基因”作为具有鲜明实践性特征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强调观念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与改造。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具体“改变世界”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然与一定时代条件下的民族相结合。同样，恩格斯也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只有与各国的经济政治条件相结合，才能成为革命的策略。因此，有学者概括道，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化的过程，也是它不断民族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成功结合，演绎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光辉历程，它既回应着波澜壮阔的现实社会实际，也融通着悠久丰厚的历史文化实际。历史地看，诞生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能够扎根中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无疑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先天的内在契合性。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应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奠定了“语词基础”，还提供了“思想通道”。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双向的互动：一方面，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生生不息的文化滋养，使马克思主义具备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审视中国的历史文化，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造与重生，从而“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百年以来，作为这一双向互动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内化为自己的“政党基因”：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历史文化中“对民族精神的文化和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年 月 日，第 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理论与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选集 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年，第 页。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 文化基因探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引言第 页。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基本信息单元，以这些“政党基因”时刻表征着自己的“中国特色”。这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得以提炼取纯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基因”实现民族化涵养的历程，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积极创造的过程。作为“互化”的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得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支撑政党客体、彰显政党使命、演绎政党生命、规定政党纲领、决定政党宗旨的本质要素，它蕴含着政党的传承动力，凝结着政党的激情活力，承载着政党的阶级情怀。而这些内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具备基因的特质，是因为第一，它们具有强烈的延续性，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表现出明确的稳定性，显示为政党的独特品格；第二，它们具有适度的变异性，能够根据新的现实状况实现创新发展；第三，它们具有显著的复制性，可以在党员、组织中有效同质传播；第四，它们具有清晰的外显作用，一旦形成，变成作为支配政党生命活动的指令，对政党形成产生深层次的影响，进而由政党行为作用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总之，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塑造政党形态和行为模式的最根本力量，成为在过去、现在与未来时空中传承、传播的政党理念的基本单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凝聚民族与改造社会、彰显纲领与传承使命的精神力量。二、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纽带的“文化基因”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纽带，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具备丰富内涵。第一，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论语 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孟子道：“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爱指涉对他人的尊重与关怀，这一和谐的人伦状态也是实现“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的社会基础。第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 有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管子曰，政之兴废，在于顺逆民心。（管子牧民）至明清时，黄宗羲强调：“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视人民为国家根本，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安危，而君主要爱民亲民、重民贵民、富民安民、教民育民。第三，修辞立诚，信近于义。“诚、信也。从人言。”（说文解字）孟子把“朋友有信”规定为“五伦”之一。孔子进一步提出国家能“足食，足兵”，则“民信之矣。”（论语颜渊）。总之，“诚信”是人民之间、人民与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准则。第四，以义为质，见义而为。礼记 载：“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孔子曰，“闻义不能徙，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孟子曰，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传统文化释“义”为公正合宜的道德或行为，强调君子言行恰当适宜，乃至为追求正义而有所牺牲。第五，天地合和，生之大经。淮南子 有：“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淮南子天文训）庄子 言：“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中国传统合和文化强调万物通融、和谐共生，其应用于治国理政则要求“以和邦国”（周礼）。第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春秋时期，战乱频仍，孔子曾谈及过人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孟子也讲：“七十者衣帛肉食，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吕不韦则写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吕氏春秋贵公）因此，对“大同”的解释表达着古人对天下一家、大公无私、共同富裕的期望。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兼备着巨大的社会功能，对国人生活影响至深，它们是保证文化传承和维系民族认同的基础，能够规制成员行为与社会走向。直到今天，它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性格和国家特色，使中国历史呈现出巨大的整体性、连续性。应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记录，传递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气脉。同时，它们也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共产党基因的天然沃土，为党烙下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印记。而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些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通之处。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大同”思想承载着古人对未来社会的最高想象，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康有为就曾写道：“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产阶级，一切平等。”（大同书）之后的孙中山则提出：“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不可否认，在近代中国，正是通过依附古代“均贫富”“贵平等”的“大同”思想，西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念才得以广泛传播，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体认到马克思主义与大同理想的通约之处。郭沫若在 年创作的 马克思进文庙 一文中即慨叹，共产主义与大同世界竟不谋而合。有学者认为，五四爱国运动前后，人们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去认同、比附、解释马克思主义阶段”。吕思勉指出，中国古代“均贫富”的思想传统是近代社会主义易于为人接受的原因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早期阶段，人们往往把社会主义理解成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与之相对，资本主义则是代表自私的经济制度。三、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国往何处去”成为时代中心问题，单凭传统文化本身并不能解决现实困境，社会求变，上述“文化基因”也必然需要新的理论形态。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为使传统文化重获生机，就“既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正是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新生”的主导力量；也即历史文化传统的“再现”从根本上从属于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实践。而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先天的内在契合性落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意味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儒学化”，而是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吸收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来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是中国人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它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由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 孙中山全集 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 页。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吕思勉：中国通史，北京：群众出版社，年，第 页。韩庆祥：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研究 年第 期。党基因”的过程中。第一，从讲仁爱到执政为民。近代中国面临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社会状况，晚清、北洋和南京国民政府相继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以仁爱为基础的仁政传统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致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传承、改良并重建了传统的仁爱政治，使仁政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