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文本演变及对梁武帝形象的塑造.pdf

第3卷 第2期 海峡人文学刊海峡人文学刊 Vol.3,No.2（2023 年 6 月）Journal of Humanities across the Straits （Jun.2023）127“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文本演变 及对梁武帝形象的塑造 李 堃（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摘 要：“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是佛教重要公案之一，此事件已被证实是僧侣的伪造附会。通过爬梳相关文献，故事的呈现经历了从无至有再到情节不断完善的过程。文本的扩充一方面体现在情节的细化，另一方面体现在宝志人物的出现。探究僧侣此举的动机，无非是想通过宝志高僧和帝师的双重身份来增加公案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同时，公案情节与傅大士见梁武帝的文本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从文本的撰写年代来看，公案的杜撰是有文本参照的。“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是后世僧侣出于圣化达摩的目的而作，虽然是有意而为之，但是梁武帝作为公案的主人公之一，文本自然呈现出禅宗史上的梁武帝形象。因宗派差异，梁武帝的形象在佛祖统纪和禅宗文本中有很大不同，从中可见佛教语境下梁武帝形象的塑造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关键词：菩提达摩；梁武帝；宝志；傅大士；佛祖统纪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767（2023）02-0127-08 收稿日期：2022-08-15 作者简介：李堃，青岛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菩提达摩（？536），被誉为禅宗初祖。目前可知最早记载菩提达摩生平事迹的史料为洛阳伽蓝记，之后出现记载达摩相关的佛教文献比比皆是，但其内容多有补充和附会痕迹，不过正是因为后世佛教文献尤其是禅宗典籍中的文字描述使达摩人物形象得以神异化。菩提达摩的史料记载繁多，其相关内容在不同的佛教文献记载中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包括达摩身份、入华时间以及达摩与梁武帝往来事迹等，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一方面与达摩禅“我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原则有关，使得后世无法得到确凿的文字记录，从而造成传播的讹误；另一方面是因为僧侣为推动禅宗的发展、证明禅宗合法性进行了一系列的附会和杜撰。因菩提达摩在禅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加之有关达摩的记载内容在不同的佛教文献中存在差异，达摩研究成为多年来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并且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胡适的 菩提达摩考是研究达摩的重要成果，文章首先承认菩提达摩历史人物的真实性，但是否定了传说中达摩事迹的可靠性。胡适因洛阳伽蓝记记载达摩咏叹永宁寺盛况一事，并根据永宁寺的兴衰时间即永宁寺建于熙平元年（516 年），至永熙三年（534 年）经历三月的火灾而毁，推测达摩在 6 世纪初年已达中土，并且认为“达摩廓然无圣公案”并非史实，应为杜撰。其后学界就达摩入华时间 静、筠二禅德编著：祖堂集，大藏经补编第 25 册，第 335 页上栏。胡适：菩提达摩考，禅学指归，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年，第 63-71 页。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128 问题进行了讨论，刘学智认为达摩来华时间应为梁普通元年，李利安更倾向于达摩刘宋来华说，徐文明认为达摩是在第一个“丁未之年”即宋明帝泰始三年来华。有关梁武帝与达摩的往来问题争议颇多，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真伪进行了论证。以胡适、释印顺等为代表的学者依据时间来判断，认为达摩见梁武帝一事完全是后人的附会。杨笑天在此基础之上又根据北朝佛教重功德利益的特点推测，达摩无功德的评价对象应为北魏孝文帝并非梁武帝。除此之外，学术界对该事件的看法存在不同的声音，如孙述圻的菩提达摩与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一文，认为虽然达摩与梁武帝公案不能作为可靠历史来看待，但是仍在正史中有相关的历史依据，不能将此事件与达摩“折苇渡江”“只履西归”等神异故事一致看待。此外，学术界也从达摩形象变化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如刘倩 达摩形象的演变一文从诸多文献入手，探讨梳理历史上达摩形象的演变。蔡雅玲 明代达摩形象研究一文围绕明代小说和诗文主要分析了明代达摩形象塑造，兼及明代以前达摩形象的塑造。学界有关达摩研究成果颇多，但是对“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文本的演变尤其是宝志人物在故事中的出现、此公案与傅大士见梁武帝文本的比照以及不同文献对梁武帝形象塑造的对比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论述。一、“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文本的演变及宝志的出现 有关达摩与梁武帝之间的往来事件“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是禅宗史上重要的公案之一，该事件的记载在佛教文献中呈现出从无到有再到文本完善的演变过程，以下将按时间顺序对 6 世纪到13 世纪的部分文献中“达摩廓然无圣公案”的史料记载变化进行梳理。洛阳伽蓝记成书于 547 年，是目前可知最早记载达摩的文献，主要对达摩身份以及来华做了简要的文字描述，内容如下：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相较于后世文献，该记载最贴近史实。记载内容并未有梁武帝与达摩见面的内容，由此可见在 6 世纪还未出现“达摩廓然无圣公案”。到 7 世纪中叶，道宣作续高僧传亦无梁武帝与达摩会面的记载。对于这一现象的存在，胡适认为“7 世纪中叶,这些谬说还不曾起来”。8 世纪初，净觉作楞伽师资纪也没有梁武帝与达摩的对话记载。到 8 世纪中后期，“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文字史料开始出现。760 年，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刘学智：菩提达摩来华年代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李利安：达摩来华年代考质疑，社会科学评论2007 年第 3 期。徐文明：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77-101 页。杨笑天：关于达摩和慧可的生平，法音2000 年第 5 期。孙述圻：菩提达摩与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南京大学学报1984 年第 3 期。刘倩：达摩形象的演变，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蔡雅玲：明代达摩形象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衒杨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5 页。胡适：禅学指归，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年，第 65 页。李堃：“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文本演变及对梁武帝形象的塑造 129 问世，“达摩廓然无圣公案”首次在文本中出现，后世流传版本大都是以此为底本进行的改写和增衍。与后世文献相比较，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记载内容缺少较为丰富的描述和事件发生的时间：梁朝婆罗门僧字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国国王第三子，少小出家，智慧甚深，于诸三昧，或如来禅，遂乘斯法，远涉波潮，至于梁武帝。武帝曰：“朕造寺度僧，造像写经，有何功德不？”达摩答：“无功德。”武帝凡情，不了达摩此言，遂被遣出。774 年，历代法宝记(又名师资众脉传)对达摩与梁武帝往来的记载在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加工，在互动描述上增加了细节，如：“梁武帝出城躬迎，升殿问曰：和上从彼国将何教法来化众生？达摩大师答：不将一字教来。大师答曰：并无功德。此乃有为之善，非真功德。”梁武帝出城迎请达摩是新增细节之一，君主出城迎请为较高的礼待，相较之下，该细节更能体现出梁武帝虔诚佛教徒的身份以及达摩地位的尊贵。9 世纪初日本僧最澄入唐，根据自己所携带的多种佛书，后作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引传法记云：谨案，传法记云：达摩大师渡来此土，初至梁国，武帝迎就殿内，问云：“朕广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大师答云：“无功德。”武帝问曰：“以何无功德?”达摩大师云：“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功德。”不称帝情，遂发遣劳过。大师杖锡行至嵩山，逢见慧可，志求胜法，遂乃付嘱佛法矣。最澄所引传法记现已佚失，实为 8 世纪的佛教文献，可见在 8 世纪中后期“达摩廓然无圣公案”的故事已经开始传播并形成一定影响。952 年，祖堂集编纂完成，其对“达摩廓然无圣公案”的记载相当完备，不仅对达摩与梁武帝的对话进行了补充，而且增加了二人会面发生之前的谶言描述，追加了达摩离梁入魏后宝志与梁武帝的对话，对话的内容揭示了达摩“观音大士传佛心印”的身份并且传递了梁武帝本人的懊悔之意，故事情节更为完整：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和尚者，南天竺国香至大王第三太子也。得般若多罗法，般若多罗乃告曰：“汝今得法，亦莫远化，待吾灭后六十七年，当往震旦大施法药。汝勿速去，当有难起，衰于日下。”达摩问曰：“我去彼国行化，有菩萨不？”师云：“彼国获道者如稻麻竹苇，不可称计。吾灭度后六十七年，各别着人，此国留难，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彼国，南方勿住，彼国天人不见佛理，好作有缘而爱功德。汝至彼国，则出不住。听吾谶曰：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恓恓暗渡江。日下可怜双象马，两株嫩桂久昌昌。”尔时达摩和尚泛海东来，经于三载。梁普通八年丁未之岁九月二十一日至于广州上舶。刺史萧昂出迎，奏闻梁帝。十月一日而至上元，武帝亲驾车辇，迎请大师升殿供养。是时志公和尚监修高座寺，彼谓寺主僧灵观曰：“汝名灵观，实灵观不？”灵观曰：“唯愿和尚指示。”志公曰：“从西天有大乘菩萨而入此国。汝若不信，听吾谶曰：仰观两扇，低腰捻钩。九乌射尽，唯有一头。至则不久，要假须刀。逢龙不住，过水则逃。”尔时灵观则以纸笔录于记之。尔时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师曰：“不识。”又问：“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 神会：南宗定是非论，参见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27 页。佚名：历代法宝记，大正藏第 51 册，第 180 页下栏。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转引自胡适：菩提达摩考，禅学指归，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2 年，第68 页。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130 何功德？”师曰：“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师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武帝问：“如何是实功德？”师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不了达摩所言，变容不言。达摩其年十月十九日，自知机不契，则潜过江北，入于魏邦。志公特至帝所问曰：“我闻西天僧至，今在何所？”梁武帝曰：“昨日逃过江向魏。”志公云：“陛下见之不见，逢之不逢。”梁武帝问曰：“此是何人？”志公对曰：“此是传佛心印观音大士。”武帝乃恨之曰：“见之不见，逢之不逢。”即发中使赵光文往彼取之。志公云：“非但赵光文一人，阖国取亦不回。”11 世纪初写成的景德传灯录、12 世纪初的联灯会要以及 13 世纪写成的佛祖统纪对“达摩廓然无圣公案”的记载基本延续了祖堂集的记载内容，“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故事情节已基本定型。事件的基本走向在上述文献中达成以下三点共识：一为梁武帝曾接见了菩提达摩；二为二人就有无功德之事进行了讨论；三为二人的会见结果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但是在细节处理上如达摩的离梁方式仍有不同，如历代法宝记记载“乃辞出国”，这是自行离去，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则记载为“遂被遣出”。在此后的史料记载中，多采用梁武帝不晓达摩之意，达摩感到传法无望而主动离梁入魏之说，或者对此问题进行模糊化处理。文本的这一变化扭转了达摩被动的局面，印证了僧侣圣化达摩形象的企图。此举在达摩的传记中也有呈现，如关于达摩身份的记载，洛阳伽蓝记记载他为波斯胡人，而续高僧传记载为南天竺国王第三子，属婆罗门种姓（亦有刹帝利种姓之说），且后世佛教文献多采用南天竺王子之说。此外，在故事人物方面，10 世纪以前的文献对公案涉及人物的记载上仅见达摩与梁武帝二人，祖堂集的记载中却牵涉了宝志，且宝志在事件中起到了揭示菩提达摩观音大士身份的重要作用。宝志的突然加入，并且在公案中占据较为关键的地位，必然是僧侣有意为之，僧侣此举的目的可以从宝志身份的角度进行解读。释宝志（425514），历经南朝宋、齐、梁三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据高僧传等文献记载，宝志拥有分身、预言等神异能力，得到齐武帝、竟陵王等萧齐皇室的礼敬，齐武帝虽迎宝志入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