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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等”必然“不对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日新征微观税的角力一、近代中日经济竞争的不对等从甲午战争一直到抗战结束，中日经济关系的总体基调是不平等的，中日之间的经济竞争属于不对等竞争。不对等的基点在于甲午中日战争后双方签订的中日 马关条约 及后续之 通商行船条约。马关条约 第六款第四条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杂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11896年，中日 通商行船条约 第十二款规定：“日本臣民于中国通商各口岸之外，购买中国货物土产运出外洋者，除出口时完出口正税外此后不论在中国何处，所有内地税赋、钞课、厘金、杂派，一概豁免，惟完子口税之日起，限十二个月内，运往外国。又日本臣民在通商各口岸购买中国货物土产，非系禁运外洋之物，运出口时，只完出口正税，所有内地税赋、钞课、厘金、杂派，一“不对等”必然“不对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日新征微观税的角力牛贯杰内容提要民国时期中日两国间的经济竞争和摩擦不断，随着双方军事、外交以及国内形势的变化，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超出了经济理性和周期性贸易的范畴。北京政府时期，中日两国政府分别出台奢侈品税捐，本属微观的新增税捐引发两国间的贸易争端和外交交涉，外溢效应被严重放大。在经济发展不对等的历史环境下，民国北京政府并未像日本政府一样成功推行计划中的奢侈品税捐。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中日现代化发展的不对称性，亦从一个侧面展现近代东亚经济交锋的深入程度及复杂性。关键词民国日本奢侈品税经济战牛贯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历史上的中美日贸易战”（19YYA02）的成果。1 马关新约（1895年4月17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一册，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6页。231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 4 期概豁免。”1近代中日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建立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日本获得在华设厂、生产以及进出口贸易等各项特权，并加速了对华贸易和在华投资。20世纪初，日本成为在华投资和对华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1902年，欧洲是在华主要投资者，英、俄、德、法四国占到在华投资总额的96.9%，日本的投资份额（不含台湾）仅占0.1%2。1914年，日本在华投资额增至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22.2%，仅次于同期英国的34.2%，迅速跃居为第二位3。1931年，日本成为在华投资最多的国家，占到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50.9%4。贸易方面，1896年日本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8.4%，1906年占到14.2%，1913年增至18.7%，排在英国之后，成为中国第二位的贸易伙伴5。日本对华经济渗透加深的同时，中国的对日贸易也在稳步增长。1925年以后，日本逐渐超过英国，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国6。一战期间，中国同美国日本相比，在工人数量上占有优势，是美国的2倍，日本的9倍，同时在工厂和制造户的数量上也具有显著优势；但在工业产值方面，中国仅为日本的55%，美国的2%7。中国尽管工业潜力巨大，但在近代国际经济竞争中并未发挥应有作用，而且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基本前提下差距更加显著，加剧了中日近代经济发展的不对称性。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日之间的经济战场并未像军事与外交战场一样，全然以步步退让的结局收场。首先，在经济战或贸易战中，双方在贸易规则或贸易框架内进行博弈，既有经济理性存在的前提，也有市场、政府、商人各方面利益的考虑，有时三者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存在彼此博弈的空间。其次，经济战存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选择。再次，双方的博弈结果未必是一方取胜的同时另一方完败，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结果导向。同时，中日双方的经济竞争与内政、外交、国内舆论、社会、商业环境都有错综复杂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通过微观层面的考察能得到更好的说明。此外需提及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奢侈品对中日两国而言代表着不同的商品门类。日本政府划定的中方奢侈品类目主要是原材料和手工业产品，包括茶叶、鞋、包、中药、丝织品、毛织品、丁香等。而北京政府拟征税捐中涉及日方的奢侈品和特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奢侈品类目有精制织物（各种丝麻、羽毛、疋头及毡帽、靴鞋袜带服用等）、贵重器具（各项油漆器皿、贵重五金器具、玻璃器、料器及车辆等）、钟表玩具（含钟表零件在内）、化妆物品（各项香水、脂粉、发油、雪花膏及化妆用器具等）。特种品类目有煤油、汽油、机油、纸张锡箔、颜料玻璃等。二、1924年日本奢侈品增税案引发的中日经济争端学界对1924年日本政府出台新的奢侈品税已有关注，尤其聚焦于中国方面的反应，如赵毛晨由此提出商人参与外交的新气象8，沈慧瑛以驻日公使汪荣宝的手札为基础考察了北京政府的外交斡旋9。本文则将此次日本增加奢侈品新税与其后北京政府新征奢侈品税捐结合起来予以讨论，聚焦1 通商行船条约（1896年7月21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一册，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64页。2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5页。34杜恂诚：日本在近代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第8页。5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6郭真编：中日经济关系论，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94页。7陈真、姚洛合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一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页。8赵毛晨：贸易争端中的商人外交以华商抗争日本奢侈品增税案为中心（19241925），史学月刊 2021年第1期。9沈慧瑛：1924年重征奢侈品税风波读汪荣宝手札，中国档案 2015年第2期。232“不对等”必然“不对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日新征微观税的角力中日之间的经济竞争，通过比较两国出台微观新税的过程、反应以及最终的不同命运，进一步反映中日两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对称性。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波及首都东京的关东大地震。此次地震造成14万人丧生、失踪，受灾人口超过300万，建筑物损失45亿日元。早在关东大地震发生之前，日本经济的“大战泡沫”破灭，股市暴跌，生产过剩，商品市场价格持续下跌，1920年东京粮食交易所、横滨生丝交易所暂时休业，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状态。与此同时，金融市场产生信用危机，银行遭到挤兑，21家银行被迫停止营业。关东大地震使原本通缩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特别是由于地震导致面向受灾的银行以及企业的票据无法结算，债权者的资金运转恶化，出现了连锁性金融危机的风险。1923年9月，日本政府出台 震灾票据贴现损失补偿令，规定震灾票据由日本银行二次贴现，以震灾票据为担保进行融资，如果不能收回融资给日本银行带来损失，政府对其进行上限为1亿日元的补偿。灾后重建需要大量资金，导致财政规模始终无法缩减，进一步扩大了日俄战争后持续增加的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同时灾后重建对进口的需求大幅增加，导致日本的贸易收支在1924年出现了创纪录的8.5亿日元的赤字额1。在此背景下，1924年7月，日本政府提出加征奢侈品关税方案，将奢侈品进口税增加到值百抽百，即按价值征税100%，希望借此“挽回贸易逆势”。7月23日，驻日公使馆向国内通报，“促国内商人注意”2。消息传至国内，上海、苏州等地华商纷纷在报纸上抗议“日货来华，值百抽五，华货往日，值百抽百”的不平等税率，并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政府所接文电日必数十起”。外交部正式向日本驻京公使芳泽谦吉提出照会，“其内容首述中国政府认此税率至不平等，违反华会九国协定；次述我国商业影响之重大及商民愤慨情形；末则要求日本政府分别品目，予我国以豁免或减轻”。外交部同时致电驻日代办公使汪荣宝，令其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同样照会，切实交涉3。苏州商会还动员汪荣宝的父亲，此前亦在驻日使馆工作的汪凤瀛从中斡旋4。孙中山发表 中国国民党忠告日本国民宣言，反对日本政府的限制华工、华商入境政策。日本政府“将厨师、理发师、裁缝师等悉数纳入，屡次拒绝登岸，遣送归国，或被拘留”，“华商亦在限制之列”。其“虽曰不专为华工，而揆之事实，则无异专为华工而设”。他提出反制政策的可能性：“日本国民之侨于中国者，以劳动者占多数，若吾国以同样之手段为报复，未识日本国民对之，又将如何。”他还指出，“日本国民对于美国新订移民法律，举国一致表示反抗日本以其不愿受之于美国者，施之于中国”5，这种做法何以自解？不过，北京政府因承袭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与日本政府协定税制的权利，所以无法对日本政府的单方面增税进行贸易税反制。北京政府只能要求日本按照欧美各国与日本签订的保留协定税率，一视同仁给予中国的出口商品三个月延期。日本方面，除了与华商竞争的轻工业外，其他在华从事贸易的日本商社、商会，皆因中国方面的反日活动利益受损，故也加入反对对华增加奢侈品关税的行列中。同时，欧美等国对日贸易的商人亦反对日本政府增加关税。当时，日本国内支持修改重订奢侈品关税的力量是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他们重视国内外的财政均衡，主张对内实行紧缩财政，对外实现收支均衡。1924年3月，中国驻日使馆通过这一派力量积极斡旋，“请其竭力援助”。对方答曰：“本党对于华商颇表同情，业在国会特别提议”，并请转告1滨野洁、井奥成彦、中村宗悦等：日本经济史：16002015，彭曦、刘姝含、韩秋燕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页。2 为日本增税事驻日公使馆致上海交涉署电，大公报 1924年7月28日。3 外部致日使之照会要求日本减免奢侈税，大公报 1924年8月15日。4沈慧瑛：1924年重征奢侈品税风波读汪荣宝手札，中国档案 2015年第2期。5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忠告日本国民宣言（1924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国国民党历年宣言汇刊，上海乡云图书公司1928年版，第8384页。233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 4 期中国的商界团体1。不久，宪政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加藤高明组阁。加藤内阁起用了外交官出身的币原喜重郎为外务大臣。币原在对华外交政策上遵循以华盛顿体系为基础，同英、美等国积极协调，解决对华问题。“币原外交”政策是这次日本政府修改欧美各国以及中国所抗议的增收奢侈品关税的背景。1925年3月3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奢侈品关税修正案，其中与北京政府交涉有关的内容如下。“吾所持方针可即行改正者：一为日本制造品之原料，如芳香性挥发油、肥皂原料等是；二为制药原料，如麝香、甘油、丁香等是；三为再输出原料。至于宝石，虽为奢侈品，其中各系工业上必须用者，亦一律改正。中国土产品输入日本得免除奢侈品税者，有红茶、麝香、甘松、丁香、中国靴等数种。中国夏布一种最细者，原列入奢侈品，兹宽其范围，凡麻制品有一有平方密达尺四十启罗克兰姆改十七启罗克兰姆，线数三十改线数四十。”2不过，为了保障殖民地朝鲜的丝织品生产，日本增税法案未将华商反对最激烈的丝织品剔出增税范围，反而为其设置了贸易壁垒。在这次贸易争端中，北京政府、驻日使馆和商民社团一致对外，空前团结，积极参与到反对与抵制日本政府增收奢侈品关税的活动中。各界在斗争过程中发现，“现工业发达之国家，往往竭力保护吾国内制造品，而抵制外国之制造品，所以增加输入税，免除输出税。此商战必要之行为”，而中国的商业却“受旧条约上种种之束缚”，其根源在于关税自主权。1925年10月，在与英、日、美谈判的关税会议上，北京政府提出了附加税税率，普通商品为2.5%，奢侈品为27.5%，这一税率突破了华盛顿会议的规定3。日本对北京政府取得的这一外交成就反对最为激烈。作为中国谈判代表之一的颜惠庆谈道，“现在国内舆论对此种国际无理压迫既然表示愤慨，而政府中主持外交的人员，对于国际法的认识，又远较过去清楚正确，同时兼具勇气和决心，敢于与帝国主义挑战，指摘其昔日束缚中国的阴谋违背正义，必须改变态度”4。奢侈品关税的贸易争端创造了反抗日本侵略的舆论环境，同时北京政府也积累了经济贸易战的实战经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