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兼顾”——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建构.pdf

“公私兼顾”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建构高谦【摘要】作为一名政治家，毛泽东没有将公与私视为孤立的道德命题。从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经济实践经验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公私兼顾”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公私兼顾”的话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公私双方“兼顾合作”发展生产的经验，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再到社会主义制度下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源于经济生活的公私“相兼顾”突破了“相对立”的传统认知，这不仅表达出毛泽东对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思考，也为实现公私兼融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思想契机和行动指向。【关键词】“公私兼顾”；毛泽东；政治经济学；话语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者简介：高谦，海南五指山人，（广州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生。公私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经典母题，论者往往从政治、道德和经济等维度展开论述。在 年阅读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曾说：“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对于毛泽东的“公私兼顾”观念，有学者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提前完成三大改造，倡导和推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公私兼顾原则，体现了崇公抑私的传统观念；也有学者注意到毛泽东“公私兼顾”观念中蕴含的社会主义伦理内涵，认为其兼顾价值建设与物质利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伦理思想。这些观点或关注公与私的表达形式，把毛泽东的“公私兼顾”视为中国公私观念演变的一个环节；或寻找“公私兼顾”观念与经济伦理的结合点，使之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要求。但在观念的变化之外，还应看到毛泽东在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公私兼顾”的政治经济学话语。毛泽东“公私兼顾”的话语首先是在解决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形成的，因此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中去解释”，在经济实践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这个观念。其次，“公私兼顾”是在解决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是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话语表达。而中国话语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本质上是中国 毛泽东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陈先初：“公”、“私”观念与中国历史的演进，刘泽华、张荣明等：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李文云：弘扬毛泽东的公私对立统一观，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年第 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公私兼顾”道路的理论表达，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循着“公私兼顾”的发展脉络也可以发现这样的特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为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而提出“公私兼顾”，并在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形成相应的经济伦理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话语体系。阐发毛泽东“公私兼顾”的话语内涵，需从社会经济建设和价值观建设角度，在实践经验与具体论述中探寻这一话语的建构过程。一、“公私兼顾”“互助合作”：基于边区社会经济建设的话语生成“公私兼顾”成为一种明确的政策话语，见诸 年毛泽东的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他提出，当前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这是对 年大生产运动以来公私因素共同参与经济建设的已有成果的确认，强调保护合法的私人所有，鼓励公私双方都参与到农工商业生产中来。但这一话语的生成有着复杂的历史情景和政治经济考量。（一）“公私兼顾”话语的生成情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困局“公私兼顾”经济方针是在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困难问题中形成的。从 年起，边区不仅要面对来自侵华日军的战争威胁，还要承受国民党政府持续不断的政治和军事高压。由于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对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形成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私人行商难以正常开展商业贸易活动，边区的财政经济和物资供给陷于困境。在此情况下，军队以及政府机关等公营单位的经费供给，大都转移为农民身上的过重税赋。在这一背景下，甚至出现边区农民抱怨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事件。经过毛泽东详细了解后，才发现这个农民的怨言并非恶意谩骂，而是由于边区财政危机没能得到妥善解决，从而导致农民征粮负担过重。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边区政府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调动公私双方力量来解决经济难题，“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只能完全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在经济发展语境中，公与私首先指的是作为市场主体而存在的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因此“公私兼顾”意味着既要照顾公营企业的发展，也要照顾私营企业的发展。经过大生产运动，机关单位实现经费自给，但是政府的集中投资扩大了公营经济的规模，在日常经营中，公营商店和贸易公司没能照顾好私营商业的物资分销需求，在事实上挤压了个体商业经营空间。以盐的统销为例，其购入与售出差价太大，甚至使广大运盐脚户和合作社商队赔本。有的公营商店未能起到稳定金融、平抑物价的作用，反而以获取商业利润为目的，造成“与民争利”的后果。因此，不与国民党金融买办、大资产阶级及边区内部的投机商人做斗争，就无法保护边区军民经济利益。调动私营经济的积极性，保护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活动，看似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相违，实则不然，从苏联新经济政策中，毛泽东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年初，他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设想，为边区政府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在同年 月所作的 时局与边区问题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应加以节制地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发展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使其有益于国民经济生活，这是较早提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资本主义，由此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战略构想。同时，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消灭只是“限于党内”，也就是需要反对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同投机思想作斗参见陈曙光：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教学与研究 年第 期。毛泽东选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 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华北新华书店，年，第 页。现代哲学 年第 期争。此后，毛泽东就边区财经问题答复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指出投资应转向私营商业，鼓励私人开展合法商业活动，使边区政府与人民能够“公私交利”。年，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指出“在公私关系上，就是 公私兼顾，或叫 军民兼顾”。经过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至 年，边区的家庭及私营工厂拥有织机 架，生产大布 匹，占总产量的 以上，形成了公营工业、合作社工业和私营工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年初，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将“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确立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客观分析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后，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由此适应该时期的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等现实需求的结果。（二）“公私兼顾”话语的政治经济考量：在“公私合作”与“民办公助”原则下组织合作社，培育人民大众的主体意识在毛泽东的语境中，“公私兼顾”的对象还包括公家和个人、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除了解决财经问题，“公私兼顾”还具有组织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的功能。毛泽东批评了将经济工作视为“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的观点，指出发展经济不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物资供给，还应当将经济工作与组织群众联系起来，将其视为“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以“组织起来”的合作方法变革分散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逐渐瓦解封建地主的统治基础，由此建立起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中体现的是毛泽东将政治与经济问题综合起来考虑的意图。以合作社形式发展生产，既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未来社会合作制道路论述的理论基础，也有边区农民长期形成的共耕制度的实践基础。合作社既组织农民生产，也承担了公共资金积累与支出的职能，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新形式。毛泽东提出，应通过合作社兼顾公私需求，“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公与私的利益，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在合作社发展方向上，毛泽东主张以自愿原则开展合作化运动，批评了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生产的观点，认为要学习延安县南区合作社，普遍发动群众性的生产运动，尽快转变到群众自愿结合、以私人土地入股合作社的轨道。他认为，要进一步推动经济、文化和卫生运动发展，“主要的办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强调公私兼顾，是以自愿而不是代替包办的形式引导人民大众走上合作化道路，使他们真正认可合作社是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变为政府向下摊派的负担。在这一社会改造的过程中，既以合作的形式变革生产关系，也注意激发人民大众的生产积极性，培育其主动作为的主体意识。从毛泽东对“财政补救”观点的批评可以看出，“公私兼顾”还起到转变观念的思想教育作用。他批评一些干部在征收公粮时，“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 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这段论述在指出经济工作应以发展生产为根本，以生产解决税收问题的工作思路之外，还具有倡导整顿官僚主义作风和贴近群众需求的意味，有利于形成新的党群关系和社会治理关系。从这一时期经济政策与实践的互动可见，毛泽东在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凝练出了“公私兼顾”的基本话语。从这一时期看，这一基本话语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一，在经济方针上，“公私兼顾”是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页。毛泽东文集第 卷，第 页。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参见李占才、张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年，第 页。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页。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公私兼顾”以国计民生的持续发展为原则，引导私营经济从业者合理经营，这为公私双方合作共利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实践经验，纠正了“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第二，从生产关系来看，“公私兼顾”批评的是只知“顾公”而不知“顾私”，只知向农民征收粮款而不知全力帮助其发展生产的做法，强调保护人民群众的应得利益，改善因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紧张关系；第三，在合作社问题上，“公私兼顾”批评了将合作社视为公营商店，忽视动员群众开展互助生产的观点。“兼顾”要求党员干部发挥积极领导的作用，通过合作社组织群众的生产合作活动，并引导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安德鲁沃森（）认为，延安时期形成的经验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一种模式。该时期的社会经济实践赋予“公私兼顾”以丰富内涵，使之成为 年以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话语。二、“公私兼顾”“统筹兼顾”：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经济话语表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没有给缺乏大工业的落后国家提供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方案。如何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依据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来寻求解决方案。延安时期的实践经验表明，在一定时期内，私营工商业需要作为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在经济建设和保障就业等方面发挥作用。在 年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毛泽东说：“中国的私人资本及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都必须给以宽大的机会，以便扩大发展，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年，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又指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