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为主”的发展模式引领中国复兴之路.pdf

“以我为主”的发展模式引领中国复兴之路努尔比耶库尔班（中共新疆区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摘 要：在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进程中，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进行一系列独立的探索，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主动引进发达国家资金、“以市场换技术”，立足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优势，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方式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并以此推动国内制造业生产规模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使经济总量、贸易规模、跨国资金流动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为往全球产业链高端攀升作出了大量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追赶、互补转为竞争与合作并存。当前，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将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在相对完整且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基础上进行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赢得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关键词：以我为主 发展模式 中国共产党 新发展格局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4641.2023.03.06“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1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成功开辟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建设道路、自立主导型开放道路、内需拉动和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道路，使得我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始终把握发展自主权和战略主动权。我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摆脱了资本主义主导的新殖民体系、建立完全主权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摆脱苏联主导的等级分工体系和苏联模式的弊端，奠定了发展的物质和文化（平等的、独立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渐形成自立主导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总体来看，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实行改革开放、主动参与世界体系的分工并没有绝对减弱我国的自主性，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目标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运行机制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实行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万万不是对过去历史收稿日期：2023-03-25作者简介：努尔比耶库尔班，经济学硕士，中共新疆区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助教，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2023年第3期总第292期SEEK TRUTH FROM FACTSNo.3,2023General No.29250的全盘否定，而是对经济基础的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有必然的连续性，是“以我为主”的发展模式的两个必要阶段，解决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避免成为发达资本主义附庸、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吸收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历史问题。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呈现向中心突破的趋势我国在世界体系的位置经历了边缘、半边缘的位移，并表现出向世界体系的中心突破的趋势，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亦经历“被控制、主动学习和跟随、合作并存和竞争”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已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影响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产力不断发展、物质基础不断巩固、经济不断繁荣为我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经济缺乏自主性，受国际垄断势力支配自1840年始，列强通过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和多个不平等条约构织宗主国的政治经济统治网络，成为中国由封建制度向成熟、自由的民族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约束。旧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交往的过程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法实现从而落后于西方的过程。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有计划地破坏旧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所有组织和基础：放任寄生性地主和高利贷者毁坏农村经济；摧毁手工业；培养出买办集团来代理其统治，这个集团被授予列强从中国“单向转移”财富到西方的过程中经营货币金融业和商业的特权；2（P74）旧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失去关税的主动权和价格的主动权；买办政府不触碰外国资本利益、无视民族资本处境。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又不能充分发展，在不打破帝国主义施压和封建主义束缚的情况下，启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幻想。在国民政府时期被看作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黄金十年”（19271937）间，国内轻工业有显著发展，但民族工业无法抵御国外商品的倾销和国外企业及其资本的竞争：轻工业的国内分布极不合理，工厂分布于港口城市与沿江、沿海省份；重工业却仅仅处于萌芽状态。20世纪30年代，外国对华投资在金融、外贸、近代化运输、能源和铁矿等产业中形成垄断地位。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工业（工厂制造业、水电等公用事业、全部矿冶业）和交通运输业（铁路、公路、轮船、民航、邮政、电信）使用的资本归类于“产业资本”并统计18841947年产业资本中的中外资本比重及增长率，其研究显示，在19201937年间，外国资本占产业资本的比重以及外国资本增长率均高于国内资本（国内资本包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3（P737）在本国资本中，代表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资本和英美扶持的国民党官僚资本相比，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这导致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救国”理想无从付诸实行。1936年，在全国近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低效率、高冗员、受制于外国资本的官僚资本占到35.9%；1947年，占到64.1%。在金融业资本中，1936年官僚资本占到58.9%，1947年其比重上升到88.9%。3（P14）农业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农业生产力始终未得到解放，失去农业依托的民族工业更无从发展。在经济基础薄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走向成熟的半殖民地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国，本也可以有一条“土洋结合”、通过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再进一步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但是，自“五口通商”后，外国资本凭借其集中投资于关键部51门、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相对先进、在资金融通和沟通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的优势，加之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政治势力的保护，垄断了我国许多重要经济部门，使中国失去了自给的连通原料、工厂和市场的“协调生产、均衡布局”的工业发展机会。失去独立经济基础支撑的旧中国难以扭转内无民主、外无主权的境遇。（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崛起之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迅速组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实行土地改革、消除农民贫穷和农业生产落后的根源；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推进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大约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4“一五”计划（19531957年）决定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其中85%以上的份额用于重工业建设。1954年9月，周恩来首次强调：“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5（P132）1964年，周恩来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5（P439）在实行改革开放前我国已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基本拥有了世界各大主要高技术产业，如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等，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双引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也有了新的认识，即现代化必然包括增强国内经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自主性。这一时期，中国由开放初期的国际分工的被动接受者成长为国际生产链、供应链的主动参与者与重要影响者。显著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要么想要对抗和“脱钩”、要么依附发展的策略，我国没有自我孤立，而是谨慎和积极地寻求与外部的交往。1980年恢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合法权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具有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交往的重要身份，开放性经济自此获得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摆脱了不发达的基本特征，6（P275）已完全突破依附型国家各产业之间缺乏协调、低技术加工产业为主、缺乏高端技术产业起拉动作用的基本特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3年，我国以4.16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额首次超过美国，之后除2016年被美国反超之外，始终保持第一，7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通信、高铁、港口机械、民用无人机、数字安防等多国竞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赶超多个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方向、增长动能和发展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贡德弗兰克在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一书中考察中国在历史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曾借助人口、生产和贸易等“数量指标”和生产技术等“质量指标”强调中国的中心地位，8（P157）他将14001800年世界历史的中心给了亚洲，尤其是中国，认为亚洲具有比全球其他地区更高的生产能力。借鉴以上通过经济总量、人口总量及生产能力的横向比较来描述一国在世界体系位置的方法，翟婵、程恩富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七国集团（G7）的经济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总值与世界生产总值占比、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量、出口货物分类金额、科技竞争力等多个指标，得出中国虽然与主要中心国家尚存生产能力方面的差距，但其取得的长足进步，明显区别于“外围”，须用“准中心”这52一新概念来客观描述和界定2012年以来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9重申美国等七国集团仍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中心，但我国既不依附它们，又不是外围国家。（三）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贡献合作发展机遇和发展模式中国取得的重大发展成果，很大程度上改善和弥补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模式导致的“落后”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缺陷。巴兰在其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一书中深入分析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指出发达国家对“落后国”的直接投资通常指向出口经济，围绕出口原材料、半成品、农产品、矿物及其他初级商品而展开，而这更容易削弱而不是增强不发达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完整性，阻碍投资可能的“乘数效应”；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技术援助在“落后国家”导致低工资和高失业率，只会创造利于垄断资本获取利润的条件，培育一个脱节性的外向型经济。奥斯卡兰格也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使得资本家失去对欠发达国家生产性和积累性投资的兴趣，因为这类投资会加剧竞争以减弱它的垄断地位，对它的垄断地位产生威胁。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渐渐地都拥有以下特征，即投资欠发达国家为发达国家工业提供原材料的自然资源部门，投资欠发达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不可或缺粮食或食品的生产部门，投资欠发达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或港口以维持与发达国家经济的紧密联系。10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的重心向金融资产和金融投机转移，金融资本影响“落后国家”工业发展、促使“落后国家”经济“脱实向虚”或直接由依附型商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严重扭曲了“落后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于以上西方发达国家歪曲甚至破坏“落后国家”独立发展的情形，中国跳出西方国家狭隘的资本利益视角，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方案反对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规避了西方普适价值原则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此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