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儒家经典教育目标的新探索.pdf

2 0 2 3年7月当代教育与文化J u l.2 0 2 3 第1 5卷第4期C o n t e m p o r a r y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C u l t u r eV o l.1 5 N o.4 收稿日期2 0 2 3-0 3-1 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1 6 Z D A 2 3 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祝安顺(1 9 7 5),男,安徽枞阳人,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编审、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华经典教育、四书学、易象思维等研究2 1世纪儒家经典教育目标的新探索祝安顺(深圳大学 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广东 深圳 5 1 8 0 6 0)摘 要2 1世纪儒家经典教育需要明确其教育特质和教育目标,为其自身重新定位并找到重新回归中国教育以实现儒学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儒家经典教育是一种整体发展观下的成人教育,内在隐含着对具有主体性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人格养成的教育感化需求。儒家经典教育的关键是开展思维方式的训练,责任是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目的是养成理想的君子人格。儒家经典教育目标的新探索是构建贯穿国民教育体系始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关键词儒家经典;教育目标;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人格养成 中图分类号G 4 0-0 9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6 7 4-5 7 7 9(2 0 2 3)0 4-0 0 6 5-0 9 传统儒家经典教育是一种垄断化、制度化、生活化的人文教化,但在近代遭遇知识、政体、社会等变革因素而被边缘化,尤其在追求高效率的分科教学面前,儒家经典教育被成建制地粉碎。分科处理传统儒家经典,决定了从1 9 0 0年到2 0 0 0年的百年中国教育史上中小学教学和大学文科教学的儒家经典教育格局,那就是在语文教学中增加经过遴选的数十篇儒家经典选文,在德育中增加一些口耳相传、脍炙人口的儒家典故;大学文、史、哲三个专业从传统经典各取所需,开展分科教学和研究,其他文科学科中则将儒家经典作为文献资料纳入学科史中,如经济史、法制史等。这些做法不仅割裂了经典的完整性,也忽视了经典的思想性、超越性和永恒性,而将经典视作各类课程和学科静态的知识来源。如果儒家经典想要避免进入约瑟夫列文森教授在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所说的“博物馆”,也不想成为一具余英时教授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所说的“游魂”,在近百年来经过海内外几代学人和传承者的研究(比如饶宗颐先生提出的“新经学”)和典型实践(比如新加坡的 儒家伦理课程实践以及我国山东省中小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必修课程的开展)后,要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儒学以建构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也就是将科学知识教育与人文养成教育高度融合,那么,就要在2 1世纪前半个世纪努力完成儒家经典的课程化体系建设。如此,我们就必须从教育的角度追问课程建设不可忽视的根本问题:儒家经典教育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教育,回归中国当代教育的目的何在。一、走出儒家经典教育认识的误区从广义来说,凡是能传世并具有重要影响的儒家著作都可以称之为儒家经典。但从中国传统教育这个狭义角度来说,儒家经典教育中的“经典”主要包含从两汉“六经”到南宋逐步形成的“十三经”系列以及从南宋形成的“四书”系列,也包括服务解经、便于教学的以 说文解字为主的传统“小学”类典籍,还要包括在儒家经典教育的实践中形成的序列化、主题化、功能化的经典蒙学读物。自春秋到晚清,虽然诸子乃至释家、道家经典都是中华经典的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只有儒家经典,因其逐步权威化和经学化,并逐步与科举制紧密绑定,才造成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影响,上至国家制度、法令,下至节日民俗和百姓生活,一切都很难避开儒家经典的学术诠释、教育传承和思56想转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体是儒家经典教育,那么,什么是儒家经典教育,儒家经典教育是什么,必然成为我们要追问的首要问题。对“儒家经典教育是什么”和“什么是儒家经典教育”,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虽然有少数学者坚定认为当代儒家经典教育是政治教化的实践,如蒋庆先生,但并不普遍。较为普遍而近乎朴素的潜意识理解,儒家经典教育就是道德教育,就是修身养性,是人格典范的养成。郭齐家先生指出,今天倡导儿童读中国文化经典,主要是为了“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的需要。让少年儿童诵读中华文化经典,在于为他们提供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指导。1除此以外,儒家经典教育,有学者认为是传承和领悟中国智慧的教育,2有学者指出是新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儿童读经教育,3有学者提出应该恢复到审美教化,4等等。因为对儒家经典教育的特有属性认识不同,儒家经典学习内容选择相应也不同。当前,大多数学者则认同儒家经典教育是当前教育的合理有益补充,5表明当代大多数研究者和教育者对儒家经典教育是基本认可和欢迎的。由此,2 1世纪的儒家经典教育既不是完全恢复明清科举制之下的课程体系,也不是封闭的与古今中外其他经典不对话的经典教育,而应该是坚持其核心特色而秉持开放、对话的经典教育,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一次儒家经典再激活的新儒家经典教育。在社会基本认可前提下,上述对“儒家经典教育是什么”的各类认识都非常有意义,但又值得反省,因为不同程度地存在认识误区。第一,儒家经典教育不等同于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人类社会教育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家庭、社区、社会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在进行,学校也有相应的德育课程,它是一个动态而又日常的教育。经典教育有助于道德素养的提升和德性的养成,这几乎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的所有民族经典教育的共同特征,然而在当今,将经典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是没有认清经典教育的核心功能的一种弱化认知。第二,儒家经典教育不是新儒家思想引领下的儿童读经教育。儒家经典因为年代久远,字形、语音、字义、文法等都变化较大,正音、正字、正确句读等必须先行。但在当代,针对不同学龄阶段的学生,诵读什么、如何诵读、诵读多少、诵读目的、诵读评价等教学基本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如果一味认定熟读从而以加深记忆为主要教学目的,背诵量很大而且内容又不为青少年儿童所理解,教育者却希望学习者长大以后能像牛吃草反刍那样来消化背诵的经典内容,那么,这种诵读教学就值得注意。因为在当代,学习者的学习时间在众多学科知识和海量信息面前变得极其珍贵,学习者对未进行知识点分割的儒家经典学习不习惯甚至隔膜,如何在当代适度恢复儒家经典诵读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不是王财贵先生所提倡的“小朋友,跟我读”和“老实读经、大量读经”6所能轻易解决的,否则就很容易走向柯小刚教授所说的“野蛮读经”。7第三,儒家经典教育不能局限于审美教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通过分科教学来大规模、高效地传承和训练,可以有效提升学习者的知识水平和技能等级,而儒家经典教育则需要学习者的内在接受,这种接受方式应该是审美化的,但这只是经典教育在当代教育中的一些特殊方面。儒家经典教育可以提倡体验式的审美活动,促进人的内心成长,但儒家经典教育不等于审美教化,因为儒家经典教育是要对自身、他人乃至社会、大自然产生价值选择和行为实践的影响,是实实在在引导人生实践的学问,除了美的感受,它还有对真、善的持续追求、认知和实践。第四,儒家经典教育要从功利角度转向价值教育角度。当前对儒家经典教育的接受认知,一是从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传承角度,二是从文化心理安抚角度,三是从习惯养成与品德教化角度,四是从民族文化认同角度,简言之就是有利于青少年的语言表达、身心健康、品德提升和民族认同,符合家长和教师的朴素愿望,但这远非经典教育的核心价值。从个体生命来说,其出生、成长就已经是在接受一个先在的文化体系,顺利地、有效地接受经典的价值观,本身就是个体生命健康成长的成就之一。“传统文化教育一定是价值教育”,传统文化核心就是一套价值系统,现代价值教育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石中英教授认为,价值教育关乎人们行为正当性原则,包含人类基本价值、民族优秀传统价值、社会主流价值等。优秀传统价值教育一旦缺失,中国教育就不会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也无法培养出真的“中国人”。8如果不能认识和确保经典教育的育人功能,就会导致误解乃至排斥。国学经典需要诵读、记忆,但不只是记问66之学,忽视其涵养道德濡化心灵的本质意义,就不免舍本逐末了。中华经典教育要满足育人的本质要求,在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要切中“导引价值生成、注重精神指引与道德培育、促进个体的人格完善与生命觉醒这一核心价值”。9第五,领悟中华民族的智慧当然是儒家经典教育的应有之义,但关键问题是如何让学习者领略、体悟到经典中蕴藏的智慧。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天人、群己、身心和谐思想,就成为当代教育中促使学习者增加智慧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西方的科学理性、实用主义人生态度,大大提升了人类利用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优化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了人类的生活品质,但现代西方科学理性的唯一性追求,对竞争的无限放大,对人的欲望的无限调动,也给人类社会发展和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隐患。这些从欧美输入到中国的现代思维,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等现代化进程中,也相当程度地存在,需要我们调动传统儒家修身资源加以制衡,这种制衡不是拒绝现代科技文明,而主要是适度调节人的欲望。为此我们要走出现代性思维的误区,要从儒家经典中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人格养成中吸取营养成分,培养有中国心的世界公民,为世界文明培养出健全的“人”(成人),来解决中国当下和未来发展中遇到的难题,通过2 1世纪儒学的传承发展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二、思维方式训练是儒家经典教育的关键从民族的文化属性来说,民族核心经典蕴藏着民族的思维本源、价值取向和意义世界,中华民族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更是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生命建构。编撰“六艺”的孔子,犹如照亮中华民族前行道路的一盏明灯。民国学人柳诒徵先生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1 02 6 3这话部分地肯定了文化开创者的创造之功,彰显了仁爱、正义等文明基本价值的重要。民族文化中所积累下来的精神之光,具有引领族群达成共识、共同前行的伟大力量。如果我们一定要追问中华文化为什么不能没有孔子,当下答案就是“孔子的学术不但给了我们基本的价值观,还给了我们科学的思维方式”。1 1那么,思维方式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何以如此重要?蒙培元先生认为,思维方式在民族历史中一经正式形成并普遍接受之后,就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成为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程式和思维定势,也就是成为思维习惯,决定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决定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思维方式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高的凝聚或内核。换句话说,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思维决定了传统文化。”1 21 8 2中华民族曾经笃守经典大义、研读经典文本,民族思维方式就这样代代传承而成为思维惯性,但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强势冲击,救亡图存成为首要问题,传统文化逐渐边缘化,所以有学者说“经学已死”,“经学史研究才刚刚开始”,1 36 6 1历史果真如此吗?“中国传统经学的消亡,并不是一种学术自身运动的必然,而是外力强加的结果”,经学研究或者经典教育还有存在的必要。经学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 一种整体的、追求事物各种关联的思维方式,注重对不同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影响、渗透和整合。“思维方式是无所谓优劣之分的”。“经学是训练思维的学问,它培育了中国人特有的独立的思维模式”。1 1重视经学的特别作用,不是个别学者而是一批学者的觉醒,“新经学”就是学术界的集体共识。2 0 0 1年饶宗颐先生倡导之,朱杰人先生、彭林先生等学者大声疾呼之,姜广辉和之,“新经学”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华文化发展的一股新潮流。新经学其实就是对儒家经典教育的学术探索,为经典教育重新拓展一条大路。从哲学研究成果来看,王树人先生近2 0多年来关于中国思维方式是“象思维”而西方思维方式是“概念思维”的对比研究,成果丰硕,1 4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