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府志》里的历史传承.pdf

0312023年第三期TeYueZhuanTi特约专题贵阳府志里的历史传承文/尚东道光戌校刊板存貴陽府學署清道光贵阳府志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方志的编修。地方志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绘，但都离不开两个方向，一是起源于史；二是脱胎于地理学。梁启超也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建省后，贵阳文教渐兴，但至清道光年间，一直处于“有省志而无省城志”的尴尬境地。“贵阳为一省首郡，志乘未修，殊为缺典，守土者病之”。看到作为省城的贵阳，竟然二百年之久无新修的志书，贺长龄入主贵州后，便责成时任贵阳知府的周作修志。道光二十一年（1 8 4 1），郑珍与莫友芝历时三载合撰的遵义府志方竣稿，时任贵阳府两任知府邓云谷、周作先后请莫友芝、郑珍辑纂贵阳府志，都被婉言谢绝。莫友芝的理由是：“方志重沿革，而沿革莫难于贵州，贵州沿革莫难于乌江以南贵阳诸府。”后来，周作又当面请郑珍辑纂贵阳府志，还派人去催请，郑珍以“某寒士也，朝耕暮读，日不得息”而拒绝。最终，道光贵阳府志由周作领衔，萧琯、翟观编撰，湖南新化人邹汉勋删正。面对重重困难，萧琯受命贵阳府志“草具大略”，且延请翟等一批学养深厚的官员和学人，历三年而“纲举目张，书已成”。初稿完成后，但时任贵州布政使、学政等均认为“体要已备，犹择而未精也；笔墨已劳，犹美而未善也”。也就是说，书稿还有不足和缺憾的地方。解决初稿“择而未精，美而未善”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请有学养且有方志编纂经验的行家来删定。知府周作“与贺中丞（贺长龄）商之，复聘湖南宿学邹叔绩先生（邹汉勋）参互考订，去复删繁，另标节目以归大雅，独据经史以辟异说”。历时一年，邹汉勋考订的贵阳府志，于1846年宣告完成。增补修订，删繁就简，整套志书的内容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咸丰元年（1 8 5 1）0322023年第三期校对：孟瑜特约专题贵阳府志付刊，并于次年刊成。上百万字的贵阳府志，八十八卷，首二卷，余编二十卷，三十九册。分大事纪、宸章、沿革表、职官选举表、疆里图记、山水图记、城郭图记、官室图记、祠宇副记、关路津渠、古城地图、分野略、五竹略、祠祀略、学校略、食货略、武务略、艺文略、汉元文武功绩录、明总部政绩录、明守将武功录、总部录、政绩录、宋将使臣录、明耆旧传、烈女传、节妇传、贤妇传、土司传、蛮苗传、流寓传、文征、舆图序、杂识、捐修银数等。首有贺长龄、乔用迁、翁同书、王成璐、周作诸人的序。从“有省志而无省城志”到“有省志亦有省城志”，历史学家张新民认为，贵州方志到清代达到鼎盛，官修私撰，种类众多，数量丰厚，加之乾嘉学派大兴考据，许多著名学者如戴震、钱大昕、孙星衍等均参与过地方志的编纂，在此风气的影响下，贵州著名学者郑珍、莫友芝及客籍的邹汉勋等，都受聘主持黔地的修志工作，成于道光年间的遵义府志贵阳府志兴义府志大定府志及安顺府志，是梁启超誉之为“斐然可列著作之林”的原因。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列出二十部其认可为“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的府志，清道光贵阳府志位列其中。在众多府志当中，贵阳府志能获得梁启超高度肯定，主要原因在于有学者撰稿，有方志行家删定，有时任主官牵头。后任云贵总督的贺长龄在序中说：“征文考献，问俗观风，为政之先务也。”贵州巡抚乔用迁则在序中写道：“贵阳为黔大都会，冠盖之所交，人文之所聚。”作为城市文脉的载体，清道光贵阳府志是贵阳地区丰厚的历史财富，亦是这座城市历史和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在历史上，它还获得过四库大辞典的极高评价：“采纪、图、表、略、传诸体并用，体例整赠而资料丰富，条理秩然，图表精确。”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从2 0 0 3 年开始，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贵阳市志办公室校注出版道光贵阳府志，将这项工作列为市志办的目标任务，并聘请省内外专家学者和方志工作者进行标点、注释。承担此书校注的有侯绍庄、李华年、张祥光、黄万机、龙尚学、吕幼樵、马先彦、陈翰辉等先生，最后由侯绍庄、黄万机、龙尚学三位先生审订通校。校注后记列举全书共出校9 0 4 9 条，并对错别字、脱文、衍文等浩繁的工作进行了处理。校注本贵阳府志精装为上下两装，它的最终出版，不仅让贵阳历史有了更为严谨的书写和传承，而且对宣传推介贵阳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地方志本身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当地文化发展总体规划，也能使其得到繁荣和发展。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天地，一方志鉴，描绘一方山河，透过贵阳府志，让贵阳的历史脉络清晰可见。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以史鉴今，启迪后人。墨迹点滴间，凝结出“家国情怀”的文化根脉。责任编辑：吴再忠审核：刘瑞祥傅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