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pdf

收稿日期:2 0 2 2-0 1-2 8作者简介:谭星,女,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农村派”指的是陈翰笙领导的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机关刊物 中国农村 为主要阵地、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左翼知识分子团体。作为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学术流派,“中国农村派”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底结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简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1 9 3 4年4月第1期)为宗旨,主要目标是“探求中国民族独立的前途”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和全人类的自由”(发刊词,中国农村1 9 3 4年1 0月创刊号)。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证调查的方法研究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除了陈翰笙,代表人物还有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秦柳方、千家驹等。“乡村建设派”广义而言指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主张用改良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并进行乡村建设实践的知识分子团体,简称“乡建派”。“乡建派”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影响较大者包括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卢作孚主导的北碚乡村建设运动和黄炎培主导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等。狭义而言,“乡村建设派”指的是梁漱溟领导的一派,他们创建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其机关刊物 乡村建设。本文接下来的讨论是在狭义上使用“乡建派”的概念。朱汉国 简评历史上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几次批判(载 历史教学2 0 1 8年第1 1期,第1 0 1 8页)一文指出,“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反映了人们在改造中国问题上走革命道路,还是改良道路的分歧,但仅是简单列举了“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的批评,没有分析其中的原因和之间的逻辑联系,也没有强调梁漱溟对其批评的回应。汪效驷的 陈翰笙与“中国农村派”(载 中共党史资料2 0 0 7年第2期,第1 6 61 7 1页)一文提到了此次论争,但并未展开论述。毕耕等的 与农村问题论战评析(载 出版发行研究2 0 1 6年第8期,第1 0 41 0 6页)一文认为,“中国农村派”对“乡建派”的批判切中要害,但其激进言论则并不可取,有些属于人身攻击,不符合事实,抹杀了乡村建设的功绩。这一点评还算公允,“中国农村派”有的文章确有言辞过于尖刻、推论过多而近于诬的问题。2 0 2 3年第4期总第2 9 5期 齐 鲁 学 刊Q I L U J O U R N A L N o.4G e n e r a lN o.2 9 5“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谭 星(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北京1 0 0 1 0 1)摘 要: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关键词:中国农村派;乡村建设派;陈翰笙;梁漱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中图分类号:K 2 0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 0 1-0 2 2 X(2 0 2 3)0 4-0 0 2 3-0 9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围绕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和如何改造中国,或者说中国民族发展之前途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相较于“中国农村派”所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此次与“乡建派”的论争得到学界关注较少,但这场关于中国民族发展前途问题的论32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颇具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拟从两派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之不同比较两派对中国出路的回答,并分析两派分歧的缘由。同时,比较两派在工农业发展和对现政权态度上的意见分歧,力求较为全面、细致地展现此次论争的内在逻辑和多维面向。一、对农村破坏根本原因的认识之分歧无论是“中国农村派”还是“乡建派”,都承认中国农村凋敝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陈翰笙观察到“农村经济之衰落,在中国已成普遍之现象”;梁漱溟认为“近年来农村经济日趋崩溃,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他们的分歧在于对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不同认识。除了水旱蝗蝻之天灾和兵匪苛税之人祸这样显而易见的直接原因,两派对于导致中国农村破坏的根本原因各有见解。梁漱溟将根源归结于学西洋而至文化失调。他的逻辑是:因为敌不过西洋文化,所以中国要学西洋以求应付西洋;然而中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是以乡村为本的社会,而西洋则是都市文明;西方的都市文明与中国乡村原有的文化是冲突的;所以学都市文明必然导致乡村日渐崩溃破坏。他提出:“今日中国之问题在其千年沿袭之社会组织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人非社会则不能生活,而社会生活则非有一定秩序不能进行;任何一时一地之社会必有其所为组织构造者,形著于外而成其一种法制、礼俗,是即其社会秩序也。一社会之文化要以其社会之组织构造为骨干,而法制、礼俗实居文化之最重要部分。”简而言之,梁漱溟的结论是“中国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在他看来,“政治上的无办法”和“社会构造的崩溃”都只是“文化失调”的表现。“中国农村派”显然不能认同梁漱溟的“文化失调论”。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残余的42 齐鲁学刊2 0 2 3年第4期 说是两派,实际上“乡建派”做出有效回应的几乎只有其灵魂人物梁漱溟,他在1 9 4 0年写了1 0篇文章做了较为集中和系统的回应。除此之外,似乎只有他的学生公竹川在 益世报 上发表过一篇回应文章;而“中国农村派”则是团队作战,许多有理论素养的年轻人写文章批评“乡建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乡建派”在从事乡村建设实践,事务繁杂,梁漱溟也是等乡建实践结束后才腾出手来写回应文章;另一方面或许是“乡建派”没有特别重视理论论争,梁漱溟自己就说过“以言语胜人,何益于事?事实所在,不可以口舌争”(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 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 0 0 5年,第6 1 1页)。当然,还有一层实际原因或许也是“乡建派”比较缺乏可以与之论争的理论人才。陈翰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2年,第5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 第二卷,第1 4 9页。这可以说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延续和翻版。这里还隐含了梁漱溟的一个判断,即中国无法直接走上都市文明的路,即便要发展都市文明也得从乡村建设开始。梁漱溟曾说“假令中国也像日本一样,成功了近代的工业国家,走上了一条新路;则乡村虽毁也不成大问题”(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 第二卷,第1 5 2 1 5 3页)。最怕的就是新路没走通,旧路也没了。至于中国为什么无法像日本一样走上近代工商业的新路呢?梁漱溟从过去和今后两大层面给出了解释。从过去言,可分为国内国际两方面。就国内而言,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一样,日本是万世一系,在政治改革中保持了制度的连续性;而中国则是发生了剧烈变革,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延续千年的帝制也被彻底推翻。在国际形势方面,日本明治维新时欧洲列强更多地在经营澳洲、非洲,还没有全面转向亚洲;科技也不如后来进步,因而所受威胁也较小,追步西洋较易;且后来欧洲内部爆发战争,工业生产停顿,日本工商业有机会占领市场。而中国则因本身内部政治问题错过了发展机遇。从今后言,可分三层:一是近代资本主义过时了,人类历史已进入反资本主义阶段;二是近代工商业“个人主义”的发展模式不合当今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之趋势;三是中国缺乏发展近代工商业所需的政治环境。关于苏联模式,梁漱溟也认为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 5 31 6 0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 第二卷,第1 6 2、1 6 4页。剥削才是农村危机的罪魁祸首:“如我们不从这些基本问题上去着眼,结果岂仅止实验自实验,破产自破产,而且有一天破产的浪潮会把实验的一点点基础,也打击得粉碎呢!”陈翰笙通过对山东东部、安徽北部和河南中部这三个最重要的卷烟原料供应地的调查研究,写出了 帝国主义工业与中国农民 一文,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如何联合中国官僚和有权势的士绅共同盘剥贫苦农民,具体展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国农村的破坏,有力论证了中国农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特征。千家驹也对梁漱溟关于中国农村凋敝的原因根源在文化失调的说法提出质疑。他指出文化失调就是文化破坏,文化破坏是政治破坏与经济破坏的结果,而非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由经济基础决定作用,因此,梁漱溟的“文化失调论”实际上是倒果为因。二、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认识之分歧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判断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更是关乎中国发展道路和前途的现实问题:“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中国农村派”和“乡建派”对农村的重要性有高度共识。陈翰笙认为“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梁漱溟也有“中国的根本在乡村”这一基本判断。然而,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这一重要问题,“中国农村派”和“乡建派”认知迥异。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分歧,引发了“中国农村派”对“乡建派”最为严厉的两点批评:对帝国主义“助纣为虐”、不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如何干之所言:“为着彻底看清目下的中国社会,决定文明对未来社会的追求,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的要求。”“中国农村派”作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重要的参与者,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有一套相当系统的理论。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汲取养分,并结合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情况,得出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而梁漱溟不承认中国是阶级社会,在他看来中国是“职业分立的伦理社会”。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二是中国是职业分立的社会。所谓伦理本位即伦理关系发达,文化中特别注重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伦理情谊指的是一种义务关系,即儒家所说的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五伦”。职业分立是相对阶级对立而言。梁漱溟认为阶级对立社会的特点是:在经济方面,生产工具被部分人垄断,例如封建社会之土地被地主阶级垄断,而中国土地可自由买卖,因而无所谓垄断;在政治方面,封建社会的政治权力被世袭贵族垄断,而中国早已建立了科举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士农工商”不过是职业分工不同而已。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梁漱溟虽然也注意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破坏,但是他的观点52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千家驹: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 评定县平教会的实验运动,申报月刊 第3卷第1 0号,1 9 3 4年1 0月。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陈翰笙集,第1 2 11 9 5页。千家驹:中国的歧路 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中国农村 第1卷第7期,1 9 3 5年4月。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1年,第6 3 3页。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陈翰笙集,第3 2页。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8 9年,第7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 第二卷,第1 6 41 7 4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 第二卷,第1 7 51 7 6页。是“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于外界问题”。除此之外,这还与他对中国和西方关系复杂性的认识有关。西方对中国有剥削压迫的一面,同时也有科技转移等积极的一面,或者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帝国主义。下面这段话很好地表明了梁漱溟的这一态度:“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原重在经济的侵略;我们受他侵略既深且久,固一面吃亏愈大,而一面愈依赖于他。好似吸鸦片一般,烟瘾愈深且久,身体愈伤,而愈离不了他。所以他若将其经济手段一旦骤然撤回,我们便大起恐慌,支撑不住;反而要哀恳于他 请你还是侵略我罢!”“中国农村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