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共同体”的价值理性观照：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蕴及其意义.pdf

年 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 第 期 （）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真实共同体”的价值理性观照：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蕴及其意义刘顿（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陕西 西安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融合了共同富裕要求和现代化目标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表征着主体性向公共性转变的基本定向，贯穿着对新时代人的公共性本质、公共生活方式的审视，特别是对“真实共同体”的观照、思考。对“真实共同体”观照、思考表征着马克思实践公共性意蕴，指涉主体间共在共生、共建共享的社会属性，是一种共有共在的公共性存在，也是实践交往中主体相互观照的生活状态，体现着“类特征”或“能群”的价值实践特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内蕴的公共性观照下，共同富裕有效化解了西方现代化单一主体性逻辑与抽象整体性逻辑造成的生存危机，实现了对西方资本逻辑西方中心论的超越，创造了“共有共享”“共生共在”“共建共赢”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词：真实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实践公共性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意义研究”（）；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国民消费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及其实现途径研究”（）；陕西生态空间治理重点课题“生命共同体的公共价值关怀：共同富裕的生态公共性逻辑研究”（）作者简介：刘顿，男，陕西宝鸡人，法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作为人类美好理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全新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更加突出的中心主题。近年来“共同富裕”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学者主要围绕共同富裕的内涵本质、生成逻辑、价值意义、特定领域融合呈现、实现路径机制、新时代探索创新等方面展开了多维研究，成果丰富，但仍有待深入。首先，对共同富裕内容本质的概括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领导人相关重要第 卷 刘顿：“真实共同体”的价值理性观照：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蕴及其意义 论述的解读，相对而言缺乏对共同富裕思想时代性内容及理论渊源的深入研究。其次，对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机制的研究偏重于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的分析，有待细化。因此，要深化对共同富裕的研究，需要上升至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为视域，将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进一步分析其蕴含的实践公共性内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无论是强调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是携手面向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无不鲜明地彰显着实践公共性。而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哲学所坚持的公共价值，着眼的是总体性意义上，人类历史实践的结果对于全部历史本身以及作为社会历史主体自身发展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指向一种合理性意义上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期许。马克思实践的公共哲学视野中，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在内在旨趣上是相互因应、有机统一。”共同富裕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公共价值的具体呈现和践行，是对主体和共同体的双重观照。一方面，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然受到合理价值观念的引领，而公共价值是主体自觉能动性实践的产物，社会历史主体在公共价值的创造中印证并体悟共同体与个体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在保证个体实现美好生活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可见个体归根结底是公共性的存在，个体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彰显个体终极存在意义。由此，从“主体性到公共性”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基本定向，贯穿对新时代人的公共性本质、公共生活方式和“真正共同体”的思考。因此，运用马克思实践公共性理论探析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即实践公共性意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一、主体性与公共性的辩证融合：共同富裕公共性意蕴的当代出场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全局的社会性问题，更是一个带有整体性观照的哲学问题。共同富裕将富裕作为目标的同时更加关注高质量发展中全面、全体的富裕，其内蕴着“真实共同体”的公共性观照。这种“真实共同体”蕴含着双重意蕴：作为“真实共同体”存在，是对西方资本逻辑下“虚假共同体”及其现代性生存困境的超越；而在更深层意义上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更好实现公共利益、公共价值诉求的目的性建构。因此，要深入理解共同富裕表征对“真实共同体”的实践公共性观照以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分析其出场逻辑。（一）公共性陷入虚无：西方资本逻辑引致的个体与共同体的断裂“公共性”在漫长的思想史中是一个古老而又与时俱进的议题，古老是指其概念可溯源至古希腊时期的公共性含义，与时俱进是指近代以来公共性成为学术界重要的研究焦点。康德、马克思等人从理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视角对公共性的内涵本质进行了解读，并阐明了分析理路，为后续分析提供了理论路径和依据。进入 世纪，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立足共和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等理论立场，对公共性概念的边界范畴进行了厘清与建构。理论必须和时代同频共振才能成为时代精华，赋予时代意义。随着时代发展，“现代人生存和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是一个 公共性的时代”。从世界历史的演进规律考量，人类实践活动造就了公共空间、公共交往、公共问题以及公共方案。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使得商品经济成为主要经济形式，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一切社会关系都沦为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人的依赖性关系下的“自然共同体”的公共性被虚幻的公共性所替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从资本主义公共性的发展历程来看，以资本逻辑为中心构建起“市民社会共同体”，为公共性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 市民 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在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共同体上生成了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衍生出资产阶级的国家及公共政治体系。在资本逻辑的促动下，作为公共权力集中代表的资产阶级借助国家、法律等手段，将资产阶级的利益构造成了全体人员的共同利益，将金钱关系掩盖下的资本行为与人类的公共活动等同，并将所谓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描绘为全体人民的公共原则，将一切能为资产阶级谋取利益的个人行为都粉饰成人类的公共价值和公共追求。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建构的共同体实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资产阶级将私有的、私人的用政治话语和虚假公共性改造成公共利益的私有性。这种抽象的公共性是在物的依赖性关系下的产物，是虚假的，与普遍利益相冲突。黑格尔在定义市民社会的同时也承认市民社会生活与公共性相排斥：“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这就表明就个体与公共性关系而言，在市民社会基础上建立的虚假共同体及虚假公共性显现着公共性与个体性的二元张力，即个体性优先于公共性的特殊规定。虚假公共性是资本逻辑的产物，其普遍性也是以服务少数群体或特殊阶级的私利为基础，这种普遍性也就沦为了资产阶级利益挟持下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进一步造成了公私的二元对立，人的身份也被二元对立分裂为双重身份。这种虚假、抽象的公共性的延续即启蒙现代性极端原子化的个人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过分强调个体的主体性，共同体的公共性被遮蔽，个体生活观念、方式都发生了私人化与全面异化。滕尼斯直指前现代社会个人私生活与共同体社会的对立，认为现代社会公共价值是以个体价值为基础和指向的，“基于诺言和契约的人际关系取代了 群体 及其结构”。现代社会看似表征着“种种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在这里，人人为己，人人都处于同一切其他人的紧张状况之中。他们的活动和权利的领域相互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任何人都抗拒着他人的触动和进入，触动和进入立即被视为敌意”。事实上，近代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是对市民社会抽象公共性的延续，即个人与共同体断裂的“原子式”个人主义。“原子式”个人价值观表现在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以效用、功利原则为导向，个人主体性被极端放大。人们在异化的实践中制造个体与他者、人类与自然、个体与共同体的二元冲突与对立。这种公共性虚无的矛盾关系展现为“一方面在形式上宣称所有主体成员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使不同主体成员形成等级差别”。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下这种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资本逻辑的虚假公共性造成的个体与共同体断裂越来越显现，公共性在个体追求主体性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了自我，沦为了抽象。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与目标，适时地提出且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必须摒弃传统主体性原则，确立一种共同体公共性的价值观导向。换言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真实共同体”社会关切和价值遵循的中国践行，是马克思“真实共同体”关于“此岸”与“彼岸”的共同观照，既是对“真实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在场”价值导向的践行与实践方案，又是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与规律的积极探寻；是化解全球现代性危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是资本逻辑“虚假共同体”的“彼岸”，更是对其的超越与扬弃，彰显了马克思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第 卷 刘顿：“真实共同体”的价值理性观照：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蕴及其意义（二）公共性的实质追寻：中国共产党对公共性的百年探索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实践并取得显著成就，主要得益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性逻辑的探索与构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中国共产党对公共性的探索是以人民为中心展开的，“坚持人民至上”是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性特质的理论表达。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自信力生发于对“人民至上”的公共性探索与公共性理论表达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公共性探索围绕以下三方面开展。第一，基于国家与革命的民族共同体的公共性探索。近代鸦片战争造成的国家性质的变化，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开始探寻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也开启了公共性探寻的承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秉持对公共性的探索，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构筑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提供强大保证，这正是公共性理论的革命践行。第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共同体的公共性探索。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仅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也是无产阶级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国家与革命背景下民族国家建构的公共情怀，更是无产阶级世界同盟的公共关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处处彰显着这种公共性精神的探索。土地革命时期在敌后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就是对“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后，对占绝大多数的农村的无产阶级群体利益的把握，展现了中国特色的阶层群体公共性特点。第三，以民主统战为策略的公共性制度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民族国家共同体初步建立。面对复杂的国内局势，中国共产党要走向全国执政，就必须寻求执政基础，实行以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原则，融合各界利益诉求，追求解放、平等等公共价值信念。在这种公共性的探寻中动员人民参与革命，开启人民公共性的制度设计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注重无产阶级与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