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抑的主体：寻根文学中的女性书写.pdf

Vol.37 No.4Aug.2023第 37 卷第4期2023 年 8 月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收稿日期：2022-11-20作者简介：欧德英（1999-），女，福建福州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侯桂新(1976-)，湖南安仁人，博士，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被压抑的主体：寻根文学中的女性书写欧德英，侯桂新（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摘要：女性主体在中国文学书写中一直被不同因素所压抑，在寻根文学中，寻根作家表现出追寻自我确证与建构文化中国的需求，女性书写于是被整合进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书写中。寻根作家复活了民族文化中的边缘声音：地方、乡土、民俗等因素，却忽视了被压抑的性别他者女性主体的声音。女性作为结构因素、驱逐因素、文化因素被写进寻根文学的父系叙事文本之中，完成寻根作家渴求追寻文化记忆、追求民族文化世界认可的内在需求。在重构文化中国主体时，寻根文学鲜明地体现着父系叙事特征，而其中的女性主体则处于西方、民族、性别的三重压迫之下，被迫失语。关键词：女性；主体；民族；寻根文学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4-0882.2023.04.015女性主体在中国文学的书写中长期处于从属位置，并且被不同的因素所压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女性主体经历了被集体关注，又被淹没、剥夺话语的过程，女性主体内部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逐渐隐微。在“五四”新文化浪潮之后，这种集体的因素，又在寻根文学的书写中复归。伴随着追求内省、寻找定位的历史需要，寻根文学以文化、民族为重要书写对象，以其强大的遮蔽力，掩盖了女性书写的位置，使得女性主体的自我意识在寻根文学中无从谈起。通过对寻根文学中的女性书写进行分析，可以厘清女性主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书写脉络，更加鲜明地展现女性主体在寻根文学展示民族主体中的不同功能，反思女性书写的未来空间。一、女性主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沉浮“主体”原是指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随着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主体”一词取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女性主体的自我确证问题始终伴随着人的主体确认问题不断深化，这不仅是性别关系的博弈，更“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1（P4）中国历史中的女性被压抑、藏匿、掩盖和抹杀在强大的父系统治秩序之下，在古代社会，女性通过男性“他者”目光来完成自我完形，女性主体按照男性指给自己的理想形象来看自己，完全失去了说话权。伴随着近现代革命潮起、现代文明教育进入，女性力量跳出传统父系秩序内部，成为一支新兴反叛力量，妇女解放也被作为人的解放的中心议题提及，至此，女性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我们的概念谱系中放有了 女性 这样一个概念和它标志的女性性别群体。”1（P27）新文化初期的女性书写作为反叛封建秩序的重要武器，被新文化主体们反复重写，但刚刚获得发声权利的女性声音再次淹没于寻求自我觉醒的集体声音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进入革命文学时代，女性的政治、阶级意识开始对过往的女性书写进行审视与反思，使革命文学时期的女性书写处于混杂的状态，阶级意识与女性意识交织，被掩盖在以民族解放为旗帜的革命文学中。直到十七年时期，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明显淡化，女性书写在文本中失落或潜隐。诚如戴锦华所言：“如今端坐的不是任何一个私有社会的个人，而是一个集体民族集体的化身。”1（P31）文学中的父系叙事换了面貌，以民族共同体为载体，以阶级话语为言语方式，设定了一个男女和谐共存、不分性别的文化理想，将女性表达与民族表达同化，使女性自我弱化甚至“消失”。受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新时期文学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大部分作家试文章编号：1674-0882（2023）04-0081-06 812023年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图重新反思和建构关于“人”的想象，“试图在抽象层面上建构一种普泛的 人类 共同的本质”，2（P14）致使女性主体的发声淹没在对普泛人性的追求之中。新时期的女性书写无法走出文化、政治、民族的裹挟，不能突出对女性角色的深层分析，使女性书写处于尴尬的徘徊之地，对女性问题的审视和书写没有放入女性场域中进行实际的讨论，而是同伦理、阶级、民族、文化等因素融合在一起，压抑了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之下，只能在文化中失去话语权，无言注视自己。二、全球化语境下的寻根文学：遮蔽女性声音的历史语境与性别立场新时期文化环境多元开放，“伤痕”“反思”“改革”的文学思潮浪潮迭起，寻根作家历经了饱经创伤的文学时代，在文学解禁的新时期，试图通过文学审美和创作思维的改变，纠偏以往的政治化倾向。同时，他们又尝试与西方话语中心对抗，寻找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之路。因此，寻根文学以“文化寻根”为口号，成为“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3（P220）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寻根文学创作中，女性书写与国家、种族、阶级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被同质化处理，彻底淹没了声音。寻根文学创作以其鲜明的父系叙事特征遮蔽了文本中的女性声音，与第三世界妇女的境况类似，此时寻根文学文本中的女性书写处于“无言状态”或“失语状态”，被置于寻根文学追求的世界意识之下，处于盲点之中。（一）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内转的需求：寻根文学作家创作的内在动机新时期的文学处于全球化语境下，这对处于时代转换时期的作家提出了内外双重的挑战。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化语境的开放与包容使民族文学走上世界舞台，其中拉美文学的成功更是直接刺激了中国作家进行民族文化的新时期再书写。从文学发展内部来看，“伤痕”“反思”“改革”浪潮已经失去生命力，在“文革”中成长的“知青”作家一直无法很好地融入新时期文学大潮中，他们存在着确证自我的迫切需要，只能开启新的探索。“当作家为文化孤儿的状况而苦恼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慈祥面容及时地浮现了。”4（P161）寻根作家大部分是知青作家，他们利用知青时期对地方、民间文化的探索和积淀进行创作，在一个短暂时期标新立异，以此完成自我身份的确立与认同，并将自我的焦虑转为文化的焦虑，形成声势浩大的寻根文学，由此，寻根文学作家踏上文化寻根之路，寻“根”、寻“父”、寻“我”，而寻找女性的声音则被淹没在浩浩荡荡的寻找自我与文化的声音之中。（二）鲜明的父系叙事特征：寻根、寻父、寻我寻根作家在形成风格之前，已经形成了寻找意识，这种寻找意识也可以理解为危机意识。在世界文化迅速发展的新时期，寻根作家将内在与外在的焦虑转移到了对“原初中国”的迷恋，这也是学者周蕾提出的“原初的激情”的概念，体现了文化危机的症候。现代中国在全球化的现代时间中不占据优势，明显落后于西方，但追溯文明的古代时间，原初的中国文化却比西方更加古老，存在着极大的挖掘空间，寻根作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开始转向并挖掘古老、传统的民族文化，从而寻找自我的声音。在寻找的过程中，寻根文学的创作体现了风格鲜明的叙事特征，寻根作家将寻根、寻父、寻我三者的精神向度联系到一起，女性书写则作为父系叙事特征下的某一维度进入寻根文学作品中，被作家的寻找意识所裹挟，成为缺乏女性视域的介入后机械而被高度同化的文化性书写。首先是将寻根与寻父联系到一起。寻根作品中鲜明地涉及了寻父主题。之所以寻“根”寻“父”，就是因为寻根文学作家处于一种无父、无根的焦虑之中，“无父”使他们深处“一片荒野”“一片意识形态的空白。”5（P51）从寻根文学的口号来看，“根”“种”“源”这些与原初文化相联系的语汇本身就带有父系叙事色彩。以寻根作家代表莫言为例，他的作品展现了对“父”的追寻。在 红高粱 里，叙述者“我”总是为“种的退化”感到伤怀，由此，他展现了对男性原始生命力和阳刚之气的追求。在意象描写上，可以看到黑土、骡子、人脚獾、红高粱、矢车菊这些体现奇秘色彩的北中国自然风光，关联着莫言对高密东北乡野性原始生命力的描写，体现了莫言早期小说中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莫言如此评价他的文学原乡：“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6（P2）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莫言塑造了混合着匪气与侠气的东北草莽英雄余占鳌。他身上有男性的阳刚之气，在东北乡荒凉与腐烂空气中孕育的余占鳌象征着作者对勇猛刚强的男性力量的赞赏，具有典型的文化意义。孟悦如此评价莫言的写作：“这旅程不是始于写自己，而是始于寻找父亲，重建父亲，或曰，寻找和重建一种缺失了的父子关系一种主体生成的环境。”5（P51）莫言选择了充满野性生命力的男性意象，表达寻找父亲的力量和稳定的家 822023年族关系的诉求，并通过“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稳定的家族关系来确证男性主体的位置。其次是寻根作品中鲜明地体现了对父系文化传承的追求。无论是对民族文化的开掘与传承，还是对民族文化的失落与批判，男性都成为寻根文学重续父系谱系、追寻族群文化的主要书写对象。红高粱 中的余占鳌是莫言对北中国原始生命力的想象与追寻，承载着他对父系力量与民族文化的向往，凝聚着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小鲍庄 中的捞渣是王安忆对中华民族追求仁义精神品格的形象塑造，凝聚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想象，以具有象征性的人物形象传达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棋王 中的王一生亦是传统儒道精神的融合与化身，与捞渣一样，王一生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与典型，代表着作者对现代社会逐渐消失的仁义品格的召唤，也暗藏着将男性作为族群文化传递者的信息。男性不仅是文化框架内民族优根性传扬的典型，也作为高度凝缩的文化形象，被寻根作家批判。爸爸爸 中的丙崽可以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丙崽处于“无父”状态下，神秘化的生存环境和符号式语言都使得丙崽成为一个“荒野”中寓言化的人物，凝聚着作者对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批判。无论是寻找民族文化之根，还是追寻父系文化的记忆与传承，都与寻根作家寻求自我确证的内在追求紧密相连。新时期文学解禁以来，从文坛对西方现代主义追逐的热潮，再到向内的文化寻根思潮的形成，体现的是部分中国作家对自我意识的逐渐强化，他们从文学新时期的冲动中走出，走向文化的怀抱，寻找向内的深入的自我。这一自我与家族、文化、乡土等传统紧密结合，引领他们走向寻“父”、寻“根”之路，从而获得自我确证、文化自信的原始动力。因此寻根作品展现了浓厚的父系叙事特征，寻根作家力图塑造的文化中国也体现着对男性主体的抽象凝缩。寻根作家们复活了民族文化中的边缘声音：地方、乡土、民俗，却没有复原被压抑的性别他者女性。寻根作家的代表人物王安忆就在她的纪实与虚构 中对寻根创作的父系叙事特点进行了反思与批评，残雪也在 阳刚之气与文学批评的好时光 中直接提出了寻根文学追寻父系叙事，片面强调创作的阳刚之气的现象。经由后期的反思，可以看见文化寻根思潮、寻根作品对性别问题的忽视甚至是遮掩，希望通过文化、民族等多重因素掩盖性别的特性，回归到父系叙事传统之中，其中女性书写处于自我身份确证与追寻文化记忆的双重焦虑之中，无法发声。三、寻根文学中的女性书写：被遮蔽的女性声音寻根文学对民族文化进行重构，建立有关男性文化相继不绝的民族共同体想象，生产着不平等的性别图景与构想，个体声音在群体声音中泯灭，女性在个体中边缘化，寻根文学中的女性书写处于西方、民族、性别的三重压迫之下。（一）作为结构因素的女性：对男性主体的崇高书写在寻根作品中，女性常作为促使男性成长，或使其形象在结构上获得改变的因素被书写。在重续父系叙事传统的过程中，女性的位置举重若轻，一方面“她”无法成为民族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但另一方面，男性主体的成长、父系文化的传承却无法失去女性的结构意义。在“子一代”彻底成长与继承父辈文化之前，女性角色至关重要。比如 红高粱 中的“我”与奶奶、爸爸爸 中丙崽与丙崽娘、棋王 中的王一生与母亲王一生走向“棋王”之路不仅出于自身对象棋的热爱，更有对完成母亲临终嘱托的期待，寄托在无字棋中的母性光辉作为主人公一生棋路的感情基底，成为他“孝”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