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与清廉：论政治安全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pdf

安全与清廉：论政治安全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刘 林*摘 要：从政治安全的视野透视反腐败斗争，可以发现政治腐败隐含政治风险，政治安全和政治清廉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安全与清廉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终极价值相同、过程相似、需求共通的多重关系，从政治安全的认识高度来谋划新阶段的基本策略是外靠人民民主、内靠全面从严治党，从政治风险防范化解的战略高度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对策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和反对“运动式”反腐。关键词：政治安全；政治清廉；反腐败斗争政治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本，是指“一个国家由政权、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要素组成的政治体系，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面对风险和挑战时能够及时有效防范、应对，从而确保国家良好政治秩序的能力”（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2019）。政治清廉可以被理解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的理想状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作者简介：刘林，1989 年生，湖北大冶人，中共重庆市开州区委党校政治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基本理论、地方治理。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期率，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习近平，2020）。反腐败斗争攸关党的执政地位、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危。基于此，应该将反腐败斗争看作建构安全中国与清廉中国的复合领域。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关键时刻，从政治安全的宏大视角来透视反腐败斗争，探索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在价值导向、政治过程、共性需求等各个方面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揭示反腐败斗争在下一阶段的基本策略和重点举措，对保持中国共产党走在时代前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以政治安全为切入点来研究反腐败斗争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来，学界就已经意识到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安全中国与清廉中国、防范化解政治风险与反腐败斗争的深刻关联，并就相关问题发表了许多不同见解，产生了很多学术成果。由于文献众多，笔者仅对从政治安全视角论及反腐败斗争、建设清廉政治的相关文献作如下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一）从外国经验来论述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相关性对于任何国家、任何社会而言，腐败都是“政治之癌”。它能削减政府的公信力，销蚀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侵害人民利益。每个国家都立足于自身的历史与实际，通过惩治腐败来维护政权安全、巩固政治秩序、推动政策执行，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反腐败斗争经验为我们深化认识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相关性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周琪（2004）梳理了美国从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延续至今的反腐败斗争，认为美国先后通过文官改革运动和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设立道德标准的同时，还通过设立监督执行道德标准的机构、制定 政府道德法861安全与清廉：论政治安全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和 政府道德改革法、将法律约束扩大至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等行动才最终形成一套反腐败机制。有研究者以专题形式考察了苏共亡党亡国与政治腐败的关系，认为“苏共从兴盛到败亡，苏联从强大到解体，是多因素综合引起的复杂事件，但苏共内部的腐败无疑是大厦坍塌的重要导火索”（宋梁缘，2020）。另外，有研究者还从个别国家发展历程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清廉对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卢正涛（2007）在研究新加坡的“好政府主义”时指出，“新加坡在自治前政府的腐败相当严重，1959 年大选人民行动党获胜是林有福政府的腐败使选民深感失望，转而投了人民行动党票的结果。人民行动党政府领导人以身作则，在新加坡人民心目中树立了廉洁形象”，并认为廉洁政治对新加坡铸造民族国家和实现现代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二）政治系统中的安全与清廉伊斯顿（1999）认为政治是一个整体系统，无论是在价值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层面都无法分割开来，这一系统“处于自然的、生物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环境包围之中，并处于来自其他系统的影响之下”。从政治系统来看，安全和清廉是维持这个系统正常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并且始终处于相互影响作用之中。亨廷顿（1989）说，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当腐败严重到一定程度时，经济行为的规则就将取代政治行为的原则，这是政治系统即将崩溃的前兆。虞崇胜、李舒婷（2012）从政治腐败损害国家政权根基、制度运行、政治信任、政党执政安全、政治秩序和国家利益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全方位地展示了政治腐败对政治安全的巨大危害。他们的研究也从侧面说明了安全与清廉是一个政治系统不可分割的价值追求，一方的缺少乃至消失都将威胁另一方的存在。相应地，一方的优化进步将对另一方产生积极影响。96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三）以党的建设来实现安全与清廉如果将安全与清廉看成是理想的状态和实现这种状态的能力，那么以党的建设来实现这种理想状态、强化这种能力是很好理解的。这类研究的基本逻辑如下：政治安全包括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安全，“打铁必须自身硬”，要在新时代持续实现政治安全的状态和能力，就必须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其中最有效、最常规的途径是加强党的建设，而推进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抓手和重要内容，实现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是党的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申言之，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重担最终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加强党的建设是一体实现安全与清廉最重要、最根本的共同途径。以党的建设来实现安全与清廉在应然层面具有顺畅的逻辑，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自动实现。有研究者就依靠反腐败斗争来推进党的建设提出了“治本”的建议：一是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增强制度的执行力；二是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制度；三是加强决策与权力的运行监督；四是摆脱“运动式”管党治党的影响（李景治，2016）。（四）基层政权中的安全与清廉有论者将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分为两大类，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出“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刘普、林毅，2011）。这种理性思考得到了经验研究的证实，有课题组于 2012 2015 年对全国 28 个省区市 602 名基层干部进行了社会调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调查所涉干部认为干群矛盾是当前我国突出的矛盾之一”（朱力、汪小红，2017）。就基层政权中的安全与清廉关系问题也有相关实证研究，于建嵘在对湘南 40 个“失控村”进行调查之后发现，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入侵已相当严重，其手段主要包括宗派控制的民主选举、经济能人的利益诱惑和政治精英的红黑蜕变071安全与清廉：论政治安全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于建嵘，2007）。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基层政权分为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基层政权。在农村，是指乡、民族乡、镇一级；在城市，是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街道。这些都是与人民群众接触十分密切、利益直接相关的政权组织，它们的任何弱化、虚化和黑化都直接削弱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最终毁坏国家政治安全的基石。回顾相关文献，通过政治安全这个较为新颖的视角来研究政治清廉问题，初步获得了以下认识和观点：一是安全与清廉都是政治系统得以维持和发展的价值依托，并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相互交叉缠绕；二是通过古今中外的事实可知，腐败是危及政治安全的导火索，腐败能够削弱国家力量、腐蚀政权合法性以及为国外势力颠覆政权提供借口，所以反腐败斗争是同时获致政治安全和政治清廉的重要工作；三是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加强党的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路径，也是实现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题中应有之义。立足于前文提出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现状，较为合理的研究思路是：其一，从价值旨归、过程特征和共性需求三个方面论述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纠缠交叉，对二者的关系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其二，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新起点和政治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论述下一阶段反腐败斗争的策略；其三，站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新起点，围绕维护和塑造政治安全、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反腐败斗争的措施建议，以期实现由压倒性胜利向彻底胜利的巩固发展。二 对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关系的多维考察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纠缠重合是多维度、多方面、多环节的，真理总是被裹在重重面纱之中，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揭开面纱，才能看到真相。171廉政学研究 2023 年第 1 辑（总第 11 辑）（一）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的终极价值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古希腊政治文明诞生之初就有一种“政治崇拜”认为政治是人类生活最高的善、终极的价值体现，亚里士多德（1965）更是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与之相类似，诗经 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对政治的极端崇拜将个人完全奉献给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城邦还是国家），个人的存在是为了达致政治上的团结、富强以及安全有序。这种政治观明显扭曲了人与政治的正常关系，而这种扭曲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极致。黑格尔（2009）在论证政治国家合于精神发展的规律时提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它在被提升至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出现之后，这种扭曲的关系才恢复到正常 “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1972）。在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政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阶级关系的集中体现，政治与国家都不具有终极价值，终极价值是人 个体的人和作为群体的人民。值得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的人必须区别于启蒙思想家们的天赋人权、自然权利思想，因为后者只是从其中引申出国家的目的是保护人的权利和财产，而没有推导出人通过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实现自身的解放。申言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政治的终极价值是人，而不是相反。因此，安全与清廉都是政治的重要价值，但是政治本身不具有终极价值，终极价值是人，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最终都是以人民为中心来支撑的。这个结论在现实中也可以找到直接证据，无论是清廉还是安全，最坚固、最有效的实现路径还是依靠人民，只有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发动蕴含在亿万人民之中的力量，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清廉与安全。271安全与清廉：论政治安全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二）安全与清廉在政治过程中都表现为破立并举安全与清廉不仅是政治的价值目标、理想状态，而且必须表现为活生生的政治行为，并且这些行为在时间向度中具有连续性，以破立并举的形式贯穿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过程。一方面，为了维护和塑造政治安全，必须综合运用政治力量、法治力量、思想理论来打击那些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妄图颠覆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同时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通过发展强大自身来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塑造持久政治安全的根本之路；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政治生态的清正廉洁，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依法打击行贿受贿，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这既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力，也要通过扎紧制度的笼子来推进不能腐，还要通过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培厚良好的政治生态土壤来增强不想腐的自觉。综合来看，实现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都需要审时度势、有的放矢地运用综合举措，都是破立并举的复杂政治行为，这是二者在过程中体现的共性特征。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破立并举的属性也传递给反腐败斗争，“反腐败工作破立并举的过程，也是反腐败工作标本兼治的过程”（光明日报，2015）。破立并举的本质是破坏和建设统筹进行，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的直接体现。（三）安全与清廉的政治共性需求是权力受到监督制约无论是作为政治价值，还是体现为政治行为，实现政治安全与政治清廉对我们党和国家提出了很多改革需求，这些需求部分地呈现共通且多样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