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部公房《箱男》中的城市书写与共同体构想.pdf

安部公房 箱男 中的城市书写与共同体构想1同济大学许静华摘要：箱男 的创作正值日本战后经济高速成长期，仅 余年的时间日本便由战败初期的“废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城市空间中繁荣的表象之下却掩盖着货币经济形式与个体、国家权力与个体、个体与他者间复杂交错的矛盾。本文通过分析作品对城市空间的书写以及“箱男”这一城市中异端者形象的深层寓意，结合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解读安部公房对高度产业化社会中个体精神危机的洞察以及构建认同差异性自由的共同体的构想。关键词：安部公房“箱男”城市空间异端者共同体构想一、引言 箱男（）是安部公房继 他人的脸（）、燃尽的地图（）之后创作的另一部都市题材小说。先行研究主要从叙事特征、隐喻性及权力关系等方面解读该作品：平冈笃赖、真铜正宏、永野宏志等关注作品独特的“元小说”（）叙事结构及叙事特征，从书写的悖论探究手记作者“箱男”与真实作者叙事行为的关系与意义；渡边广士、田中裕之、徐忍宇、李讴琳、片野智子等着眼于“箱男”的象征性、隐喻性，从看与被看、书写与被书写的角度探究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间二元对立的权力关系，进而分析人际关系疏离、监视社会、国家归属等现代性 1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青年创新人才项目（人文社科）“东方化重构下的存在主义 安部公房与王小波的比较文学论”（）阶段性成果。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问题。诚然，从文本独立性的角度看，先行研究对该作品的解读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基于安部公房对现实社会一贯的介入立场及批判视角，该作品同时体现了作者对“城市”紧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强化其“规定性”的觉知与洞见，这一点可以说是先行研究没能充分予以关注的。箱男 创作时代正值日本战后 年经济高速成长期。年前后日本迎来了巨大的转折点：年东海道新干线开通，东京奥运会召开，年东京人口超过 万，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迈入了“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战后满目疮痍的废墟仅仅用 余年的时间便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现代化技术带动日本跨入新兴产业社会，其标志是电视和杂志等媒体的飞速发展、住宅区的大规模开发兴建、汽车的普及以及劳动合理化带来的余暇时间的增加。经济高速成长和收入倍增同时也使民众的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转变，战后初期民众积极投身于改善民生、民权等问题的激情随着物质欲求的满足而日渐钝化，时代的关注焦点从“公”转向“私”，从“革新思想”转向“保守思想”。不同于这一时期活跃于日本文坛的“内向的世代”作家们对个人自我的聚焦，安部公房敏锐地洞察到城市空 间 中 繁 荣 的 表 象 之 下 所 掩 盖 的 各 种 尖 锐 的 矛盾 货币经济形式与个体、国家权力与个体、个体与他者间复杂交错的矛盾。箱男 可视为安部公房对置身于多义性的城市空间中孤立的个体展开消极抗争的隐喻性揭示。然而，安部对城市空间内含的矛盾性的书写意图并不在于现代性批判，而是试图通过观照个体的差异性及多元化欲求，来质疑、拒斥强调凝集性、同一性的“邻人思想”的自明性。本文通过分析作品对城市空间的书写以及“箱男”这一城市中异端者形象的深层寓意，结合作品的创作时代背景，解读安部公房对高度产业化社会中个体精神危机的洞察以及构建认同差异性自由的共同体的构想。安部公房 箱男 中的城市书写与共同体构想二、“箱男”城市空间中的异端者在 箱男 中，作者塑造了一组城市空间中的游荡者 “箱男”的形象，他们将自己套进一个仅留一个窥视窗口的纸箱中，悠闲地穿行于喧嚣杂沓的城市中。“箱男”不同于有自闭症倾向的或宅在家中的人，也有别于因经济困顿而被迫流落街头的乞丐、流浪汉，他们在成为“箱男”之前往往有着体面的职业和固定收入、居所，却甘愿放弃舒适的住所与丰富的物质生活，选择在城市不特定的角落游荡，日常起居都在狭小逼仄的纸箱中度过。那么，是什么促使“箱男”选择成为城市中的异端者？从作品对四个不同遭遇的“箱男”的叙述，不难把握到其内在的动机和难以逾越的心理矛盾。作品以手记体叙事方式展开，其中穿插着两则关于“整治流浪汉”“流浪汉曝尸街头”的新闻报道。从手记作者“箱男”“我”的自述，以及“我”对见闻中“箱男”、“箱男”的纸箱残骸以及“潜在箱男”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有着旺盛的好奇心、探索欲，同时又“自惭形秽”，想要放肆地窥探四周，又不愿将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看”的欲望与拒绝“被看”的敏感在他们身上形成剧烈对抗，进而造就了“箱男”这样一种特异的存在方式。“箱男”们无疑是既成价值观中的“残次品”，在钻入纸箱前，周围基于社会既成价值观的审视、评断“视线”让他们惶惶终日，乃至城市的景观、构成物都像长满了刺。只有透过纸箱的窥视窗或窥视镜，不用担心别人看到自己时，他们才感到安心、平静 “钻进纸箱后四周所有景物上的刺都脱落了”1，“从过路人的表情、穿着上感受到的敌意”“那种怀着恶意挑剔人的神情”都消失了，“水泥路面、围墙、电线杆、路标等构成街景的所有凹凸不平的东西”，也像被削去了“往日令人不 1安部公房：箱男，竺家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第 页。本文对文本的引用均出自该版本，以下仅标注出处页码。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快的棱棱角角”，“世间都无条件地表现出了宽容”，“充满了温馨，仿佛每天都是永远过不完的周六傍晚似的”（第 页）。城市空间中的生活令他们忐忑不安，无处不在的“视线”使他们如坐针毡，他们在心中描绘着“一座只为匿名的市民而存在的匿名的都市”的乌托邦图景，在那里，“所有的大门都对所有的人敞开着，即使是对素不相识的人，你也不用加以戒备；不论你是倒立着行走，还是在路边倒地就睡，都不会遭人呵斥；你可以随意叫人停下来，不需要特别的许可；你喜欢唱歌，尽可以放声去唱，唱够了之后，你可以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混进无名者的人流”（第 页）。然而，选择成为“箱男”，不仅要放弃物质欲望，更重要的还在于对公民身份的放弃。乞丐、流浪汉尽管因经济原因而成为城市空间中的失败者、“普通人中的边缘人”，却依然享有宪法保障的普遍性自由平等的公民权，而“箱男”所追求的却是差异性的自由平等，通过拒绝在各种行政管理机构登记个人信息、隐匿身份来拒斥社会强加于自身的价值基准与身份标签，即抵制国家统治权力的管治与规训。然而服从管治、规训的义务与公民权利获得保障是近现代国民国家体制下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拒绝受管治、规训势必意味着放弃国家律法保障，成为“政治生命”的对立面 “赤裸生命”，“生命如果没有政治框架的话，就只能是动物生命”1。这样一来，失去法律保障的“箱男”如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民事主体一样成了可以任意处置的人群，人身安全随时可能遭到侵害，“箱男”对此也深谙于心 “只要被杀者是住在不受法律约束的地方的人，任何形式的杀人都可以视为安乐死。就像在战场上杀人的人、死刑的执行者不被问罪那样，杀死箱男也不算犯罪。”（第 页）这不由令人联想到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为了“名正言顺”地对犹太人施行大屠杀，先是通过行政立法斩断犹太人权利、公民身份和其身体的连接，使之成为丧失一切庇护的“赤裸生命”。1汪民安：“何谓赤裸生命”，载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年第期，第 页。安部公房 箱男 中的城市书写与共同体构想“箱男”们沉迷于这种匿名性伪装，哪怕遭到周围充满怀疑、警戒和敌意的对待也无动于衷。尽管“箱男”并不作恶，但世人对待他们的态度复杂而微妙，似乎他们“身上有某种让人厌恶的毒素”（第页），这是一种对体制内的异端者既愤慨同时又不无羡慕的矛盾心理；但更多的时候，人们仅仅将他们当作“对整个社会的侮辱”而刻意视而不见。同为居无定所、身份卑微的乞丐、流浪汉，对“箱男”也毫无善意可言，“结帮”乞丐视“箱男”为眼中钉，“箱男”一旦靠近他们的地盘，便会遭到过激对待；最剑拔弩张的要数“全身挂满了徽章、胸章、玩具勋章之类的东西，帽子上还像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似的插满了小太阳旗”（第 页）的“胸章”乞丐，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对“箱男”发动最猛烈的袭击，是“箱男”最棘手的敌人。“结帮”乞丐、“胸章”乞丐，可视为作者对某些左派政治团体以及视体制异端者为敌的极端右翼分子的影射与反讽。尽管充分意识到选择成为体制内异端者的风险，“箱男”仍然甘愿放弃物质欲望及身份标签，选择成为“赤裸生命”来对抗隐藏于城市空间中的形塑与管治，这种消极的“自我言说”及存在方式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啻为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者”。三、城市 资本与权力双重宰治的空间从“箱男”主动放弃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作为现代国民国家标志的“公民权”，自愿回归“赤裸生命”的消极自我言说中，可以窥见城市空间群体及个体的生存状况和内在矛盾性。其一，货币经济形式推动消费形态及价值观走向均质化，而缤纷的现代生活又不断刺激、煽动着个体寻求个人独特性的欲望。至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开始了一场历时 年的“消费革命”，“三件神器”（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及“”（彩电、小汽车、空调）等耐用 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消费品的迅速普及宣告了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消费欲望趋同，“一亿总中流”的生活均质化目标正是资本推动个体均质化的典型象征。货币经济形式用平均化的商品将人们与世界关联了起来，货币的属性抹平了商品的地域性与差异化，也给人们的价值观带来深刻的变化：货币的平均化标准（价值的普遍性原则）逐渐取代审美多元化标准，成为对事物乃至对人进行价值判断的单一标准。同时，城市空间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刺激着人们的感官与好奇心，激发个体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赋予了个体追求个性化的可能。作品中，成为“箱男”之前的“我”作为摄影师曾经获得一定声誉，可见城市空间赋予了他施展才华的可能性，而“窥视欲”则象征着主体自我向外延展的欲求。在资本增殖催生的货币经济的挟裹下，城市空间中的个体逐渐走向均质化（非个性化），这与在物质刺激下个体“自我”的内在扩张需求形成对峙，“箱男”正是以纸箱作为确保个体自我的内在空间及“窥视”欲望的屏障，来对抗外部空间对“自我”的挤压。其二，城市生活瞬息万变、信息纷繁复杂，令个体置身喧嚣与骚动中，而产业精细分工、社会功能高度分化又使个体不可避免地处于闭塞的“单子化”状态。城市的流光溢彩给人的感官带了源源不断的刺激，其瞬时性、不可预见性却又激起了人的不安。作品中，成为“箱男”之前的“我”深受“新闻中毒症”的困扰，感觉“整个世界就像个沸腾的开水壶，稍微一走神，地球就有可能变成了其他形状”，“我”整天守着电视机、收音机到无法自控的地步，却也明白“不管知道了多少新闻，也不会接触到真相”。“新闻中毒症”无疑是个体试图通过竭力捕捉城市空间迅疾的流变来抵御不可预测的变化的体现。与此同时，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及精细分工造成个体齿轮化、福特主义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的极致体现：高度集权化、等级制的生产管理机制将劳动者形塑为标准化生产流水线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生产模式不同于强调沟通协作的传统劳动模式，它要求个体机械而高效地完成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再者，不同于边界明确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城市空间人口庞大且来源复杂、流动频繁，基于传统 安部公房 箱男 中的城市书写与共同体构想习俗、邻里关系等的情感纽带不复存在，强烈的社会竞争、阶层分化导致人际关系呈现出表面化、功能主义的特征，更令个体与他人的连接受阻，陷入闭塞的“单子化”状态之中。城市游荡者“箱男”的形象正是城市空间相对的喧嚣中绝对孤独的个体的象征。其三，城市空间中国家权力对个体的规训与管治与个体多元化发展自由之间的矛盾。城市空间的规划与各种机构的设置中都篆刻着国家权力的印记，各级政府行政机构自不待言，法庭、警察局、监狱、医院、学校、银行、交通设施等，无不体现出国家权力的意志及体制的管治。在现代社会中，个体从出生开始就有义务接受各种体制的“驯化”与管束，接受各种机构的“认证”，如打疫苗、体检、身份证明、户籍登记、房产登记、学籍、毕业证、驾驶证这些种类繁多的“认证”赋予了个体参与社会的资格，同时又构成对个体的价值评判及约束，将个体半固定于特定阶层上。这种国家权力对个体统一化、均质化的管治模式是福柯所指称的“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政治治理理念的结合，其特征在于将国民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