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冲突与调节：“职教高考”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pdf

111职业教育现代教育管理2023年第8 期表征、冲突与调节：“职教高考 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杨剑静1,2,潘海生3（1.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华3 2 1 0 0 0；2.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浙江金华3 2 1 0 0 0；3.天津大学，天津3 0 0 3 5 0）摘要：“职教高考”改革是由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合作的集体性实践行动，不同行为主体在各自组织场域中遵循不同的制度逻辑，形成多重制度逻辑的关联秩序。但是，多重制度逻辑在现实运行中并不顺畅，会衍生出“顶层设计”与“地方执行”之间的分离偏差、“追逐利益”与“教育效益”之间的差时失配、“充分选择”与“有限机会”之间的现实冲突等各类内在矛盾，影响并制约“职教高考”改革的实践效果。为此，需要从完善政策实行机制，保障政策切实落地；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构建多元协同格局；丰富院校类型层次，提供充分选择机会等方面寻求调节之道关键词：职教高考；制度逻辑；多元利益主体；政策执行中图分类号：G71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6 7 4-5 4 8 5(2 0 2 3)0 8-0 1 1 1-0 9D0I:10.16697/j.1674-5485.2023.08.012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将高职分类考试招生改革推向与普通高考双轨并行的发展模式。在“职教高考”改革进程中，各主体的行为方式往往受到其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制约。本研究将基于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揭示多元行动主体在“职教高考”改革实践中的交互影响，分析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协作与冲突行为，尝试调节较为突出的制度逻辑冲突，加强多元主体相互协同，推动“职教高考”改革。一、“职教高考”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一)理论阐述20世纪8 0 年代，弗利南德和阿尔弗德率先提出“制度逻辑”的概念，认为“任何制度秩序都会根据各自的中心逻辑（物质性实践和符号结构系列）建构其组织原则与制度安排，并塑造主体的行动机制与行为方式 。桑顿和奥卡索在继承原有理收稿日期：2 0 2 3-0 7-0 4基金项目：2 0 2 0 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现代治理视域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研究”(20JDZD081)。作者简介：杨剑静，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潘海生，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12表征、冲突与革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论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通过引人多层分析，系统总结了制度逻辑理论的交互制度系统、制度多层次性等基本原理 2-3 。但早期制度逻辑理论在解释个体或群体行为实践塑造与变迁上呈现出单一化导向，导致其在分析多元行动主体的制度逻辑方面存在局限性。因此，周雪光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多重制度逻辑的概念与理论框架，通过将微观角度与宏观视域相结合，多角度更加全面分析多元主体之间行动机制的差异性，以及宏观制度安排与微观主体行为之间的联系。4 该框架相较于以往研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其一，强调制度逻辑的多重性。认为不同主体在各异的多元制度约束下，将依循各自的制度逻辑进行行为选择，通常具有不同的行动目标与利益偏好。5 其二，强调宏观制度安排与微观制度执行之间的关联性。多重制度逻辑提供了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与微观层面可查实践行为间的联系，改变了原来两者之间相互割裂的状态，将静态制度设计与动态制度执行相连接。6 其三，强调制度逻辑间的交互性。多重制度逻辑中任意一种制度逻辑的作用都需要通过与其他制度逻辑交互影响来加以体现，而且与不同制度逻辑相互作用所体现出的作用也有所不同。7 不同行为主体所代表的制度逻辑相互作用，在交互影响过程中产生合作与冲突行为。(二）适切性分析多重制度逻辑关注不同制度逻辑对组织行为的影响，识别并解构组织行为发展中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矛盾性以及在此之下的主体行动者的决策，取得了良好的解释效果 8 ，为厘清“职教高考”改革理路提供了斩新的理论分析工具。首先，“职教高考”改革是一个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的复杂制度变迁过程，具备使用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的基础。第一，“职教高考 是我国国家考试招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需要各级政府的参与，引领推动制度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所处制度环境有所区别，所需发挥功能作用也有所区别。第二，职教高考是各类高等院校的重要招生路径，院校理应是“职教高考”改革的重要参与主体之一。第三，“职教高考”具有鲜明的职业属性，行业企业理应成为“职教高考”改革的主要参与主体之一，以此强化招生考试与社会产业发展的密切联系。第四，“职教高考”作为一项人才选拔机制，其最终落脚点是学生个体，因此，在“职教高考”改革过程中，学生个体也必然是极为重要的行动主体之一。多元主体参与为分析框架的使用提供了现实基础其次，多重制度逻辑在宏观的制度设计与微观的制度执行之间建立有效联系，这是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框架的核心价值所在。9 在“职教高考 改革过程中，既需要关注政府顶层制度安排，也要关注各类院校、行业企业、学生个体等利益主体的制度执行实践。使用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有利于将政府“职教高考”宏观制度文件制定与微观多元利益主体制度执行实践联系起来，为认识制度变迁的微观基础提供了一个分析角度。再次，“职教高考”改革是多种制度逻辑要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政府、企业、高校、个体等行动主体在参与制度改革的过程中都遵循各自领域制度逻辑，相互博奔互动，共同推动“职教高考”改革动态发展。多重制度逻辑为“职教高考”改革提供了动态的思维和视角，能有效推动“职教高考”改革发展。（三）分析框架已有学术研究和实践改革活动说明，将多重制度逻辑引入“职教高考”改革，需要将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类院校、行业企业、学生个体五类主要参与主体，分别对应五类制度逻辑。各类制度逻辑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基于共同的价值起点，形成了一个理想秩序，协同助推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现代化发展。首先，“职教高考”改革事关国家技术技能人才选拔培养、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嵌于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发展整体实践中，受到国家治国理政理念与战略选择的顶层设计驱动，形成了基本遵循逻辑一一国家逻辑。其次，处于科层制体系中的地方政府，需要遵循执行逻辑，有效地将中央政府指令落地执行，主动根据地方实际，研制出本地113表征、冲突与文革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区“职教高考”改革的具体政策。再次，各类院校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和社会产业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者，在参与“职教高考”改革过程中应遵从教育逻辑，主动将人才培养活动与“职教高考”相衔接。从次，“职教高考”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项改革活动的开展离不开行业企业的参与。企业基于效益逻辑，通过后续的人才培养活动获得稳定的人力资源收益，在改革考试内容、考试形式、考试评价等方面与院校、政府进行合作。最后，学生个体作为“职教高考”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基于自身可持续成长的发展逻辑，通过教育执择等方式积极影响“职教高考”改革。二、“职教高考”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表征制度逻辑指某一领域中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行动机制。这些制度逻辑诱发和塑造了该领域中相应的行为方式。1 0 在“职教高考 改革实践中，五类行为主体基于自身所处环境场域遵循不同制度逻辑进行行为选择。（一）中央政府的国家逻辑一一“服务发展”的顶层设计“职教高考”改革是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人民向心力、职业教育吸引力、教育改革合力的重大举措，在服务国家产业需求、促进社会纵向动态流动、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完善教育生态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背后蕴含着党和国家力求实现技能型社会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宏愿。国家对“职教高考”改革的理想主张代表着国家意志。一方面，中央政府为保证自身行动机制的合法性，巩固执政权力，在进行“职教高考”改革工作部署时必须遵从国家意志，国家意志是中央政府行动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对中央政府的行动机制具有规制性与规范性作用。中央决策部门通过治国理念导向与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来表达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合法性。1 1另一方面，国家意志所体现出的国家社会发展需求同样对中央政府的行为方式具有引导性作用。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针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与挑战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的过程。【1 2（二)地方政府的执行逻辑一一“落实政策”的基本职责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科层制”组织管理机制，上下级政府之间有着明确的行政从属关系，各级政府层层管制与加码，属于“向上负责”的行政体制。【1 3 一方面，不同层级政府总是服从于上一级政府的权威，来自上级政府的外在行政压力推动下级政府积极采取行动完成上级部门指令。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处于“科层制”体制中，自身升迁或其他组织激励利益的获得主要依赖于上级官员的考核和评定，致使各级官员有强烈的内在驱动力积极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在“科层制”组织管理机制下，行政压力与利益激励相互交织，积极执行上级政府下达指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逻辑起点。在“职教高考”改革实践中，中央政府遵循国家意志制定各项改革指导政策文件，各级地方政府则切实遵循自身在“科层制”组织架构中的基本制度逻辑，落实各项中央政府下达的政策指令。自2 0 1 9 年国家提出要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以来，已经有1 8 个省份相继依据中央政府的指导意见发布了地方政府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各省份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积极开展“职教高考”改革实践，推动“职教高考”改革政策文件落地执行。（三）各类院校的教育逻辑一“教化育人”的核心任务在“职教高考”改革进程中，各类院校具有相似的行动逻辑一以“教化育人”为核心的实践逻辑。一方面，各类院校是培养人的专门性社会组织，把人培养好无疑是其价值意义所在。1 4 作为社会发展到特定程度而分化出来的专门化和制度化的教育形态组织，教化育人是社会环境赋予学校的核心职责与任务。各类院校参与包括人才选拔活动在内的各类教育活动，积极完成社会环境所赋予的育人职责。因此，这些院校不仅包括高职院校，还应包括应用型本科院校，甚至包括部分高水平普通本科院校。当前，已有不少省份支持应用型本科院校通过“职教高考”招生。并且，这些应用型本科院校与各类高等职业院校还存在着共114表征、冲突与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同之处都强调要培养学生既具有一定基础文化素养也要具有一定技术技能。这与“职教高考”所采取的“文化素养+职业技能”考核选拔方式十分契合。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应是未来“职教高考”的主要招生院校。虽然高水平普通本科院校在当前并未参与“职教高考”招生，但期冀其能在将来积极参与“职教高考”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现行院校评价机制与经费分配机制等皆与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息息相关，各类院校要想在现行体制下获得更多物质支持和更好的社会声誉以推动自身的持续性发展，必然需要重视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在此过程中，通过参与“职教高考”改革获得更多与院校人才培养定位更为适切的生源，显然是提升各类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因此，无论是社会赋予院校的责任与义务，还是院校自身追求发展的内生需求，都要求院校要遵循“教化育人基础逻辑参与“职教高考”改革。（四）行业企业的效益逻辑“追求效益”的价值活动企业的逐利性是其最为根本的组织属性，是行业企业参与各类实践活动最为根本的行为逻辑。一方面，企业参与“职教高考”改革所遵循的制度逻辑源自生产实践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强烈需求，以满足企业人才储备、提升企业生产效益为价值追求。1 5 行业企业参与“职教高考 改革期冀通过优化“职教高考”制度，筛选出更多适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今后所能获得的人力资本效益。另一方面，行业企业积极主动参与“职教高考”改革可以使企业获得较好的社会声誉和较高的声誉资本。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声誉对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会对企业经营成本的降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1 6 权衡成本效益，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行业企业选择行为的最基本价值遵循。行业企业参与“职教高考”改革实践，同样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无论是通过获得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