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史考释.pdf

交响一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Jiao Xiang-Journal of Xi an Conservatory of Music吴跃华2023年3 月第42 卷第1期Mar.2023Vol.42No.1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 0 3-149 9-（2 0 2 3）0 1-0 0 3 3-0 8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史考释（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江苏徐州，2 2 1116）摘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史，作为北京师范大学音乐教育史的早期阶段，对研究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校在民国建立后才有音乐（美育）和军乐（体育）教育，但19 16 年后却超乎寻常的重视起音乐教育（美育），不仅课内有音乐选修课、必修课，且课外音乐教育活动更加丰富，不仅在音乐内容方面是“中外”音乐教育齐发，还创办有面向社会的“音乐学校”，几近专业音乐教育。这既是浙江两级师范之优级师范美育办学经验的延续，也是曾志忘、冯孝思等创办的“中西音乐会”教育经验的发展。美育主要推动者是校长陈宝泉和专职音乐教师冯孝思（曾志忘的弟子）。19 2 2 年冯孝思还研制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课程标准，这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高师公共音乐教育之音乐课程标准，后还出版教材新声乐一书。关键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美育；音乐教育史；冯孝思；陈宝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师范教育高等学府。”因此，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 12 19 2 2）音乐教育史，对研究我国近代高等音乐教育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一直不乏有学者研究并已呈现出较为丰富的成果。但许多研究成果要么历史事实书写得过于简略且缺乏考证，要么历史解释书写得过于简单且存在误读。因此，有必要对此再作一番“深究细研”。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前史(19021912)考证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初期阶段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于19 12 年5 月，前身是19 0 8 年成立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这“学堂”又是在19 0 4年的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基础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其最早源头是19 0 2 年的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P21）。对于这段历史，以往的北京师范大学音乐教育史研究文献均未提到有音乐教育。近来，曹卉我国早期音乐教育对“美育”的实践一一北京师范大学早期音乐史补遗一文（以下简称“曹文”）2 1（P68-73）称发现了一些新史料。这些史料来自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一学生的口述，称译学馆有一台风琴和一套军乐器可供学生课外练习，后者还有人教，尽管参加的仅是一些喜欢军乐的学生，但19 0 7 年译学馆还开了一场军乐音乐会 3 1（P173-190）。这确实很了不起。但“曹文”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重要事实：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是“师范馆”（科、学堂），而不是译学馆，尤其这译学馆根本不在京师大学堂的马神庙街院内（师范馆和仕学馆等在此），而是在京师大学堂院外的东安门，与师范馆所在地相距约2 0 里地，即便今天坐公交车也得要坐8 站路。如此，把这作为该校源头的音乐教育史料不恰当。事实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 18 年4月编印 41（P83）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十周年纪念录（以下简称纪念录），在民国后有很多音乐教育史料记载，但在民国前却没有任何记载 5 。因此“曹文”基于作者简介：吴跃华（19 7 0），男，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 0 2 3-0 1-3 133交响一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Jiao Xiang-Journal of Xi an Conservatory of Music非该校师范教育源头的译学馆的史料，进而得出该校师范教育“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设计了良好的开端，对近代美育教育（进行了）初探”的结论值得商榷。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前期史(19121915）考证音乐教育家姚思源先生（该校19 45 年学生）于2002年应约为音乐百科全书写的“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词条，对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整个阶段的音乐教育描述只笼统地提到有“乐歌”课 6 （P92）。作为“词条”书写，因受字数限制如此简略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高校音乐教师培养现状报告中对该校音乐系史的书写也仍这样沿用 7 1（P34），就未免太过简单了。或许他们确实没发现有新史料可写，“曹文”倒是开发出了新史料，称19 12 年8 月该校建校时便有“兼任”体操、乐歌教员的陈瑞祥（字“俊亭”，直隶人），他在此兼职时间为19 12 年8 月至12 月。但“曹文”在解读这则史料时却犯了个小小错误，把这列为“课外”美育，其实陈瑞祥在此教的就是该校预科“课内”的“必修课”，证据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民国二年七月记载 5 1（P109）关于该校开设具体乐歌课情况，“北师大”王玉成先生（该校19 45 年学生）在19 8 4年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写的该校音乐系史，称该校那时“学制预科、本科各二年。预科课程设置中乐歌为必修科目之一，共开设三学期，每周2 小时”8 1（F44）。遗憾的是，王玉成先生在解读史料时也犯了个小小错误，即称“预科、本科各二年”。其实19 13 年2 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高等师范学校学制是预科一年、本科三年。“乐歌”在“预科”中被列为“必修课”，在“本科”中只作为“随意科”9 1（45-46）。19 13年3 月，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规定预科是学三个学期，周课时为“2”，三个学期学习内容均是“声乐练习及理论”10 1（P729）。现有各种关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制的研究也均能证明该校的学制跟国家规定是一样的（P319）。此外，19 13 年7 月该校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也称“预科一年”12 1（P10）；1913年人学的学生杜斌丞就读的预科也说是一年，本科三年113 1（P12）。这学制实际上还是沿用该校前身即19 0 834.2023年3 月第42 卷第1期Mar.2023Vol.42No.1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学制（此前是“公共科学习一年，相当于预科；分类科学习三年，相当于本科”）（P 2 1），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为何会出现这样明显的小错误呢？其实民国初期“预科一学年度（实际上是）分三个学期，每年的8 月1日至12月3 1日为第一学期，次年1月1日至3 月3 1日为第二学期，4月1日至7 月3 1日为第三学期”141（P148）。这学年学期划分应该是来自欧洲国家。英国等国家至今还存有一学年三个学期的划分。有学者称如此划分是为了民国时采用阳历的需要，但这只是中小学的学年学期划分，大学则不受这个约束115 1（P139）。如此，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之所以规定“乐歌”要“学三个学期”，是因为预科学习跟本科学习期间的学年学期划分是不同的，预科学习的只是中学课程，19 17 年人学该校的周谷城就说：“预科是一年，就是学习中学学过的数学、物理、化学”，他甚至抱怨这只不过是把中学的东西再学一遍 16 1（P78）。正因为预科学的是中学内容，所以学年学期划分也是按照那时中学来的。因此，这所谓的“学三个学期”实际上就是只学一年，即预科阶段学习一年。但接下来的本科学习不是按照这个学期划分的，本科是一学年两个学期。如此，不了解那时的学制和学年学期划分便很容易作出上述理解错误，把“学三个学期”误解成预科两年内的学习，因学制一共只有四年，于是便想当然地把“本科”学习时间减为“二年”，其实，我国自学校教育以来至今也未见有过大学“本科”是学“两年”的。遗憾的是，这一误解现已被多种重要的音乐教育史书转引，进而导致更为广泛的误传。陈瑞祥所著普通乐理一书（初版日期不详，19 3 6 年再版，和平印书局。）17 （P70），是否为那时使用的教材，不得而知。但他本人曾在河北省立杨村简易师范学校任教（19 42 年成立），谱有该校校歌 18（P74）。陈瑞祥离职后，19 13 年1月 19 （P120）杨书升（字“论秀”【2 0（P388），直隶定县人 19 （P120）来此接替陈瑞祥“兼任”乐歌、音乐教员，“兼职”时间是“19 13 年1月至1916年7 月”（见纪念录）。每周授课钟点为“6”，月薪为“48”元 2 1（P432）。19 14年，该校校刊称他是该校“有名望的教员”【2 2 1（P20）。确实，杨书升此时还和时任北京师范学校音乐、体操教员的张秀山23（P 6 8-7 6），一起兼任“教育部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2023年3 月第42 卷第1期Mar.2023Vol.42No.1审查员和“教育部教授要目编纂会”成员 2 4（P1-2）。奇怪的是，相较张秀山，杨书升几乎无人知晓。原因或许是，作为“毕业于日本宏文学院”【2 1（P432）的杨书升，其音乐才能可能并不太高，这从日本宏文学院毕业的我国音乐学子未见有较大音乐贡献的人也能得到侧面印证（曾志忘只是短暂的在这个学校学习过，不是该校毕业生。）。杨书升担任教育部“审查员”的原因或许是有“地缘”因素的考量，蔡元培就曾说过，北京大学一半靠“人才”，一半靠“地位之特别”（即地处京城首都，因此便受到特别关注。）2 5 （P55），想必该校也是这样。从杨书升履历看，其水平不足以担任此要职。杨书升从日本毕业回国后，先来到四川省驻京的四川中学校任音乐教员，该校于19 0 8 年7 月在宣武门外皮库营四川新馆处建立 2 6 （P148），民国时期停办后 2 1（P432），杨书升即于19 12 年来到北京“报子胡同第四小学”任“音乐、算术”教员，19 13 年1月来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任音乐教员 19 1（P120）。目前查不到他有任何音乐成果。尽管杨书升的音乐成就可能确实不高，但其担任的“审查员”职务可高了，他代表教育部审查“乐歌学科及编纂事宜”2 7（P429），该职务后来由萧友梅担任过。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的杨书升，竞然与此前的陈瑞祥一样都是“兼职”，且与杨书升同时来此担任“军乐”教员的李士奎（该校附中军乐教员 2 8 （P97-102）也是“兼职”2 9 （P109），并都是来自该校附中。为什么呢？根据王玉成所叙，该校只有预科有乐歌课，没提到有“选修课”，即大学本科暂时还没音乐课。由于“预科”的性质是中学，如此，让该校附中音乐教员的杨书升和李士奎来此“兼职”便名正言顺了，这实际上等于该校附中代为其预科来培养。因此，尽管表面上看该校一开始有音乐教育，其实等于该校大学段早期没有。如果王玉成叙述可靠的话，这状况或许能说明该校一开始不够重视音乐教育，或至少能说明该校此时的音乐教育没有任何亮点。如此状况也可理解，民国建立时，尽管把美育列入教育方针，但这做法当时就遭到了一些保守派的反对，实质上近乎“取消美育”【3 0 1（P184），蔡元培本人也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此时袁世凯希望大家去“复古”，所以，即便被认为有“西化”倾向的曾志忘那时来到北京创办的“音乐会”叫“中西音乐会”，开始从事“歌剧（戏曲）改良”3 1（P47-53）。作为本就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史考释处首都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自然更是“冷暖先知”了。但该校增加李士奎（字“实书”，直隶人）来兼教军乐又是什么名堂呢？我们来看李士奎来该校后即刻设的“军乐练习会”3 2 （P19-121）颁布的章程就明白了。李士奎任该会会长，该会章程写到：这是“（本校学生）课余练习军乐以提倡军国民精神为宗旨。练习地点在花厅，学生自愿参加，但一旦参加就不得中途退学”5 （P109）。且不论这是学生“课外”“自愿”参加的学习项目，这明明白白写的是为了“提倡军国民精神为宗旨”而设的，也就是说，这不是“美育”，这“军国民”教育本身就是那时的教育宗旨之一，用通俗的话说，这是“体育”。19 0 8 年一学者就曾这样总结：“今日之学堂，大多注重体操一科，并辅之以军乐”【3 （P10S）。如此，该校等于把原陈瑞祥兼职教的“体操、乐歌”课，在陈瑞祥离职后，分别由聘请的李士奎和杨书升来兼职教习，乐歌（美育）由杨书升兼职教，李士奎兼职教的军乐属于体操课（体育）。遗憾的是，“曹文”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