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及其逻辑——以滇藏茶马古道怒江段的丙中洛为个案.pdf

书 书 书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卷第期 年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茶马古道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及其逻辑 以滇藏茶马古道怒江段的丙中洛为个案赵钧灵王万平（大理大学，云南大理）【摘要】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滇藏茶马古道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场域。文章对滇藏茶马古道上丙中洛地区多民族通过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和社会交融来建设共同体的实践进行了描述，发现其实践的逻辑是以经济交往为动力，以文化交流为引力，以社会交融为推力，共同作用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丙中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区域个案和理论思考。【关键词】滇藏茶马古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丙中洛【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者简介：赵钧灵（），女，河南荥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王万平（），男，回族，甘肃张家川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历史与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年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自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话语提出以来，学界对该论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认识到从交往到交流再到交融，是民族关系不断深化的过程，是时间、空间上层级递进的关系结构，是互惠共赢的经济交往，是平等尊重的文化交流，是互联互嵌的社会交融。目前学界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关性的研究也有了不少成果，认为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物质、精神、情感保障，还有学者对康区、南岭走廊、北仑社区等一些地区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案例呈现。生活在滇藏茶马古道沿线的人们，在长期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人员不断交往，文化不断交流，社会不断交融，构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茶马古道将沿途各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各民族经济、文化、情感上相依相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见证和生动写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是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宝贵的文化资源。本文从历史上茶马古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情况出发，以滇藏茶马古道怒江段丙中洛为例，展示现实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具体案例和实践逻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一个微观案例和理论思考。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在“以茶易马”的经济交往中形成的商品贸易通道。这些通道织成一张繁密的大网，将青藏高原与中国其他地区连在一起，展示了各民族共同开拓中国疆域、共同书写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中华文化、共同培育民族精神的生动画卷。（一）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世纪年代末年代初国内学者在考察边疆少数民族民歌与民间文学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概念。年底，木霁弘等人在 中甸汉文历史资料汇编的“序言”中，首次使用了“茶马之道”的称谓；年，他们发表 超越 茶马古道考察记，首次使用“茶马古道”一词；年，他们合著的 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首次完整地展现了滇藏、川藏两条茶马古道的自然、历史和文化，将其视为滇、藏、川“大三角”的文化纽带。此后学者对这条线路的起源、路线、功能、价值等方面都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对这些研究成果，刘礼堂和冯新悦进行了非常全面地梳理。可以说，茶马古道的概念一提出，就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实际上，这条线路的出现与青藏高原自古以来藏族先民与周边地区各民族先民交往交流交融有关。多识、龙西江认为这种交往交流交融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根据考古发现，西藏的历史大约可上溯到距今 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些考古文化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复合文化特征。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远溯春秋时代，散处河、湟、江、岷间的古代西羌部落大约有种，其中最为僻远的 发羌 唐旄被认为是最早出现在西藏的部落”，翦伯赞先生认为西藏“种族之来源乃自史前以迄秦汉时代南徙诸羌之汇合”。从远古迄至隋唐以前，曾经有氐羌系民族在康区一带频繁活动和迁徙过，并留下了他们各自的痕迹。到了隋唐以降，这种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唐代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嫁到西藏，使者、商贾、工匠、学者开始了频繁往来。汉藏两族人民从生产技术、物资交换、文化互动、互派使者、和亲联姻等方面全面加强了联系和交流，使得汉藏两族“疆分二境，地合一家”。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的茶叶残体表明，茶叶至少在年前的东汉就已经传入青藏高原，茶马古道成为连接高原和周边地区的交通要道，茶叶不仅是联系汉、藏民族之间的经济纽带，也是政治和文化纽带。茶叶是汉、藏两大文明发生彼此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是促进汉、藏民族进行情感和心理沟通的重要纽带。从唐代开始，在青藏高原的东北、东、东南三个方向形成了三条互相连结的路网：第一条是从陕甘经兰州、西宁到西藏的甘青线（唐蕃道），这条线路在唐代已经形成官道，文成公主入藏走的就是这条道路；第二条是从四川经雅安、康定到西藏的川藏线；第三条是从云南产茶区经大理、丽江或贡山到西藏的滇藏线。直到近代，甘青、川藏和滇藏茶马古道都在涉藏地区和汉地经济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后来的青藏、川藏和滇藏公路大抵沿这三条古道而修筑，成为当下通往西藏的主要道路。茶马古道经过的地区被费孝通先生称为“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在历史上是不同民族迁徙互动共生的地区，物资的流动带动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沿线各民族提供了广阔的互动共生空间，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历史遗产。（二）滇藏茶马古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界研究认为，滇藏茶马古道大致从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产茶区经由大理、怒江、丽江、迪庆等地到达西藏，再从邦达、昌都、工布江达、墨竹工卡等地到达拉萨，最后经过拉萨进入尼泊尔、不丹、印度等地，是历史上云南各民族与青藏高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通道。滇藏茶马古道沿线的大理、丽江、怒江、香格里拉、昌都等地都留下了茶马贸易的遗迹，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唐代云南始有采茶饮茶的记载，据 蛮书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四川民族学院学报（双月刊年创刊）年月相关成果参见陈保亚（，）、格勒（）、石硕（）、张永国（）、任新建（）、周重林等（）、杨宁宁（）、杨福泉（，）、凌文锋（，）、周永明（）、杨海潮（，）、贡布多加（）、张泽洪（）、木霁弘（）、宋时磊（）、张洁（）等学者的论述。全唐文卷七二八 封敖与赞普书。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一时期，吐蕃的势力已经影响到了南诏，可能有云南的茶叶已经通过滇藏茶马古道传入西藏。宋朝熙宁六年（年），峨眉进士杨佐入大理国买马，见里堠碑上“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这里的大雪山道，即由今大理经丽江过今滇西北入西藏的道路，这条路上运送的物品应该以茶马为主。经过元明等朝代的经营，这条线路在清代进入贸易的极盛期，康熙四年（年），清廷批准在北胜州与中甸等地举办云南与西藏的茶马互市，后来又增加鹤庆、丽江、金沙江（在今丽江以东）等处。由于官方的茶马互市在这一地区进行，茶叶将古道上多个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古道上各民族在以茶马贸易为主的经济交往中，相互了解、相互帮助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社会，使这一区域的经济和政治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并结成了相对稳定的整体。滇藏茶马古道民族文化交融范围广、影响深，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同时展现出丰富的共性。这条古道可分为东、中、西三条线。中线是主线，从滇南产茶区经大理、丽江、迪庆到达西藏；东线从产茶区经昆明运抵四川，再从四川到达西藏；西线则是从滇南产茶区经怒江峡谷进入西藏，之后沿察隅、林芝等地到达拉萨。西线由于比较僻远，开辟的时间晚，所以学界的研究还不多，周云水和魏乐平对这条线上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的藏族、怒族、独龙族、白族、傈僳族等民族文化交融情况进行过深描，指出这一地区是藏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共生形成了和谐的民族关系，不断促进察瓦龙地区的社会发展。这种经济交往引发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交融在滇藏茶马古道西线怒江段十分普遍，在茶马贸易过程中，以包容、借鉴、吸收、共存为核心的文化内核与各民族的发展密切联系，奠定了古道上各民族团结和谐的发展基调。（三）丙中洛：一个多民族的共生社会位于滇藏茶马古道怒江段的丙中洛，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场域。在唐代至两宋的漫长时期，这里生活着怒族、独龙族的先民。据学者研究，唐代氐羌系统乌蛮部落中的“施蛮”“顺蛮”迁居到“泸北（金沙江以东）”，所以被汉族称为“卢”。到元代“卢蛮”迁徙到“栗粟两姓蛮”周边的一部分，后来与栗粟两姓蛮融合，成为今天傈僳族的先民；迁往怒江流域的一部分，还保持着原来的族名，后来成为现在怒江州怒族的先民。明朝时期，贡山县隶属丽江军民府，为木氏土司下属的维西县康普、叶枝两土千总管辖。清乾隆年间，今贡山县所属地区被分为两段，北段受西藏察瓦龙土千总管辖，南段受维西康普、叶枝土千总管辖，随着藏族和傈僳族土司统治的深入，藏族和傈僳族就逐渐进入这一地区，使得这里成为一个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这种多民族共生的状态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云南民族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党中央派出中央访问团深入民族地区，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中共贡山县委和县政府遵循“慎重前进”的总方针，以“加强民族团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对敌斗争”的原则开展民族工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施“兴边富民”工程，贡山县确定了“一山一策”“一族一策”“一族多策”的民族工作方案。在长期密切交往过程中，不仅逐步形成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局面，而且形成了“多元统一”的民族观与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贡山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民族关系呈现新特点。到目前为止，丙中洛聚居着怒族、傈僳族、藏族、独龙族等十多个民族，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当地还保留着各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如怒族的桃花节、仙女节，独龙族的卡雀哇节，傈僳族的阔时节等，民族文化交汇互融。丙中洛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交融共生，使其成为研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佳场域。二、丙中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图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活在丙中洛镇的十多个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步实现了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各民族互帮互助、亲如一家的社会图景。第卷第期 赵钧灵王万平：茶马古道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及其逻辑（一）丙中洛多民族经济交往学者李曦辉认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是经济交往，没有经济的交往不会产生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都以具体的经济生活为逻辑起点。青藏高原草原辽阔，历史上盛产牦牛骏马等畜产品和虫草、麝香等药材，而云南盛产粮食、茶叶等农产品。历史上各民族在这条道路上互通有无，交换商品、经济交往消弭了民族之间的边界，拉近了民族之间的距离。笔者调查的丙中洛秋那桶村是怒江前往西藏的最后一个村庄，马帮由此进入到西藏察瓦隆乡，这里的茶马贸易十分频繁，据赶马人余新民介绍：“这条茶马古道上主要负责托运物资运输到西藏，运输的有茶、盐、粮食等物品，再运出西藏的牛羊、皮毛等物品。当时去往西藏的有保山马帮、大理马帮等，西藏的马帮也下这边来。”在茶马贸易的运输过程中马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丙中洛不仅有去往西藏的古道，还有一条去往独龙江的古道，“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一带的商品运输，直到目前为止，几乎全靠马驮人背”。滇藏茶马古道上马帮是重要的运输方式，随着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马帮大为减少，但是途经丙中洛到达西藏察隅的古道上现在偶尔还能看到马帮。马帮的不断流动不仅满足了各民族自身生存发展需要，也使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为密切。到目前，有许多从西藏察瓦龙过来的藏族商人到丙中洛购买批发货物，也有从贡山和福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