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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还是择业？退役军官转业政策意愿的影响因素安置还是择业？退役军官转业政策意愿的影响因素高进杨建闯李泽蛟*【摘要】退役军官转业政策是尊崇军人职业和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退役军官面对多元的转业政策供给，可以自主选择计划安置就业或自主择业。论文通过对A省2 0 名退役军官的深度访谈，借助政策供给和政策反馈适配性视角，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影响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的因素，对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向进行理论建构。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因素、家庭因素、政策因素和工作因素四个主范畴对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因素既是核心影响因素，也是关键节点。政策因素是外部客观因素，家庭因素和工作因素是社会感知因素。研究为理解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和政策供给顶层设计提供参考。【关键词】退役军官安置就业自主择业政策意愿影响因素【中图分类号】D63【文章编号】16 7 4-2 48 6（2 0 2 3）0 4-0 0 8 9-16【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退役军官安置就业是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退役军官安置制度改革是国家部署的一项重大战略工程。退役军官安置就业是确保军队改革顺利实现、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政治安全稳定的重要制度安排（游光荣，2 0 18）。退役军官安置保障工作兼具任务重大、协调复杂和需求多元等特点。一方面，根据2 0 2 1年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开的年度工作清单，军地有关部门需要解决2 万余*高进，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通讯作者：杨建闯，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泽蛟，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意见和支持。89公共行政评论20234名退役军官和30 0 0 余名随调随迁配偶子女的安置工作。退役军官安置的范围涉及军队与政府各部门，为保证相关政策得以充分落实，需要动员党、政、军、团、社等共同参与配合（罗平飞，2 0 14）。另一方面，作为政策受众的退役军官需求具有差异化、个性化，而国家安置资源的有限，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供需不匹配现象，退役军人的安置保障任务十分艰巨（刘纪达、王健，2 0 19）。对此，退役军人事务部等有关部门贯彻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安置原则，提供了退役军官安置工作的多元政策供给。退役军官转业安置保障工作始终处于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周悦、崔炜，2 0 2 1），政策主题基本遵循恢复安置、合理安置、多元安置到服务保障的原则（刘纪达、王健，2019），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逐步适应（郑功成，2 0 17）。2 0 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通知（中发【2 0 16】13号）。与此前施行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中发【2 0 0 1】3号）相比，该通知在政策供给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放宽了退役军官转业的安置地区限制，二是放宽了特殊岗位和特殊地区退役军官转业在地级城市安置的条件，三是放宽了部队师级干部的最低转业年龄条件，四是放宽了自主择业的职务及军龄条件。此后，2 0 2 1年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标志着我国退役军人保障工作建立起更加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王勇，2 0 18）。综合来看，退役军官转业政策主要实行计划安置和自主择业两种方式。一项公共政策能否取得成功，政策主体因素最为关键（俞海山、周亚越，2022）。参与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等环节的个人或团体都是政策主体的一部分（陈振明，2 0 0 3）。退役军官作为退役军人安置保障政策的直接政策对象，其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直接关系到有关政策的实施效果。究其本质，就是计划安置和自主择业两种政策供给能否满足退役军官的多元化需求。一方面，脱离退役军官转业安置的政策需求，单纯探讨退役军官转业安置的政策供给，无法保证政策供给适用的全面性。另一方面，脱离退役军官转业安置的政策供给，单纯调查退役军官转业安置的多元需求，无法保证政策供给适用的有效性。由此可见，要探究退役军官转业安置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归根到底需要揭示政策需求与政策供给二者的适配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形式对退役军官进行深入访谈，通过扎根理论构建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影响因素的模型，突破了传统关于退役军官安置的“政策安排（是什么）、制度问题（为什么）、解决方式（如何做）”的分析路径，为验证退役军官转业安置政策供给与退役军官转业需求二者的适配性提升新的解释视角。.90安置还是择业？退役军官转业政策意愿的影响因素二、文献回顾（一）退役军官转业的政策供给退役军人安置择业保障工作是整个国家社会保障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无法脱离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而独存（吴新宇，2 0 12）。然而，由于退役军人群体的特殊性，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的价值内核兼具国家补偿属性（Dillahunt-Aspillaga&Powell-Cope，2 0 18）、社会保障属性（Fyffe et al，2 0 2 0）和公共服务属性（高和荣，2 0 18；Cho&Kwon，2 0 2 1）。退役军人安置保障工作需要关注退役军人从军事生活过渡到市民生活的适应过程。此外，还需要格外关注退役军人的身心健康状态，为患有精神或药物滥用障碍且无家可归的退役军人提供医疗保障和住房补贴（Connell，K a s p r o w Ro s e n h e c k，2 0 0 9）。可以说，退役军官安置工作不同于传统社会保障，具有重要的特殊属性（李瑰华，2 0 14）。由于各国经济水平、兵役制度、岗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各国退役军人安置政策也截然不同（罗平飞，2 0 0 6）。很多国家对退役军人安置采取专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机构保障和政社合作的安置模式（谢丹、陆旭丹，2 0 18）。然而，美国在这个方面是个例外，美国重视军人职业化，鼓励退役军人自谋职业，但其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以保障退役军人在就业方面享有某些优先权（谢和均、徐应萍，2 0 18）。中国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决策逻辑和治理机制经历了由复原优抚、政府安置、灵活就业到服务保障体系的演进历程，在本质上体现了从外生干预到内生激活、从系统性到复杂性的演化趋势（王增文，2 0 2 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退役军人安置的压力越来越大。关于中国特色退役军官安置制度建设的研究逐步兴起（范军，2 0 12），有学者进而提出了退役军官分段安置制度构想，以期为建立中国特色退役军官安置制度提供建议（屈家权、杨征兵，2013）。为适应退役军人的多元化工作需求，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诸如市场化安置、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措施，强化退役军人保障体系建设（刘纪达、王健，2019）。岳宗福（2 0 2 0）建议通过厘定协调领导体制、理顺部门关系，在法治框架下健全完善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导、多部门协同的治理体制，积极推进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同时，必须始终坚持党对退役军人优抚安置工作的绝对领导，进而为落实相关政策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张昊，2 0 2 1）。从以上可以看出，现有关于退役军官（军人）安置择业意愿的专项研究尚有不足，即使是退役军人安置领域的研究也多是按照制度设计、健康保障的路91公共行政评论20234径展开，很少有研究将视角放在退役军官这一政策主体上来。此外，中国退役军官安置择业工作的推进离不开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不能离开现实基础谈论政策效力。因此，必须立足中国现实，站在中国退役军官的角度，通过进人政策场域的深人访谈，重新审视中国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政策意愿的影响因素。（二）政策反馈：退役军官转业政策供给的检验回应对于退役军官转业的政策供给，需要对退役军官转业的政策意愿加以检验回应，探究其安置择业选择背后的影响因素。政策反馈理论（Policy Feedback Theory）强调不应简单地把政策视为政治的产出，政策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力量，通过资源分配、塑造社会规范和态度等形式与政治环境实现互动，从而影响公众行为（Patashnik&Zelizer，2 0 13；翟文康、邱一鸣，2 0 2 2）。政策反馈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政策领域，用以探究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显示，政策设计显著影响了政策受众的政治态度，政策受众的政策认知会直接影响其对特定政策的认可度（Jordan，2 0 13；M a r t i n，2 0 0 4）。政策贯彻落实的执行过程也会直接影响政策受众的态度与行为（Chen，2 0 13）。政策反馈主要有两种机制效应：一是资源效应（Resource Effect），即政策通过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政治活动所需的资源（资金、权力、公共服务等）影响其政治行为。例如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为军人提供了教育资源，培训退伍军人的技能，树立政治信仰，并塑造身份认同，从而加强了公众参与（Mettler，2005）。二是解释效应（Interpretive Effect），即通过政策文本、内容设计和政策执行过程等方面，传达政策信息，塑造行动者对其自身、他人、政府及其相互关系的认知，影响政策行动者后续的政治态度和行为（Mettler，2 0 18）。具体而言，资源效应一般通过影响公众能力和公众倾向进而影响公众参与，解释效应则通过影响公众倾向进而影响公众参与（Mettler，2 0 0 2）。已有研究普遍认为，相较于政策的前端过程，政策的执行和落实结果对公众的影响更大，因为多数人难以接触决策过程，多是基于个人经验对政策做出评价（RonnerstrO s k a r s o n，2 0 2 0）。对于政策受众来说，他们的直接经历和感知能够塑造他们对政策的看法和态度（Campbell，2 0 12；K u m li n，2 0 0 2；MettlerSo s s，2 0 0 4；So s s Sc h r a m，2 0 0 7）。本研究将政策反馈视角引人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研究，以期弥补以往研究对制度环境与政策主体互动机制重视的不足。退役军官安置保障工作既有一般社会保障政策的共性，又兼具鲜明的政策特色。由于政策对象单一明确，已有政策通过资源效应和解释效应塑造92安置还是择业？退役军官转业政策意愿的影响因素了退役军官群体对安置择业政策的基本观念和认知，这种观念和认知又必然随着社会发展和个体环境的变化而演变。基于上述文献基础，本文尝试借助退役军官转业政策供给和政策反馈适配性视角，探究资源效应、解释效应与退役军官退役安置择业政策意愿的关系，分析退役军官安置或择业的政策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三、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一）方法与样本1.研究方法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退役军官群体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进而开展质性分析。扎根理论主张从原始资料中建构理论（Strauss，198 7），通过对一手资料的整理，进而分析特定情境下群体的认知、行为及互动过程，构建新的诠释理论（贾哲敏，2 0 15）。因此，本文选用扎根理论解读原始访谈数据，尝试探究中国退役军官安置择业选择的影响因素。2.样本选取样本数遵从扎根理论饱和准则，对A省2 0 位受访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军队的特殊性决定了各国军人以男性为主，因此本文的调查样本均为男性。样本选择上尽量兼顾年龄、学历和职务等因素。受访退役军官的个人基本情况见表1。表1受访退役军官信息一览变量年龄转业时职务安置地级别转业时军龄类别子项30-39 岁40岁及以上团级营级连级及以下副省级城市地级市15年及以下16至17 年18年及以上人数(人)16451146144610百分比（%）8020255520307020305093公共行政评论20234(续上表）变量学历家庭情况政策意愿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在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选择方面，2 0 名受访者在首次安置中选择计划安置的有14人，占比为7 0%，说明计划安置方式还是军转干部的首选。有3人在首选计划安置方式短暂工作后，申请重新安置改为自主择业，说明部分退役军官对自已转业后的择业意愿和工作规划不是很清晰。本文选取其中15名受访退役军官的访谈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