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中国对日本东京大学捐赠古籍活动考——以日本外务省赈灾档案为线索.pdf

古籍保护研究第十辑1923 年中国对日本东京大学捐赠古籍活动考 以日本外务省赈灾档案为线索A Research on Chinas Donation of Ancient Books to Tokyo University in 1923:Based on the Disaster-relief Archives from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潘超摘 要:日本外务省所藏关东大地震赈灾档案中,保存有一批民国团体与个人对东京大学图书馆的援助活动史料。这批资料显示,在 1923 年关东大地震后,民国高校、图书馆、慈善协会及热心人士曾向东京大学图书馆捐赠 15000 余册图书,其中广东筹赈日灾总会捐赠的 7000 余册古籍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此次图书捐赠活动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参与国际图书援助事业,但对这一事件的背景和过程始终缺乏考察。依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可以复原这一沉晦已久的历史事件的过程与细节,审视日本政府灾后重建图书馆的经验与教训,也有助于我们认知近代以来古籍流布海外的背景。关键词:东京大学;古籍捐赠;广东筹赈日灾总会;东方文化事业1923 年,日本关东大地震造成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在内的多所日本大学图书馆及公私图书馆、文库被毁,明治维新后苦心经营的大量珍贵图书付之一炬。灾难发生后,日本政府迅速做出反应,于1923 年9 月初在日内瓦举办的国际联盟第四回总会上请求各国援助,最终英国、美国、比利时、中华民国等 36 个国家决议援助东京地区图书馆。在这场被称作“东京图书馆复兴援助”的国际图书援助活动中,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高校,广东筹赈日灾总会等民间团体,以及江西通俗图书馆等文化机构都参与了捐赠,捐赠图书达 15000 余册。这批藏书现藏于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其中广东筹赈日灾总会捐赠的古籍有 7000 余册,价值4311923年中国对日本东京大学捐赠古籍活动考颇高,被统称为“广东筹赈日灾总会寄赠本”。这一文化援助活动是近代以来我国对外人道主义赈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其时国内的图书文化事业刚刚起步,能够直接参与国际图书的援助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社会意义。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近代以来的图书征集、援助活动的研究,均集中在对外请求援助的历史,如抗战时期民国图书馆界向国际社会征集图书等活动,而缺乏我国对外图书援助历史的考察;而对关东大地震后相关慈善活动的研究,又局限于报刊中登载的政府与民间的拨款、运粮等人道物资救援活动,未涉及图书援助特别是古籍捐赠这一重要课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各团体与私人的图书捐赠多与日本领事馆单线联络,从未在报刊上公开,其内幕与细节不被外界所知,故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赈灾档案中,保存有外务省与日本驻中国各领事馆间关于图书捐赠的大量往来电报与信件。这些一手史料披露了关东大地震后,民国教育文化界、慈善组织与个人向东京大学捐赠古籍活动的过程和细节,本文依据这批档案,复原这一近代重要历史活动的背景与细节。一、地震后日本政府的图书援助诉求及复兴计划1923 年 9 月 1 日,日本关东地方发生大地震,位于震区的东京大学、日本大学、明治大学、商科大学、高等工业学校等学校图书馆,以及大桥图书馆、一桥图书馆等公立图书馆建筑被毁,大量图书在地震引发的火灾中被烧毁。据日本国际联盟协会的统计,各馆图书的损失包括东京大学的 70 余万册藏书之大部、文部省文库约 10 万册藏书、日本大学图书馆约 15 万册藏书,明治大学、专修大学、慈惠会医科大学等大学图书馆损失则无法详细统计,但“无虑百数十万册”;其余531相关研究参见于春明: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图书馆界文献请援活动研究,图书馆建设2011 年第 7 期;刘劲松: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 年。相关研究有代华: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 1923 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中国响应,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 年;李学智:1923 年中国人对日本震灾的赈救行动,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代华、池子华:日本关东大地震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李学智:由抵货而赈灾:1923 年天津民众对日态度转变述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见“歴史資料”数据库公开的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寄贈品関係雑件:第一巻(Ref.B05016024400、H-6-2-0-26_00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多国通过了国联盟约决议,并于 1920 年 1 月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联盟。作为当时联盟常任理事国的日本,也于 1920 年 4 月创立了日本国际联盟协会,以“国际联盟精神的达成”为协会目的,总体上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组织,第一任会长是在财界、政界都颇有实力和人缘的涩泽荣一。参看池井優:日本国際聯盟協会:成立変質,法學研究:法律政治社会1995 年第 2 期。古籍保护研究第十辑如一桥图书馆、大仓集古馆、井上博士藏书等公私藏书也都化为灰烬1。由于东京是近代以来日本文化的中心,明治维新以来搜集的各国图书、报刊、研究资料的损失,对学术影响深远,“从此东亚文化将更穷乏,东亚学术的发达,亦将受莫大的影响”2,而其中东京大学图书馆损失最为严重。作为日本第一所依照现代学制成立的大学,东京大学继承了原东京开成学校、医学校等机构藏书,建校后,又接收了大量来自民间藏书家的捐赠,至大地震发生前,东京大学藏书总量近 76万册3。建校之初,本着“收文运之精英”的观念,又创置了汉文学科,先后从白山黑水文库(满铁旧藏,多朝鲜刻本和清刻本,约 5000 册)等几所汉籍文库获得大量的中国古籍。大地震后,东京大学三分之二的建筑被毁,附属图书馆内近 76万册藏书几乎“都在火灾中化为乌有”,汉籍文库如星野文库、白山黑水文库、西村文库所藏大批珍稀古籍被毁4。灾后东京大学设立了“图书复兴委员会”,在讨论商议后,决定吁请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援助31123。对内,向各地藏书家呼吁捐赠图书,先后获得了纪州德川家的南葵文库等机构的大批汉籍捐助;对外,则首先向当时的国际组织 国际联盟请求援助,同时东京大学也派专人前往各国劝捐或购买图书。1923 年 9 月13 日英国国际联盟协会向日本国际联盟协会发来电报询问灾情,并询问现阶段需要英方提供何种援助,日方随即在回信中请求英国方面援助东京地区的图书馆重建1487-489。同时,日本国际联盟协会又向各国的联盟协会发信请援,信中称“在位于日本文化学术中心的东京,包括东京帝国大学等四五所大学及公共图书馆藏书约一百五十万册被烧毁。对本国的精神损失已不可知,又损失了介绍西洋文明的机构,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带来问题,也是世界一大损失”1489,又重提国际联盟第三回总会中提出的“人类文明由各国有识者共同努力而进步”的国际互助原则,希望各国捐赠图书及其他研究资料。此后,又通过各国驻日本领事馆、日本驻外机构,吁请各国大学、图书馆、出版部门捐赠图书。如日本国际联盟协会会长涩泽荣一发电报请日本驻美大使埴原正直向美国学术、和平团体进行斡旋,从现代日本图书馆的功能(“介绍西洋文明的中心机构”“有利于东西文明融合”)的角度进行劝捐,并指出此次受灾烧毁图书多为政治、经济、法律、文学、社会类图书1490。最终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第四回总会上,由第五委员会通过了援助东京图书馆的决议。9 月 29 日日本代表在日内瓦会议上向各国代表“允631日本国际联盟协会的杂志国际知识(第 3 卷第 10 号)转引:“第五委员会对日本首都的大学和图书馆所遭受的灾厄表示哀悼,因为其文学与科学的搜集品不易得,故向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恳请研究国际援助之法。”1923年中国对日本东京大学捐赠古籍活动考辅助日本恢复科学图书馆”表示感谢。据东京大学的统计,在这次图书援助活动中,共有英国、美国、中华民国等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慈善机构、私人藏书家向日本捐赠图书。其中来自英国的捐赠最丰,在英国原首相、时任英国学士院长的亚瑟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等人的多方呼吁下,最终英国方面向东京大学图书馆捐赠约 7 万多册图书5。从历史来看,这次捐赠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早的国际图书援助活动之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国援助重建比利时鲁汶大学图书馆活动几乎同时。但与援助鲁汶大学不同的是,这次的援助活动不是对战争的赔偿而是纯粹的国际慈善援助,并且参与的国家更多,其意义更为重大。统观日本外务省的赈灾档案,在中国的劝捐工作,实际上采取了两条线路:一方面由外务省指示驻中国各地的日本领事馆在当地劝捐,此为外交路线;另一方面则通过中国驻日外交机构,直接联系北洋政府,通过高层路线请求北洋政府援助。前者,日本外务省外相伊集院彦吉于 9 月 21 日向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谦吉发电报,转述了东京大学的援助吁请 “长期以来搜集的中国文献,全部化为乌有,对今后的中国研究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并要求公使馆向中国各界人士提出请求,唤起“当地有力者”的同情,“不拘新版旧版”捐赠中国刊行的书籍6,并告知将在国际联盟上呼吁捐助7。日本公使馆又将电报转发广东、汉口、奉天、长沙和天津等地的领事馆,要求各领事馆在当地劝捐8。此后,日本驻上海领事矢田七太郎、驻广东总领事天羽英二、驻南京领事林出贤次郎等地方领事在很短时间内行动起来,与各地正在为赈灾募捐的组织联系。在“高层路线”方面,则由东京大学校长古在由直致函中国驻日本外交机构,通过外交机构报告给北洋政府。在与驻日公使的通信中,古在由直称:“而于图书之搜集,尤需多费岁月,实感非常困难,以是倘荷贵公使阁下惠予援助,对于四部之书,无论其种类新旧,数量多寡,得蒙贵国政府,或大学及贵国国民之同情,赐予寄赠,则不独本大学之至幸,亦实我国文化大庆也。”之后驻日领事馆报告北洋政府国务院,称:“此时若有所寄赠,匪特足以发扬东方文化,且于国际交谊,亦得良好感情。”随后教育部咨行各省区长官,饬令各教育厅代为搜集图书,“相应咨行贵省长都731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烧毁了比利时鲁汶大学图书馆,后按照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被要求“以书还书,以手稿还手稿”的原则重建图书馆,在此期间多国对鲁汶大学的重建进行了图书援助。参见霍政欣: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问题探究 以比较法与国际私法为视角,武大国际法评论2010 年第 12 期。资料来自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歴史資料)网站。网址:https:/www.jacar.go.jp/index.html。古籍保护研究第十辑统道尹请烦通令所属,将公家刻印图书,汇集送部,或有私人愿将图书捐助者,亦请一并汇齐,咨送本部”9。各省又随即训令本省学校图书馆捐赠10。这两条路线最终都起到了作用,此后部分慈善团体开始转向对日本图书馆的灾后重建援助。在进行劝捐的同时,日本外务省与东京大学又商讨了中国捐赠图书的运输和保存问题。10 月初日本对华文化事务局局长出渊胜次与东京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在外务省商谈图书运输问题,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是广东革命政府与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南北对峙,决定按捐赠书籍的来源分成南北两方面分别处理,包括:(一)北方寄赠的书籍暂时送至北京,存放在日本公使馆附近的日本军营(即所谓北平守备队)中保管,南部的图书则统一送至上海,由同文书院保管。(二)由东京大学在北京、上海当地选择适合的人来处理这批书的整理、打包、寄送事宜,费用也由东京大学支付。(三)图书先暂存于东京大学,再分配去其他地方。(四)由东京大学负责协商运送事宜。11可以看到,在大地震发生后,东京大学、外务省、日本国际联盟协会等互相配合,迅速开展图书馆的恢复重建工作,将图书搜集视为关系到本国文化传承与学术发展的重要事务,列为请求对外援助的重点,并且在实际吁请过程中,手段灵活。如为了增强西方各国捐赠的意愿,侧重宣传图书馆“介绍西洋文明的中心机构”的作用,并将请求捐赠对象放在了外文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学、社会”等人文社科类书籍,表现出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积极学习、融入西方文化的意愿和学术立场。在整个呼吁过程中,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