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A在中国：认知变迁、实践样态与发展走向.pdf

78Jul.2023Vol.35 No.42023 年 7 月第35卷/第4期/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BEI YOUTH ADMINISTRATIVE CADRES COLLEGECSA在中国：认知变迁、实践样态与发展走向苏志豪（惠州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摘要：“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引进提供了促使农业、农村和农民可持续发展的良方。经过十余年的本土化理论创造和在地实践，中国CSA迸发新的思想结晶和特色实践样貌。以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为例，在发展思想指导下，依据“推动主体作用领域”分析框架，发现人们对CSA的认知完成从社区支持农业、社区互助农业到社会生态农业的变迁。实践样态上则呈现以生态农场、消费者组织、互助销售平台、农夫市集、有机餐厅五种典型模式为主导的多元并存局面。最后从汲取传统文化养分、加强倡导和再组织化、挖掘农业多功能价值、紧密衔接国家战略的维度提出其发展走向。关键词：社区支持农业；认知变迁；实践样态；发展走向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12（2023）04-0078-08“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议题，需思考农村如何与城市形成和谐互动关系，农业如何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小农户如何立足市场并与市民有效对接。CSA（“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的缩写，普遍译作“社区支持农业”）被视为解决上述问题的良方而引入中国。CSA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瑞士，此后在日本“Teikei”（提携农业）运动中得到发展1。据日本有机农业研究会记载，当地妇女在1971年因食品安全危机而跟农民直接签订协议，由消费者向生产者提供经济支持，生产者向消费者提供安全农产品。其先进理念逐渐推广至全球，人们普遍把2006年由知识分子发起的购米包地试验，或2008年成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视为中国CSA起点。这一舶来品经过十余年的本土化理论创造和在地实践，逐渐迸发新的思想结晶和特色实践样貌。由此，梳理CSA在中国多年来的发展状况将极富理论和现实价值。一、文献综述和分析思路CSA日益成为我国“三农”研究的热点，既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呈现出中国CSA的多元面向。收稿日期：2023-01-25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建设推进共同富裕发展路径研究”（22YJC840035）作者简介：苏志豪（1991），男，惠州学院政法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工作。79第一，国外CSA示范效应和国内频发食品安全问题催生我国CSA行动。发达国家CSA处于领先地位，已建立成熟的运作体系，如美国“Farmigo”生鲜电商模式2、法国旨在稳定农产品物价的国家级组织“MIRMAP”3均值得学习。而苏丹红、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件使人们审视过往规模化、集约化、工业化、少种化的农业模式，其中借鉴国外CSA经验便是重要的自救方案。第二，觉醒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我国CSA行动的弄潮儿。觉醒的农户与CSA行动的亲和性在于其社会理性以及对互惠性、公正性等道义原则的坚守。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则是CSA主要消费者，他们乐于承担社会责任，注重生态环保，具备高端消费能力4，除了满足安全和高质需求外，还兼顾道德和体验需求，可谓“道德消费主义者”5。第三，“在地化”“短链化”和“共享化”是我国CSA关键特征。“在地化”指遵循本地生产和销售原则，重塑以地域为单元的产销网络，提升原产地形象6。“短链化”指依据契约体系缩减流通环节，保证信息对称性，减少交易成本，增进各主体的收益。“共享化”指重建社会信任，促使经济回嵌社会，追求环境、个体与社会的和谐7。第四，文化内核和信息技术是我国CSA得以发展的保障条件。“天人合一”“和合生态”等优秀传统文化构成我国CSA良性发展的根基，“差序格局”结构使CSA产品推广和信任传递成为可能8。互联网的普及消减沟通障碍，物联网系统则完善供需匹配和物流配送环节9。第五，源自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挑战使我国CSA发展陷入困境。CSA产品认证成本过高、加工机器供给不足等均体现了政府的服务缺位。CSA产品种类有限、供应体系不稳定10、预付资金模式加重消费者负担等均阻碍了市场拓展。社会对CSA认知度总体偏低，高校教育也难以回应CSA人才诉求。这些研究多是通过某一横截面窥探我国CSA，缺少相对系统和动态的梳理，特别是缺乏考察CSA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思维。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是我国成立最早、参与者最广泛的生态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盟，囊括市民、研究者、返乡青年和农民等，是国内较早一批接触、研究乃至践行CSA的群体，其权威地位亦获得国际CSA组织的认可。因此，本文以该联盟为研究对象，在发展思维指导下，依据“推动主体作用领域”分析框架，剖析CSA的认知变迁和实践样态，从而提出其发展走向。二、CSA 概念向多维互动与包容发展方向延展大部分研究对CSA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原始译法，但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发现了该译法的局限性，进而赋予其新的理论意涵。自2010年起，该联盟几乎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性CSA大会，大会名称、主题以及活动环节（见表1）体现了该群体对CSA的认知变迁，根据“推动主体作用领域”框架可分为三个认知阶段。表1 历届CSA大会的核心信息时间地点大会名称（大会主题）2010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首届社区支持农业（CSA）与城乡互助经验交流会（城乡互助）2010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城乡互动与可持续生活）2011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第三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新农夫新城乡）2012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第四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经验交流会（爱生活爱故乡）2013年11月同济大学第五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暨有机农业经验交流会（新三农大设计）2014年12月福建农林大学第六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大会（新农业新故乡）80时间地点大会名称（大会主题）2015年11月北京市顺义区第七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生态农业与乡村建设）2016年12月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第八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中国智慧养生农业）2017年12月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第九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生态扶贫乡村振兴）2018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十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乡村振兴绿色发展）2019年12月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第十一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城乡融合绿色发展乡村振兴）2021年1月线上举办第十二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生态循环合作经济）2022年1月线上举办第十三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社会生态农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2022年12月线上举办第十四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新时代新农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一）单向帮扶：C S A 译为社区支持农业第一届至第三届CSA大会将CSA译为社区支持农业。“社区”指由地缘关系和社会关系维系的各式团体；“支持”指在满足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辐射社会目标，降低消费者的安全风险和生产者的市场风险；“农业”则指向建立有别于传统小农经济和工业化生产的新型农业体系。CSA大会主题虽提及城乡互助，但在推动主体力量对比上，城市消费者显然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在该认知阶段，CSA是以觉醒的城市消费者，特别是以意识到城乡结构失衡的教师、媒体人和大学生支持“三农”为主线，农民作为被动方给予回馈，这由CSA大会的举办场地集中在高校便可证明。这种译法突出社区对农业的单向支持，即当时CSA行动大多由消费者发起和主导，他们虽存在获取健康安全农产品的需求，但原始动力更多出于同情小农户，因此乐意采用较高的购买价格来鼓励农民进行绿色生产。社区支持农业的作用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农民遵守生态生产的要求，消费者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农产品，帮助农民承担修复生态成本和解决销路问题。这既是消费者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自我教育，同时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行为，进而塑造文明消费者和良心生产者。这一阶段CSA表现为一项自下而上、由市民主导发起的生产消费改革，他们运用自身资源网络帮扶生态小农。（二）双向共享：C S A 译为社区互助农业第四届至第六届CSA大会将CSA译为社区互助农业，用“互助”替代“支持”，体现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享的转化。消费者在过去普遍基于情感因素向农民让利，渴望保障小农生计，如今更多基于个人健康因素参与CSA行动。特别是日益壮大的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认识到生命与食品的紧密联系，认为这不仅是助人行为，也是自救行为，这种身心获益强化了参与积极性。经过前一阶段的培育，部分农民完成从“被救助”到“自助”再到“自强”的蜕变过程，其主体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主动探索新型生产方式，尝试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反向影响需求。除了社区支持农业外，农业也逐渐反哺社区，如农民在农园举办文化教育活动，向公益团体捐赠农产品，吸纳弱势群体就业等，形成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助推CSA发展的格局。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交流不局限于生产、流动和消费环节，他们致力于发扬农业的社会功能。无论是将CSA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当代爱故乡行动相联系，还是引进国际CSA理念和做（续表）81法，如倡导慢食理念、构建PGS参与式保障体系、培育农业社会企业等，均呈现互动的多样化和跨界性。这一阶段CSA体现出城市消费者与农村生产者处于平等地位，从单向帮扶转变为效益的双向共享。（三）社会化拓展：C S A 译为社会生态农业第七届至第十四届CSA大会采用意译法，将CSA译为社会生态农业。其中“社会”比“社区”更广泛，强调广大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业发展，而“生态”重点凸显农业在生产、生活和生命领域的包容特征。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努力下，CSA意涵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环节均得到拓展。在生产环节上，重视保育老种子，寻找食物本源，赋予农业生产以社会属性。在流通环节上，由媒体、平台、快递等提供技术支撑，使销售渠道从本地社区扩展为更广阔地域。在消费环节上，衍生出休闲农业、生态餐饮等多样形态。CSA还拓展到农业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特别是从“产销互动”转型为“产消互动”，即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应对风险，通过CSA模式响应生态扶贫、绿色发展、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等战略，并积极投身于社会倡导工作中，如开展“零废弃”“丑菜变美食”“种子交换”等行动，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典型的例子是地方政府受民间实践启发，主动担任CSA大会协办单位，提供场地和经费等支持，逐步形成以党政为主导，联动企业、NGO、市民等主体参与CSA行动的新局面。此外，第十二届至第十四届CSA大会通过线上形式开展，有效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实现了线上分享与线下实践的呼应。CSA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行动主体和操作方法上。在行动主体上，CSA包含了中国所有替代性食物体系，通过成立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和加入国际CSA组织，促进多类型主体相互交流。在操作方法上，确立以发展生态和永续农业为宗旨，指导人与自我、自然、社会建立和谐关系。这一阶段CSA向多维互动与包容发展方向延展，为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三、CSA 实践呈现五种典型模式为主导的多元并存局面伴随着认知变迁过程，我国CSA实践模式也日渐成型。2019年第十一届CSA大会公布的联盟网络地图显示，核心会员单位共359个，按照“推动主体作用领域”框架可归纳为五种主要类型（见表2），囊括296个生态农场、10个消费者组织、23个互助销售平台、23个农夫市集和7个有机餐厅。当前我国CSA实践样态呈现以这五种典型模式为主导、多类型交叉以及其他少数类型共存的局面，以下结合具体案例展示其特征。表2 我国CSA五种典型实践模式典型实践模式核心推动主体重点作用领域经典案例生态农场生产者生产小毛驴市民农园消费者组织消费者消费爱生活家社区合作社互助销售平台产消链接者流通为主，倡导为辅沃土工坊农夫市集产消链接者倡导为主，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