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诘问和自我清理”：作为方法的人文精神——对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一种反思.pdf

在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中，1990年代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堪称一个标志性的文学事件，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参与这次讨论的学者人数众多，讨论激烈，是 1990年代初最大规模的学术论争，意味着经过几年短暂的沉默后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再次群体性亮相，基于各自的立场与选择，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更在于这次讨论表明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主体性以一种迥异于 1980年代的方式由此得以凸显，而这种主体性变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此后的分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学术界对此亦不断进行反思再反思，正如程光炜所言，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对其功过是非做出适当的论析，然而这场讨论又是与90年代文学的展开息息相关的。某种意义上，不探究人文精神讨论和废都批判这两个重要事件，人们难以从研究的角度重新走进90年代”。考察围绕此次讨论进行的相关学术研究，可以说，以人文精神为中心，学术界对于此次讨论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各种探究，既有立足于对参与大讨论各家观点梳理辨析基础上的相关理论探讨，亦有结合当时历史文化语境生发出去的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深入思“自我诘问和自我清理”：作为方法的人文精神对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一种反思晏红摘要：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作为一个标志性文学事件，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以一种迥异于1980年代的方式由此得以凸显，而这种主体性变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此后的分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值得再次反思。在作为方法的人文精神视野中，通过辨析此次讨论中的“自诘与反诘”，探讨由此生发出的“失语与嗜语”现象，进而对当时语境中知识分子的“自救与自我认同”达成一种同情的了解，或许可以为此次讨论产生的影响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借鉴。关键词：人文精神大讨论；自诘与反诘；失语与嗜语；自救与自我认同“自我诘问和自我清理”：作为方法的人文精神0752023年第4期考。然而，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事实却是，当年的大讨论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不仅没有在激烈的争论和相关的研究中达成共识并得到解决，反而愈益凸显，以至于事隔十年之后，这次讨论的主要发起者王晓明不得不以“祭”之名明确指出：“我觉得十年前发生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并不仅仅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它其实依然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并不是说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而是说这个讨论所针对的那些问题，在这个十年里，非但没有消失，我甚至觉得它们还日长夜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这次大讨论，不仅作为主要发起者的王晓明在此后多次论及，而且其他的一些主要参与者亦在多年后进行了多次反思，如郜元宝在二十年后就如此回顾：“回顾二十年前那场讨论，人们很自然要问：当年那些发起者和参与者们而今安在？他们今天还记得自己当初说过的话吗？他们还坚持当初的提问方式吗？关于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与出处进退，关于市场经济，关于文化传统，关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关于学术规范，关于学术和文艺的独立性，关于知识的建构与解构，关于文化机构是否要被养起来，关于讨论中是否暴露了一些人的左的无意识或另一些人（比如王蒙）的恐左情结诸如此类，当初所反对的，今日还反对吗？当初所赞同所坚守的，今日还赞同还坚守吗？当初所忧患的，今日还忧患不已吗？不做这种具体的追问，则一切总结、反省、回顾，都不会落到实处。这并非什么高深的学术问题，而是小学生都能做的题目。现在文风越来越晦涩缠绕，是否就是想回避这种小学生式的令人尴尬的追问呢？”在时隔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当笔者再次阅读当年大讨论中发表的众多论文及此后学界对此进行探讨研究的大量学术成果时，这些看似“小学生式的令人尴尬的追问”不啻如一种振聋发聩的自我诘问当年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们打出人文精神的旗帜究其实质就是希望以此激起知识分子的自我诘问，然而却在反对者们一波又一波的反诘中“无疾而终”，何以如此？现在的文风越来越晦涩缠绕，而以所谓学术的名义形成的话语狂欢则愈演愈烈，人文精神作为一个“装饰词”在今天的语境中甚至比当年更为流行，然而却让人难以感知到人文精神的真实存在，何以至此？诸如此类的问题令人不能不生发出许多的感慨与困惑。基于此，本文拟换取一种思路，不再纠缠于人文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所具有的特定意义，而是以人文精神作为方法，在“自我诘问与自我清理”的视野中，通过对这次讨论中出现的“自诘与反诘”的辨析，探讨由此生发的“失语与嗜语”现象，进而对当时语境中知识分子的“自救与自我认同”达成一种同情的了解，由此或许可以对理解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产生的影响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借鉴。一自诘与反诘：立场的歧异与分化人文精神作为一个概念，早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焦点话题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却是以1993年王晓明、徐麟、崔宜明等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一篇对话文章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作为标志开始的。这次对话虽然直接针对的对象是文学领域的问题，然而究其实质却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当时的文化现实已然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而“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穷怕了的中国人纷纷扑向金钱，不少文化人则方寸大乱，一日三惊，再也没有敬业的心气、自尊的人格。倘若既定的价值观念已不能担此重任，那就只能去创造一个新的人文精神来。我们无法拒绝废墟，但这绝不意味着认同废墟。如果把看生活的视角调整一下，心灵的视界中也许就会出现一片燃烧的旷野，那里正孕育着生机”。在这篇近乎宣言似的对话文章中，王晓明们不仅表现出对当时文学乃至文化现状的强烈不满，更以一种充溢着生命激情的语言表述直指在此语境中知识分子的群体性堕落，并进而直接打出了重建“人文精神”的旗帜。紧接着，上海文学和读书连续推出一系列文章围绕“人文精神”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从076文学领域扩展到整个人文学科，参与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各种观点针锋相对。至1996年2月，王晓明编选出版了人文精神寻思录，标志着这次大讨论的结束。在该书的“编后记”中，王晓明对此进行了总结，他明确指出：“作为这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它首先就表现为一种深切的反省，在很大程度上，你不妨就将它看作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诘问和自我清理。人文精神的讨论，正是在今天展开的这自救的一种自觉的努力。”这里，王晓明其实对这次讨论的精神实质及其目标指向做出了非常明确的界定。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次讨论不是要对何为人文精神进行确切的意义探讨，人文精神在这里与其说是一种基于知识的学术概念，不如说是一种知识分子应该有的精神态度。换言之，人文精神之成为这次讨论的核心概念，在人文精神的倡导者王晓明他们那儿其实是作为不言自明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标志及抵抗当时已然出现的商业主义浪潮对于知识分子价值观强大冲击的精神旗帜来提出并谈论的，究其实质是一种蕴含强烈生命情怀并由此指向对人生和世界存在意义进行探讨的精神信念，而这在当时是被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们理所当然地当成处于深刻危机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态度与立场，其具体体现则是通过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诘问和自我清理，由此努力达成知识分子自救的自觉。正是基于此，当讨论转向对何为人文精神的概念纠缠时，这次大讨论在看似热烈的学术论争中实际上已变质为一场以学术之名而进行的各派学者的知识话语狂欢，不可避免地会偏离讨论发起者们的初衷。尽管这次讨论对围绕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建所引发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探讨与思考，对于由此而后的文学界知识界均产生巨大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值得再次反思的意义，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偏离，不仅让看似轰轰烈烈的大讨论最后“无疾而终”，而且使得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们希望以此引发知识分子的“自我诘问与自我清理”的努力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在这次大讨论中，对于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建持反对意见而形成的“反诘”在某种意义上则对王晓明们希望达成的“自诘”形成一种直接消解。具体而言，当时的反对意见主要有王蒙由此生发出的对“文化专制主义”的隐忧与批判和陈晓明、张颐武为代表的后现代话语消解。对于人文精神失落的提出，王蒙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反对，这有其必然性。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中，王朔被当成文学危机的一个标靶遭到较为猛烈的批判与否定，而在此之前的1993年1月，王蒙在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对王朔的小说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肯定。在他看来王朔小说中看似媚俗的痞子精神恰恰是对以崇高的名义形成的专制文化的一种有效消解与批判：“我们必须公正地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其次才有王朔。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基于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文化专制主义有着刻苦铭心体验的敏感，在此次讨论开始时，王蒙便写下一系列文章发出对于文化专制主义的警醒：“最好的信念，如果带有排他的极端主义色彩（我们这里常常美化称之为彻底），也一定会通向文化专制主义。愈是自认为伟大崇高，这种专制主义就愈厉害。”对于王蒙对王朔的力挺及基于自己的历史记忆引发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隐忧与批判，在讨论中虽然引发了王彬彬和王蒙之间一些情绪化的相互责难，但这只是论争中的一个插曲，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们其实给予了应有的理解。陈思和与南帆后来均对其进行了基于同情之了解的善意回应，而许纪霖更是在多年之后的反思中对此有较为中肯的分析：“王蒙对人文精神的反诘建立于与人文精神论者不甚一致的历史语境判断，这种历史经验的教训本可以与人文论者对市场的批评并行不悖，对道德理想主义、极权专制文化的抵制与对市场主义、物质主义的批判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另外，王晓明在读书1994年第3期与张汝伦、朱学勤和陈思和的对话中还特别提出讨论人文精神过程中“个人实践性”的重要性，表现出对人“自我诘问和自我清理”：作为方法的人文精神0772023年第4期文精神的普遍主义有可能导致的道德专制主义的警醒与自觉，他特别强调：“今天我们谈论终极关怀，我就更愿意强调它的个人性，具体说就是：一、你只能从个人的现实体验出发去追寻终极价值；二、你能够追寻到的，只是你对这个价值的阐释，它绝不等同于终极价值本身；三、你只是以个人的身份去追寻，没有谁可以垄断这个追寻权和解释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人文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最后表达出来的，实际上也首先应该是他个人对于生存意义的体验和思考。”在某种意义上，人文精神倡导者们遭遇的挑战主要来自于陈晓明和张颐武等后现代论者从后现代话语立场出发对人文精神发出的反诘。尽管陈晓明坦言“对持人文关怀立场的当代知识分子保持足够的历史尊敬”，然而却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人文精神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意义消解：“事实上，人文关怀，终极价值等等，不过是知识分子讲述的一种话语，与其说这是出于对现实的特别关切或勇于承担文化的道义责任，不如说是他倾向于讲述这种话语，倾向于认同这种知识。”因此，对于当时人文精神倡导者们对于人文精神的提倡究其实质不过是“在运用他们已经习惯的专业知识，特定的知识背景映衬出他们关怀人文精神的现实形象，如此而已”。与此同时，张颐武则直接以“后新时期文化语境”的名义将人文精神视为：“一个巨大的神话，一个无所不在的中心词，一个最新的文化时髦它设计了一个人文精神/世俗文化的二元对立，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验的神话。”对于这次讨论中后现代话语的反诘，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们虽然进行了相应的学术回应，然而不足以在学理上真正抵挡来自于当时气势正盛的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对此，南帆对后现代话语进行回应的一段话显示出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无力感：“当前，我所注意的另一个理论话题是后现代。后现代显然是商业和技术的共同作品。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是，个体精神的平面化或者无深度几乎已经是一个共识，不少理论家同样从中国的文化现状之中察觉到某些后现代迹象，例如后新时期的提出。然而，除了描述后现代的来临，理论家是否还应该显出自己的立场？他们是欣喜地欢呼后现代，从中体验解除深度的快意呢，还是顽强地反抗压扁精神的巨大碾盘哪怕是无望地反抗？对于第二种立场说来，人文精神同样还可能成为一种精神砥柱。”二 自我清理与自我诊断：失语症与嗜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