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分析”作为经验研究的新路径：田野政治学概念建构的现象学分析.pdf

第 卷第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月V o l N o J o u r n a l o fC e n t r a lC h i n a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H u m a n i t i e sa n d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J u l “语言分析”作为经验研究的新路径:田野政治学概念建构的现象学分析王向民(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政治学系,上海 )摘要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生产与发表了许多建制性概念,其中田野政治学是极为重要的一支,徐勇发表了“祖赋人权”、“家户制”、“关系叠加”等概念.田野政治学的活力与价值在于,重新发现了田野经验中的中国话语,将土生土长、本土性的中国话语提炼和改造为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概念.本文旨在从现象学的“语言分析”角度对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进行社会科学认识论的探讨,认为“祖赋人权”、“家户制”、“关系叠加”概念来自于日常生活语言的拣选,将这些话语/概念纳入不同处境空间将形成更丰富的概念含义,同时理念型及因果适当性与意义适当性的辩证运用将增强其解释能力.破除既有理论的束缚,回到经验实在本身,质疑常识并改变提问方式,将促进中国政治学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甚至去学科研究,生产出更丰富的中国本土化政治知识体系.关键词语言分析;现象学;田野政治学;经验研究;概念建构;理念型D O I:/j c n k i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Z D A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交叉融合项目“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J Q RH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生产与发表了许多建制性概念,其中田野政治学是极为重要的一支,徐勇发表了“祖赋人权”、“家户制”、“关系叠加”等概念.田野政治学的活力与价值在于,重新发现了田野中的中国话语,将土生土长、本土性的中国话语提炼和改造为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概念.本文旨在基于舒茨(A l f r e dS c h u t z)现象学的“语言分析”路径,为近年来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提供一条新的阐释路径.这条分析路径未必是田野政治学研究者的意识之为,但是,从其行动经验与概念提炼中却可以清晰地看到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努力,而且这条分析路径也能够将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推向理论纵深.从研究取向上说,现象学与“语言分析”通常不在一个研究领域之内,但是,我们认为语言作为意义理解与经验实在的中介,现象学对世界的意义建构正是建立在语言/话语分析基础上的,虽然它与语言(分析)哲学的漠视历史的形式化逻辑分析取向并不相同.将“语言分析”与现象学的概念建构引入中国政治学之中,将促进中国政治学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甚至去学科研究,推进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一、“语言学转向”与政治研究:经验研究的新路向对于盯着学科边界的敏感研究者而言,“语言学转向”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规范性研究为研究取在“祖赋人权”、“家户制”与“关系叠加”三个概念中,最接近现象学“语言分析”的是“祖赋人权”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解释.参见徐勇:实证思维通道下对“祖赋人权”命题的扩展认识 基于方法论的探讨,探索与争鸣 年第期.在“实证”的符号之下,徐勇所讨论的问题起源、村民回溯而还原“祖先”叙事的研究进路以及对自己研究心路的剖析,很符合舒茨现象学的分析进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卷向,而经验研究则关注数量惊人的材料/史料、冷漠无言的数据和瞬息万变的现象,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何以可以统合到中国政治研究之中?而且,对于专业研究日益分化、细化的现代研究方式而言,“语言学转向”分支研究领域内的分化已经达到冲突甚至对立的状态,何以能够抽取出一条该领域内大致认可的脉络?进而,上述尝试似乎是对学术史的无知与漠视,因为 世纪对宏大理论的批判已经形成了诸如中层理论等众多成果,何以仍然可以在宏大理论方向上探索?然而,上述质疑在根本上并不构成真正的挑战,因为理论是经验的派生,经验或现实问题始终是研究行动的出发点,理论的出现与完善甚至细化是为了解释新发现的经验事实,而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的经验事实问题.因此,研究者首先面对的是由经验发现而来的“问题”,对问题的解释或阐释引发了既有理论资源的援引及其再造甚至形成新的理论.这是问题导向的理论建构,而不是理论规定的问题裁剪.故而,真正的挑战是,问题(基于研究兴趣的经验发现)是否成立 是否真实,是否得到准确表述,是否表述得清晰完整.(一)语言学转向作为“语言分析”的“语言学转向”,意指语言或符号成为研究对象,其解释方向是分析它在共同体中的指称功能.作为一种哲学分析,“语言学转向”意味着从传统的形而上学与事实行动研究转向以语言/话语为对象的研究.语言的形成是一个主观意义的建构过程,成型的话语成为认识世界的牢笼,开放社会科学也依赖于话语的创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衍生出一系列新的研究取向与研究领域:第一,语言学的解释机制与符号学理论的发明;第二,语法结构与逻辑分析理论的发明;第三,语言或话语的语境分析引发的语境主义与意义相对论辩论;第四,语言表象为话语之后引发的量化或质性的话语分析与内容分析.我们无意介入哲学领域“语言学转向”以及由此引起的分支领域的理论纷争,只是想从中提炼出一条最基本的分析路径,而既有的冲突性理论并不妨碍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环节性的解释论证:第一,“语言学转向”意味着语言与话语可以作为经验研究的一个起点或有待解释的经验发现;第二,语言与话语在日常生活中意味着普遍性意义,而拣选则意味着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提炼;第三,从生活话语到专业概念的转变过程中,概念建构运用了语境化/处境化的阐释技巧,而语境化/处境化带来概念更丰富的含义;第四,作为专业概念,这些概念具有相对较强的解释力,而这种解释力来自于名词动词化的分析功能.(二)以语言为中介的政治学研究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社会科学发轫,旨在区别于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或价值伦理规范取向,对社会存在进行精确的描述与解释.马克斯韦伯(M a xW e b e r)的“理解的社会学”即在此学术史脉络上获得其理论意义,“社会学对他来说不再是人类存有的哲学,而是关于人类行为及其后果的个别科学”.韦伯理解社会学的核心是“人类行动的意义”,舒茨将此意义建构视为社会世界与理论建构的核心,进而分析行动的意义及其构成、意义在不同社会空间中的流变,以及意义的生产或构成如何形成了世界的客观认知与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解释.舒茨在胡塞尔(E d m u n dH u s s e r l)“内在时间意识”和柏格森(H e n r iB e r g s o n)“自我的时间流程”理论的启发下,以现象学的方法,通过回溯与还原的反省方法,回到内在时间的生命流程中,寻求行动的意义分析或构成分析(c o n s t i t u t e,指主观意义以及由此形成的客观意义),形成社会世界的意义网络,人类交往与知识生产及其理论解释由此得以可能.舒茨的现象学悬置了本体论的争论,将自然实情置入括号内,通过回溯与还原的方式,将人类生存纳入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相统一的理解/认识过程,并以形式逻辑推演的方式,要求把各个论证环节讲清楚.舒茨的现象学方法反对狄尔泰的“理解”科学,认为无论是形而上学或是价值学的预设,还是不能被证实的“直观”方法,都混淆了生活与思想,解释中充斥着含糊不清、未做说明的移情作用、价值的预设,或缺乏严谨学术规格的描述,认为韦伯坚持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使“理解的”社会学首度被提升到具有科学性的地位上.近年来,长期调查和研究乡村经验的田野政治学发现并建构了一些基于本土的政治话语,例如“祖赋“I d e a l t y p”一词在中文学界的译词并不一致,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 及哲学界大多译为“理念型”,社会科学界常用译词是“理想类型”.本文在舒茨语境中使用“理念型”译法,而在一般社会科学语境中则使用“理想类型”译法.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页.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 页.第期王向民:“语言分析”作为经验研究的新路径:田野政治学概念建构的现象学分析 人权”、“家户制”与“关系叠加”.这些概念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某些经验.暂且不论这些发现的价值取向是否合理,解释论证是否充分,中国乡村中的祖先崇拜、家户组织与关系人情等经验现象确实是活生生而真实可感的,“祖先”、“家户”、“关系”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习而不察的语言与实践默会的知识.这些话语被研究者拣选,意味着研究者的主观意义建构与乡村行动的客观意义得到了统合.从方法论上说,这些话语或语言作为生活世界与理论建构的记号(s i g n s),成为田野政治学的分析对象(这不同于田野政治学的另一类概念建构,例如“理性小农”并不以话语而是以机制作为分析对象).因此,以“祖赋人权”、“家户制”与“关系叠加”为代表的田野分析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分析”的概念建构路径,可以运用舒茨现象学及其相关理论资源加以解释.进而言之,田野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从经验中发掘话语”的现象学“语言分析”路径.这是一种不同于“假设验证”的实证主义(p o s i t i v i s m)经验研究方法,我们必须从认识论而不是研究技巧的层面对其做出解释,并拓宽它在中国经验研究中的适用范围和解释能力.二、赋名、语言/话语与政治民族志:田野概念的拣选田野政治学的概念是从日常话语中拣选出来的.那么,这些被拣选出来的话语蕴含着怎样的含义?这些含义是怎么来的或者说如何形成的?通过何种方式,我们才能发现与拣选这些话语?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清晰地说明研究者发现的这些概念及其地方化或本土化特征.(一)记号或赋名的来源与内在生命流程自然世界的事物本没有名称,名称是人们赋予的.如何赋予事物名称,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世界的内在时间认知与意义建构.“意义的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当然这里指的并不是可被分割与测量的物理时间,也不是指往往充满外在事件流程的历史时间,而是指 内在的时间意识,对自身生命流程的意识,对体验者而言,他的体验的意义乃是建构于此.”因此,赋名本质上显示的是对个体生命流程的反省与意义交换而形成的客观意义脉络,如舒茨所说,“每一个作为记号对象的行动对象都可以回溯到行动流程”,它虽是人造物,但却是被构成的行动对象,具有客观意义脉络而被人们共同理解.名称与名称体系在舒茨的现象学体系中被称为记号与记号体系.记号及其体系的形成,在三个领域形成的意义脉络并不一致.记号最初发生在个体的生命流程中,是个体对世界的体验与观察,是主观的、自由的;随后,由于个体间的互动,互相体验到对方,而获得对方的意义设定,使记号成为主体间的客观意义脉络,个体之间由此可以交流,达成共识;最后,互不认识的同时代人甚至前时代的人,经由自我的生命体验或历史的共情而理解记号所附着的客观意义,从而真正理解记号的意义表达,而此诠释过程虽然是主观意义的呈现,却是对个体主观认知客观化并形成了客观之物的认知.因此,记号既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诠释,是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的辩证.以“速记”和“中文”为例,即使我们不懂速记,却知道写在纸上的东西是速记,即使我们不理解中文字词的意思,但是却知道这是中文字词.记号要形成记号体系才能成为一套完整的意义表达,正基于此,徐勇呼吁“为 概念孤儿 寻家”,形成“概念家族”,以及系统化的学术体系.将概念视作记号、概念家族视作记号体系,意味着只有纳入概念家族的概念才真正具有记号的含义,“概念孤儿”即便“依据的是中国事实和经验,是对部分事实的理论概括,属于事实意义上的概念”,却由于经验的有限性而往往是“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因而“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换言之,“概念孤儿”很大程度上可能仅仅只能达到一种个体观察与表达的主观意义,而无法实现个体间或跨时代互动的意义流动的客观意义,无法形成系统完整的解释基模,而后者是由一个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组合而成的记号体系或“概念家族”.(二)语言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