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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
中国古代
环境
审美
观念
Vol.44 No.3Jun.2023大连大学学报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第44卷 第3期2023 年 6 月“闲”的三重向度与中国古代环境审美观念刘精科(湖北文理学院 美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摘 要:“闲”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及艺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身体感官、心灵趣味和精神境界三重向度。从“闲”的身体感官这一向度来看,中国古代环境审美活动要求多种身体感官的相互协调与共同运作。从“闲”的心灵趣味这一向度来看,中国古人强调自然山水与人自身存在着情感相通性,在审美过程中构建起相契互融的“知己”模式。从“闲”的精神境界这一向度来看,中国古代环境审美表现出“与万化冥合”的状态,追求深邃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感受。因此,应当积极吸收中国古代环境美学观念,努力丰富当代环境美学理论。关键词:闲;向度;环境美学;精神境界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23)03-0001-06收稿日期:2022-11-3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山水美学思想发展史研究”(20FZXB012);学校教师科研能力培育基金项目“中国休闲文化的闲范畴生成与美学观念研究”(2020kypygp012)。作者简介:刘精科(1978-),男,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学及艺术理论研究。随着环境问题日趋受到社会的关注,人们逐步从不同视角来思考这一问题,包括功利的、道德的、审美的等各种角度,甚至包括改造环境、保护环境以及美化环境等1。环境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环境审美有助于消除人与环境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引导人们采取多重感官综合体验的方式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2。中国有着悠久的环境审美历史,水石林竹、山川河流等成为古人摆脱日常俗务、祛除现实物累、回归自然本性的主要对象。因此,环境审美活动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对中国传统艺术观念以及美学精神产生重要影响。有学者强调环境审美在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独特价值,认为自然环境审美代表着中国传统美学的“精微之处”,从自然环境审美这一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揭示出被其他美学研究范式及相关理论遮蔽着的中国美学精神3。由此可见,应当重视吸收与发掘中国古代环境审美观念及思想资源,不断丰富当代环境美学理论。“闲”被看作是一种理想化的生存状态,古人极力摆脱现实生活中各种荣辱利害的羁绊,努力追求心灵自由的境界。“闲”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与“审美意识的发生机制、审美风格的意境格调以及艺术创造的体式技法”4等密切相关。因此,从“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环境审美问题展开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美学的内涵及特征,拓展当代环境美学研究的视野。“闲”字的古今意义有较大变化。一般认为,从空闲、闲暇等的角度来看,“闲”与“閒”有关。据考证,“閒”字是会意字,“从门月,会意也。门开而月入,门有隙而月光可入,皆其意也”,“閒者,稍暇也,故曰閒暇”5。后来,人们逐渐以“闲”来取代“閒”字。结合以上观点,我们认为,“闲”本作“閒”字,其本义指空间上的“空隙”之义,后来引申为时间上的“空闲”或“闲暇”等,并且逐步与人的情感体验联系起来,“无事在身即闲也,无事在心即闲中所追求的心灵境界。”6也就是说,“闲”的本义是“空隙”,并没有道德评判或价值判断等意义,而随着发展,“闲”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以及理想的生存状态,因而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内涵,成为人们向往和追求的重要人生境界。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传统农耕文明以及社会文化思潮等因素的影响,古人在追求“闲”的过程中,大连大学学报2第44卷与山水自然环境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在很多学者看来,山水之间才是中国古人理想的安居之所,只有置身于山水之中,人们才能体验和感受到真正的美7。古人往往以感性的、审美的姿态面对自然山水,体现出对自由无碍心灵的探寻,他们把畅游山水看作是实现“闲”这一人生境界的主要方式。有学者就明确提出,在看待山水自然方面,禅宗思想和老庄哲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那就是都选择“准泛神论”的视角,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情感关系,人们能够从山水自然中获取灵感与抚慰,不仅可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羁縻与苦痛,而且能够实现心灵的解放与精神的自由8。受禅宗以及老庄哲学影响的中国古人,在探求“闲”的过程中,发现了山水自然的环境审美价值。南北朝时期的宗炳提出来,自然山水“质有而趣灵”,认为自然山水中蕴含着灵动高妙的意趣,而艺术家为了传达出这种意趣,就应当“闲居理气”,达到“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的状态,从而在物我融通中体验到灵趣神韵。由此可见,“闲”能够带给人们自由的情感体验,中国古人在环境审美过程中与山水自然之间建立起情感融通的契合关系。一、身体感官之“闲”与中国古代环境审美的“游物”形态在古人看来,“闲”包括身闲、心闲等不同类型。白居易秋池二首:“身闲无所为,心闲无所思。”有研究者提出,古人所谓的“身闲”,主要指的是身体感官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包括生理层面的放松,摆脱紧张、焦虑等情况,实现躯体的恢复、舒适与自在919。人体的生理结构以及人的感觉器官是审美活动的基础,人类的审美活动离不开特定的感觉器官。在古代文人那里,“闲”作为一种人生境界及其表现情态,包含着丰富的美学内涵,主要包括“优雅的动作,和谐的音乐,游戏和运动的复杂性,味觉的敏感和对所有感觉的表达”10。可见,人的身体感官被纳入“闲”的研究范畴,并在古代文人的环境审美活动中体现出来。在环境审美中,古人提出“施施而行,漫漫而游”的概念:“自余为谬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11762。柳宗元身处永州期间,经常游历当地自然山水,“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就成为柳宗元环境审美的突出特征。可以看出,柳宗元在“游览”中处于自由闲散的状态,既没有事先规划,又不开展勘察调研,但是这种轻松自由的游览活动却增强了身体感官的参与意识,“攀援而登,箕踞而遨”。这充分表明,在环境审美中,古代文人的情感、想象等各种感觉器官都被调动起来,并且这些感官共同介入审美活动之中。由此可见,人类的身体感官是开展审美活动的重要基础。但是,在西方的一些美学家看来,不同的感官在审美活动中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人们主要通过耳目视听来从事审美活动,视听感官被认为是审美活动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柏拉图就明确指出,视听所带来的快感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美感,但却始终与美联系在一起,而人类的其他感官则被排除在外1231。康德甚至把审美的感官限定为“视听”,他认为,与味觉、嗅觉以及触等感官不同,视听会将人们引向不直接与人发生利害关系的外在事物身上,因此被看作是“真正的鉴赏判断”“作为形式的感性判断”,而其他感官则会引发人们身体方面的快适13。由此可见,在康德等很多西方美学家看来,只有耳目才与“纯粹的感性判断”有关,而其他感官与审美活动无关。由于耳目感官具有“外指性”特征,容易把审美主体的注意力引向审美对象的外在形式,因此,一些西方美学家明确提出审美活动的“距离”说,要求重视审美对象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对立与区别。在他们看来,“距离”在审美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会对人们的艺术创作产生直接影响,而且成为西方学界所称“艺术气质”的突出特征12277。因此,很多西方学者相信,在艺术审美活动中,创造与欣赏只有在保持适度“距离”和尺度的情况下,人们才能感受到所谓的“艺术气质”,获得独特的美感体验。随着环境美学思想的兴起,审美“距离”说受到质疑。在罗纳德赫伯恩看来,当人们在欣赏自然风景时,实际上已经置身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即使欣赏者在环境审美中,保持着冷漠或者超然的状态,但是他却始终“被自然景物团团包围”14。也就是说,在环境审美过程中,人被自然环境所“包围”,人3第3期们的各种身体感官都融入环境之中。柏林特提出“结合美学”的观点,他认为在观赏山水环境时,欣赏者会将全部身心投入欣赏对象身上,而不能像艺术欣赏那样保持一种静观的姿态来欣赏艺术作品1512。可见,环境审美摆脱了西方传统美学提倡的“距离”说,强调用各种身体感官来感受自然,感知环境,包括借助于人的视觉、嗅觉、触觉等感官对山水自然进行观赏、感受和体验16。在观赏自然的过程中,由于视听、嗅觉、味觉以及触觉等多种身体感官都发挥了作用,因而人们能够获得丰富的感知体验。环境审美当然需要视听感官的参与。柳宗元在石渠记中写道:“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在这里,“视之既静,其听始远”显然肯定了人的视听等身体感官在环境审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古人的环境审美不仅重视视听感官功能的发挥,而且要求全身感官的共同参与,因为柳宗元的“风摇其巅,韵动崖谷”等感受,显然不是单一的视听判断,而是综合性的情感体验,是在多种身体感官相互协调共同运作的基础上实现的。山水等自然美景不仅会使人们的目、耳等感官获得新奇体验,而且会产生出如痴如醉、流连忘返等感受,体验到“悠游”“无为”的人生乐趣。尽管柏林特等人提出的“参与式”环境审美主张与中国古代环境审美活动具有相似性,都强调身体感官的参与。但是,应当看到,西方环境美学的观念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强调理性认识高于感性经验,因此,很多西方学者把审美活动视为理性认识,把山水自然看作客观对象,并且把对自然山水的观赏“归结为对事情进行如其所是的认知性欣赏或摹仿”,这必然会影响和妨碍人们以审美的或者情感的态度来对待山水自然17,而中国古代的环境审美强调感性经验和身体体验,不仅需要身体感官的参与,而且要求人们保持“随胜而赏”的“闲”的状态。有研究者将“游物”看作是环境审美的重要形态之一,认为在“游物”的状态下,人们能够暂时摆脱日常俗务及现实生活的影响,置身于山水自然环境,“在游走、观赏和体验自然对象与环境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心理放松或具陌生化效果之精神亢奋,从而达致心身两畅的状态”18。由于古人的环境审美活动具有随意性、流动性以及多种感官共同参与等特征,因此,只有保持身体感官之“闲”的状态,古人才能在环境审美过程中,通过漫游式的审美参与获得畅快愉悦体验。二、心灵趣味之“闲”与中国古代环境审美的“知己”模式阿诺德伯林特要求人们深刻认识“肉身感性(Somatic sensibility)”在环境审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对体积张力的身体感知,对空间的牵引力,在身体运动中运动知觉的贡献,连同视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的性质一道,都充满在所有的经验当中”1516。很显然,伯林特强调身体感官在环境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价值。但是,与伯林特等人强调的“审美参与”概念有着明显区别,中国古代的环境审美活动追求身心合一的体验。在环境审美活动中,中国古人不仅主张发挥身体感官的作用,而且要求“心”的参与。如果说身体感官之“闲”侧重于生理层面的放松与悠闲,那么心灵趣味之“闲”更突出人在情感以及心灵层面的自足与自由,是“不刻意的无所为无所不为的淡然从容的精神自然”19。有学者分析了“趣”“趣味”等概念,认为在中国古代美学中,“趣”带有明确的“心理趋向性特征”,而由于“趣”与“味”具有“审美体验”上的相似性,因而“趣味”成为中国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语词20。还有学者将“闲”与心灵趣味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古人表现出“从容不迫、优容潇洒而又追求一种高雅理趣”的状态,“闲”代表着一种“随兴而发、兴趣盎然、摒弃外务、沉滓心情而又精神高度集中”的趣味与心境21。也有学者分析了中国古代美学中“闲趣”概念,认为古人的“闲趣”是“任情而发,自然天真”,达到“心灵的宁静”状态22。因此,心灵趣味被看作是“闲”的重要向度之一。中国古人在环境审美中,重视身体感官的体验与感受,但同时,更强调情感的愉悦与心灵的自由,追求“精神与心灵的闲适”,人们“德性、境界的层次不断提高,人的肉体与心灵、情感与理性、形下与形上等也实现平衡和谐”922。由此可见,古人在环境审美中追求心灵趣味之“闲”的状态,肯定人们在审美过程中所获得的独特情感体验。刘精科:“闲”的三重向度与中国古代环境审美观念大连大学学报4第44卷在环境审美中,中国古人提出“以玄对山水”的观念。东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