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夷狄”与“通财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政策取向.pdf

“御夷狄”与“通财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政策取向黄纯艳摘要：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性质，需要克服“开放封闭”二元判断的局限，揭示政策的历史逻辑。华夷观念和天下秩序的绝对原则决定了海外贸易政策首先是“御夷狄”的取向，也使中国古代王朝不可能与海外诸国发展出国家间的对等贸易关系。中国与海外诸国互补性经济需求使海外贸易政策又有“通财用”的取向，且不断增强，从以物品消费需求为主逐步发展到以财政需求为主。宋代以后，东南沿海地区海洋性地域特征日益显现，亚洲海洋贸易迅猛发展，成为内外动力，推动海洋贸易政策总体上不断走向开放、专门化和系统化。从汉唐到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始终是华夷理念和朝贡体制下的“御夷狄”和“通财用”，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变革。这一量的积累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势力和不同国际关系规则的全球化浪潮交互作用，使清朝逐步改变既有轨道，被动接受新的体制和观念。关键词：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历史逻辑；“御夷狄”；“通财用”DOI:10.16382/ki.1000-5579.2023.04.003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的“开放”或“封闭”是一个久讼不决的学术公案。从根本上说，这是源于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面相，也因此常出现“选精集萃”导致的定性分析结论的大相径庭。“开放”“封闭”这一对立足于当代视角的定性判断不失为讨论中国古代对外政策的可行路径，但这一分析路径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容易陷入“开放封闭”的二元对立分析模式，强调一面，忽视或遮蔽另一面；二是难以从整体上揭示中国古代对外政策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三是“开放”或“封闭”只是观察者对海外贸易政策的主观评价，而非政策自身的逻辑，未能揭示政策制定的内在逻辑是如何实现预期的政治经济目标。继续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在“开放封闭”的二元判断之外探寻新的分析路径。本文拟对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取向做一长时段考察，试图从另一角度理解 【作者简介】黄纯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20024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财政体制变革与地方治理模式演变”（项目编号：17ZDA175）。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4，2023如魏明孔在唐代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及其评价（社会科学 1989 年第 2 期，第 73 页）中指出，对唐代对外政策的分析往往强调允许外国来华的开放一面，而忽视严禁本国人私自出境的封闭一面。唐代的对外开放并非全面的开放，这一开放始终局限于对外国人的开放，没有也不可能迈出允许本国人出境这一步。如陈尚胜在“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 20 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文史哲 2002 年第 6 期，第 159 页）中指出，对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路径难以处理历史演变的复杂进程。26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政策演变的历史逻辑。一海外贸易是“御夷狄”的手段宋人章如愚梳理了“历代御夷狄”，即历代王朝处理周边关系的政策，且认为“历代待夷狄皆非上策”，“和之以亲而不庭，怀之以文而不至，要之以盟而无信，饵之以货而无厌”。“御夷狄”是华夷观念下历代王朝的要务，一则源于处理周边关系，保障政权安全之需，二则源于天下秩序的构建和解说。在华夷观念下，自居“中国”的王朝处理周边关系的行为即“御夷狄”，不论对内统治，还是对外关系，其合法性都必须在华夷一统的天下秩序中才能得到合法性解说。这就需要营造一个既有利于王朝安全，也符合天下秩序的对外关系。在“中国四夷”或“九州四海”的天下格局中，海陆四方的“夷狄”皆在“绥御四夷”的整体视域中。如章如愚所说，历代“御夷狄”有和亲、怀柔、盟约、贸易等多种手段。李纲概括为“曰和、曰战、曰守”三策。李纲所说的“和”是和议而非和亲。概括起来历代“御夷狄”的主要手段就是战争、守御、和亲、和议及贸易。战争是中原王朝处理周边关系的常见手段。在清朝后期国家安全最大威胁变为西方势力的海上攻击以前，历代中原王朝最大的安全威胁都来自北方游牧势力，关乎中原王朝安全的战争多是与北方草原势力的冲突。战争并非恒常，而是处理周边关系的极端手段。在中原与周边关系演进的时间轴上大规模战争占据的绝对时间是少部分，如唐朝和明朝为稳定以本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参与朝鲜半岛反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元朝发动对日本和爪哇的战争等海上对外战争则更少。守御是常态化的军事手段，自南宋始海防成为国防要务，但在清代抗击西方势力以前，海防以弹压海盗为主，防御外敌居次。和亲是汉唐时期“御夷狄”的常见手段，但毕竟是以华夏之尊下结“蛮夷”，到宋代进一步强化华夷观念的背景下，和亲被认为是辱国之举。庆历二年（1042）契丹乘宋夏战争之机提出割地、和亲要求，贾昌朝提出“和亲辱国，而尺地不可许”，于是又“欲以金缯啖契丹”。最终还是以加岁币解除危机，避免了和亲。元朝人曾说，唐太宗既有“包括四海，指麾群夷”的伟业，也有“屈己和亲”的缺失。明代李如松因朝鲜抗倭之功加官增禄，反对者“诋其和亲辱国，屡攻击之”。和亲是“御夷狄”的不得已之举，并非理想手段。和议或盟约自春秋战国即是处理不同势力的手段，历史上也屡见正式的盟约，如唐朝与吐蕃的建中会盟，双方遣高官会谈，签订盟约，载之盟文，“藏于宗庙，副在有司，二国之成，其永保之”。宋代处理周边关系常用和议手段，可称之和议体制，其与辽、金、西夏都订立正式盟约，作为长期交涉双边关系的依据。与夷狄和议并非华夷观念下处理周边关系的理想模式，被视为“尊奉夷狄”、“坏黄纯艳：“御夷狄”与“通财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政策取向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对象基本上也是今天的“对外关系”，为体现古代对外贸易政策逻辑的整体性，文中涉及陆上贸易的若干史实在今天视角为“内”，当时逻辑则为“外”。本文主要是取中原王朝视角的讨论。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别集卷 22历代御夷狄，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刻本，第 80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第 3 页。李纲：李纲全集卷 56上皇帝封事，王瑞明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4 年，第 625 页。王珪：华阳集卷 56贾昌朝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1 093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411 页。吴莱：渊颖吴先生集卷 10读唐太宗帝范，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末刻本，第 4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第2 页。明史卷 238李如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6195 页。旧唐书卷 196 下吐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248 页。27天下义士之气，而长夷狄豪横之势”的屈辱行为。和议多是双方形成均势，甚至华夷倒悬之时，理想模式不能建立而采取的弹性应对。中国古代，包括清朝前期，海外诸国尚无可与中国抗衡的实力，因而也无需和议手段。战争、和亲、和议都是“御夷狄”的非常之策而非理想模式。在诸种手段中，多种形式的贸易是最为持久和常态的手段。中原王朝对外贸易的基础是经济的互补性。一是经济类型决定的互补，如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因经济类型差异而存在互补性需求，互市、榷场等形式的贸易是历代处理周边关系的重要手段。二是技术水平和地理物产导致的互补。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长期领先于周边国家，周边诸国不能生产丝绸、瓷器、铜钱、书籍等手工业品，或生产质量远逊于中国，从而依赖于中国，而中国因自然环境所限需要海外诸国出产的香料、药材、珠宝等资源性商品。贸易作为“御夷狄”的手段因其基于互补性需求而成为非战争状态下维持常态化关系最有效的手段，与战争、和亲、割地相比，这一手段付出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最小，且无损华夷名分。如后人评论，汉武帝用兵“震威而损费”，与夷狄和议“中国之威于是尽矣”，又“不能以地与号假之”，“御夷狄”的最好办法是利用夷狄“贸易百货悉仰中国”约束之，即“蛮中贫薄，所以不轻犯约束，以生生之具皆仰于汉”，可以此使其保持朝贡关系。陆上对外交往中自汉武帝开西域，隋炀帝用互市招徕西域诸国，唐朝西市外商云集，直到明朝以互市招徕蒙古，都是利用其“贪求赏赉与互市之利”，而诱其“遣使求贡”。海外贸易作为“御夷狄”的手段，包含了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吸引“诸蕃”来华贸易，营造华夷一统的天下秩序。这对在周边关系交往中显示朝贡关系普遍性，以及在国内政治场域解说华夷共主地位都有重要意义。因而海上交通中除明清海禁时期，历代对“外国人”来华都实行开放政策。汉书 称黄支国等海上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汉朝也曾遣使“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梁书 专列海南诸国传，称海南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孙权时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又被送去见孙权，特别是“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广州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交州也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南海来华者多为商人，所谓“朝贡”“贡献”皆是将商人贸易营造为远夷来朝。唐、宋、元三朝来华海外商人数量大增，王朝对外商的政策也更为开放。唐代海路来华商人甚众。唐代的交州、广州、泉州和扬州四大港都有大量外国商人，贸易港设置“蕃坊”，允许外国商人居住，任命“蕃长”自我管理，番商“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允许商人建清真寺，“作祷告，宣讲教义”。宋朝的广州和泉州也设置蕃坊，为鼓励海外商人来华，对“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 第 4 期苏辙：栾城应诏集卷 5北狄论，栾城集下册，曾枣庄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622 页。夏竦：文庄集卷 24平边颂，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 2 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年，第 631 页。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 134上仁宗论元昊请和当令权在我，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1488 页；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 8议西夏臣伏诚伪书，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 2 册，第 380 页。资治通鉴卷 292后周纪三，显德二年正月癸未，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9523 页；刘敞：公是集卷 51先考益州府君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1095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861 页。明穆宗庄皇帝实录卷 59，隆庆五年七月戊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第 1445 页。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671 页。梁书卷 54海南诸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783、798 页。梁书卷 33王僧孺传，第 470 页。宋书卷 97夷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399 页。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 6，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33 页。阿拉伯文抄本：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7 页。28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不少番商因此获得官职，最著名的是在南宋末任提举泉州市舶司的大食番商蒲寿庚。宋元两代还设置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主要目的是获取市舶收入，同时也招徕朝贡，即“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番商来华同样被营造为慕义来朝，称“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蕃坊蕃长招徕番商来华贸易的职责被解说为“专切招邀蕃商入贡”。海外贸易作为“御夷狄”手段的另一目的是建立与海外诸国的朝贡关系。海外诸国因需求和依赖中国商品，为顺利展开商业贸易，也希望通过官方交往建立良好关系。所有官方交往都被纳入朝贡体系。朝贡制度既满足了中国中原王朝营造天下秩序的目的，也实现了海外诸国获取贸易利益的意图。吸引“夷狄”来朝的经济策略就是“厚往薄来”的回赐制度。如，宋朝的回赐由贡物折价、加赐、国主礼物、使节赏赐等构成。贡物折价都是优予折价并加价回赐，加赐、国主礼物、使节赏赐则是贡物以外的无偿赐予，使节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