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堡茶”区域民族茶文化互动研究.pdf

第3 9 卷第2 期Vol.39No.2贺州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ZHOU UUNIVERSITY2023年6 月Jun.2023“六堡茶”区域民族茶文化互动研究陈勇（贺州学院教师发展中心，广西贺州5 4 2 8 99）【摘要 六堡茶是南岭民族走廊区域瑶族、汉族等民族茶文化互动传承的历史产物。元代至大年间，粤北的瑶族群众应约入苍剿贼，茶叶产制的传统与习俗随即以民族文化互动的形式在六堡当地及周边的贺县、昭平等地流传和延续。十九世纪中后期粤商的运作，既加速了六堡茶的商业化进程，也为民国时期及以后六堡茶的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挖掘和还原六堡茶被遮蔽的悠久产制史，讲好茶文化的民族故事，用真实厚重的历史文化打造核心竞争力，将加速六堡茶的产业振兴，促进六堡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词 六堡茶；南岭走廊；茶文化中图分类号 TS97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 6 7 3-8 8 6 1(2 0 2 3)0 2-0 0 5 4-1 2茶文化是中国茶产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茶文化既不是单纯的物质文化，也不是单纯的精神文化，而是思想意识和物质载体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是一种典型的中介文化 1 1 4 0。中介文化具有自我组织性，它的整体呈现必然要依赖或得益于与各局部要素的交互作用，这一观点与文化符号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尤里洛特曼认为，符号圈的实际运作过程和生物圈具有相似性，都是由各要素组成的完整的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2 1 0。清晰的、功能单一的系统只有进人到某种符号的连续体中才能起作用，这个符号的连续体中充满各种类型的、处于不同组织水平上的符号构成物。以此观照，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绝非单个个体而是在特定空间内由不同区域、不同品类的茶（文化）个体构成的整体长期互动的结果，个体不可能脱离整体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个体之间始终是以最紧密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着的。六堡茶作为中国黑茶类茶叶品牌之一，因其主要产自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而得名。六堡茶的成名，既得益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粤商的商业化运作，使之走出大山、走出国门，畅销南洋市场，更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的全方位扶持。六堡茶也因此得以以产业化形式迅速发展起来。六堡茶现已成为广西茶产业的拳头产品，是广西目前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茶叶公共品牌【3 1 7 0。与普洱茶、安化黑茶、雅安黑茶等其他传统黑茶名牌产品相比，六堡茶仍被看成是黑茶类中的新晋者。近来不少科研工作者和茶业界人士“开始挖掘和探讨六堡茶的历史文化及工艺技术等内容”4 1。但由于研究的关注点(包括区域范围、相关联的民族)过少和研究视野过窄，从而导致相关研究一直难有突破。本文尝试通过对湘粤桂三省(区)瑶族的迁徙，以及瑶族和其他民族制茶用茶习俗的互动关联影响及粤商商业化运作等内容的综合考察，发掘与还原六堡茶产制的历史原貌，重构六堡茶区域民族茶文化互动史，以此加速和推动六堡茶的品牌建设，促进六堡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六堡茶 产制历史的研究现状六堡茶的产制起于何时，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六堡茶业界。发掘和还原六堡茶悠久的产制历史，是弥补六堡茶产制史缺失的关键。陈爱新较收稿日期 2 0 2 3-0 3-0 9作者简介 陈勇（1 96 3 一)，男，广西贺州人，贺州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符号学和民俗学。-54-陈勇：“六堡茶”区域民族茶文化互动研究早对“六堡茶”的产制历史予以关注和评述，他认为六堡茶是广西特产，素为侨胞所喜爱，该茶具有“四特”特征，即特有的产区、特别的加工方法、独特的品质风格、特殊的销售市场。陈爱新认为六堡茶原产于广西苍梧县六堡公社，因地而得名。与六堡公社紧密相连的五堡公社以及贺县沙田公社，同属这一茶区,周边县等茶区,其制法与六堡茶相同，品质相近，均为六堡茶产区。六堡茶的生产历史达二百年以上，盛时产量达三万担以上 5 6 0。陈爱新的这一推论较为严谨。进人2 1 世纪，有研究者依据庄晚芳等人编著的中国名茶中记录的“六堡茶”及桐君录中“交、广最所重”等记载，推测出“六堡茶的产制当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甚至还据此推导出“宋朝当时湖南就有黑茶制造，黑茶压成砖，运往西北，其中的茯砖茶 就是六堡茶的基本制法。从桐君录来看，六堡茶可能是湖南黑茶的前驱”6 2 1 3 8 9 等结论。笔者认为这类推断有待商榷。实际上，庄晚芳先生是将六堡茶的产制与岭南地区的饮茶史相结合来推测该茶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时间的,这是其一;其二,庄晚芳先生书中已明确“（对)六堡茶产制历史很少研究，唯据一些史料分析，可以推想它是一种很古老的加工茶”,此处的“可以推想”表明，他只是在作初步的意向性推测，而非作完全的科学论断；其三，桐君录里所说的“瓜芦木”也绝非特指苍梧的六堡茶，对此,庄晚芳先生是有深刻认知的。桐君录的完整表述是：“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苦涩。取其叶作屑，煮饮汁，即通宵不寐。煮盐人惟资此饮。而交、广最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芜辈。”7 4 瓜芦木，即“皋卢”“苦登”,也即现时人们所说的“苦丁茶”。沈怀远的南越志记载：“龙川出皋卢，叶似茗，味苦涩，土人为饮。”8 1 4 同治十一年（1 8 7 2 年)南海县志记载：“西樵号称茶山，自唐曹松移植顾渚茶其上，今山中人率种茶，间以苦登树,森森然望之若刺桐、丛桂。每茶一亩，苦登二株,岁可给二人之食。”9 5 2 0 以此看来，“交广”之“瓜芦”应该是两广沿海一带的煮盐人最早的代茶饮品。以桐君录的记载推导出六堡茶产制“有一千五百年历史”之说，确实形成了较广泛的影响，不少研究者随之都纷纷将此观点引述到自己的论著中1 0 1 3 2。对此说,亦有人提出质疑。马士成指出：“以桐君录所述累推六堡茶的出处，当极为不妥。”1 1 9 5 据苏文静、劳婷、曹顺平等人在2 0 1 8年对苍梧县4 0 株8 0 年以上的六堡古茶树的调查中发现：达到准古树标准(8 0 9 0 年)的有1 4 株，达到3 级古树标准(1 0 0 2 9 9 年)的有2 5 株，达到1级古树标准(5 0 0 年以上)的有1 株1 2 1 5 0 3 这一调查发现可为六堡茶的产制历史提供最有力的佐证。只不过，上述研究主要关注单一的显性史料，很容易被遮蔽的史料所左右，从而无法进行准确的界说。二、苍梧六堡地区相关民族构成的历史变迁对六堡茶予以记载的方志资料，目前所能见到的有清同治十三年（1 8 7 4 年）的苍梧县志“卷十物产”内记：“茶产多贤乡六堡，味厚，隔宿不变。产长行虾斗者，名虾斗茶，色香味俱佳，唯稍薄耳。”9 5 5-5 6 个别研究者文章里出现了“清康熙三十六年(1 6 9 7 年)版苍梧县志记载的茶产多贤乡六堡，味醇隔宿而不变，茶色香味俱佳”此记载出自何处，始终令人存疑。在嘉庆五年（1 8 0 0 年)版的广西通志“卷之九十一奥地略十二物产三梧州府”9 5 4 1,只记载容州黄家洞的“竹茶”和岑溪的“茶”,却没有苍梧多贤乡的六堡茶。梧州,唐武德四年(6 2 1 年)置，明洪武元年（1 3 6 8 年）由梧州路改为梧州府，“苍梧军门两府（总兵府、总督府、总镇府，即俗称之三府)并建始于成化初年(1 4 6 5 年)”1 3 7,苍梧县的县治与梧州府的府治所在地都共同指向现梧州市河东的老城区一一万秀区。即便查阅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时任广西巡抚杨芳编纂的殿粤要纂“卷二梧州府总图”1 4 1 7 9%也是如此。在此状况下，显然不可能是广西通志漏记或梧州苍梧地方官府瞒报。长久以来，六堡等区域所产的茶一直处在“听任山民自种，自产自销”的状态。同治版苍梧县志“卷十杂税”记：“唐穆宗时，两镇用兵，帑藏空虚，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岭南茶，-55-第3 9 卷播自领之。通考：宋天禧末，广茶听民自卖，不得出境。”9 1 5 5 嘉庆版广西通志“卷之一百六十一经政十一 亦记：“宋,天禧末，天下茶皆禁，惟山、陕、广听民自卖，不得出境。”9 1 5 4 2 很明显，唐宋时期，官府之所以对六堡茶产制不予理会、不加关注，主要是朝廷的政策抑制使然。元代以后，由于官员们长期受到中原正统茶文化的影响，认为当地山民自制的茶太土，难人流而不屑一顾，官员们的取舍无形中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地的饮茶品味和风气。因此，众多地方志当写到本地物产“茶”时，常用“土人不善制”或“味已逊闽、吴远甚”来描述，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 年）全县志甚至直接说“旧无产，所给皆闽产”，“用产无多，又未讲求采造，品茗之家，恒购自外埠”。尽管如此，六堡茶产制史的史料缺失，只能说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只把眼光町在六堡一地或只町在六堡茶本身，那么，必然无法突破史料缺失的固有局限，挖掘出被岁月没或被史料所隐蔽的历史。邵凡晶就以“人物互构与物的社会生命”为研究视角，利用六堡茶作为研究的媒介和载体，串联起特定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群体的互动（包括茶农、茶商以及茶工之间的群体互动）图景。苏娟借用近代生物学以描述种系发生的“谱系”1 5 1 4 理论作为研究茶民俗的一个视角，以求在时空中寻找出事物内部的关联性，同时找到文化断裂的痕迹及原因。以六堡镇现有的民族构成来看，虽说汉族人口比例远远大于瑶族人口，但是，在宋元至今近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情形却正好相反。西江流域在历史上曾经是瑶族聚居的中心，宋元以后，广西东部浔州（今桂平市区东南）、平乐、梧州等境内，仍然遍布瑶族集聚区。清代万斯同的明史广西土司一里记：“广西瑶、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梧、桂、平、浔等地“无地无瑶、壮”1 6 4。至清初，赵尔巽的清史稿认为广西全境“瑶、壮多于汉人十倍”。查阅殿粤要纂“卷二苍梧县图说”1 4 1 7 8,图上标示“壮 的大约有1 3 处，分布在“思德乡”周边和大致现六堡镇、黎埠镇、木双镇、旺甫镇一带（注：具体对应哪个镇，由于原图贺州学院学报某些地名因墨渍糊涂，难以辨认，笔者一时无法判定)以及“吉阳乡”与“戎墟”之间；标示“民村”的只有5 处，分布在“罗粒巡司”“赤水巡司”和“戎墟”之间(瑶、壮、民村错杂)以及安平乡与“目兵营”之间；其余地区均为“瑶”,标示共有1 6 处之多。据图中所示，当地各族人口比可为“瑶五壮四民一”。可见，明万历年间,瑶族、壮族的人口数是远远大于汉民的。据2 0 1 1 年苍梧县委统战部“少数民族聚杂居人口情况表”显示，全县瑶族、壮族人口仅有3091人，占全县人口总数不足1%1 6 3,其中壮族1228人，多聚居在广平镇思化村（1 2 2 0 人）；瑶族1 8 6 3 人，主要聚居在六堡镇山坪村（5 5 6 人）、狮寨镇岛朝村（6 0 9 人）、黎埠镇菱底村白水、石龟、掘银、龙旱四个组（3 3 0 人）京南镇木播村佃冲组（6 8 人），狮寨王水村连塘、大平两个组（5 8人）,其余的分散在狮寨镇木皮、大昌、思丰、古东等村各组。不难发现,生活在今梧州苍梧一带的瑶族、壮族群众较少，且分布区域也有所变化。据藤县志记载，官府曾两次从藤县和平镇屯江村的“五屯”征调“壮丁”入苍屯垦：一是天顺八年（1 4 6 4 年），“调五屯壮垦苍梧平政乡田”1 7 9 2;二是成化七年（1 4 7 1 年）,应苍梧民黎胜景的请求，“招五屯壮垦苍梧多贤乡田凡八十人拔田粮一百五十石有奇”1 7 9 3 8。这两次征调的对应地点和殿粤要纂图说标示的区域也大致吻合，现在苍梧一带的壮族人数已经不多了。导致此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梧州府（或苍梧县）治所地处岭南中心这一特殊的政治地理区位，尤其是明以后，梧州府成了两广总督府所在地，由此形成了梧州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上的绝对优势，对原本居住在此的（包括前期迁徙至此的瑶族或壮族等)少数民族群众造成较大影响。受侬智高起义、大藤峡起义、府江起义等影响，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为躲避战乱迁往周边更为偏远安全的山区，或因招降不再独立以“瑶”的身份出现，而是与“齐民”同编人各村保甲。编纂于清同治十二年(1 8 7 3 年)的梧州府志记载,成化十二年（1 4 7 6 年），朱英总督两广，为推动对瑶-56-2023年陈勇：“六堡茶”区域民族茶文化互动研究族的安抚而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