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从书出”的逻辑基础和实践误区.pdf

2023.4 期/总第 24 期“印从书出”的逻辑基础和实践误区张学峰【内容摘要】“印从书出”是篆刻学的重要观念和方法，对其逻辑基础需时做检视，以减少实践误区。首先，学习早期玺印，应重点关注文字分类和原初形态，将之归为秦、楚、齐等系列，金石味问题可置后。其次，应区别对待明清印谱和篆刻家，注目晚清名家，树立师法经典名家与经典作品的观念。再次，以朱简和赵之谦为例，分析理论和实践的微妙关系。发现朱简的篆刻不宜师法；阅读赵之谦印论，但不要忽略专精的前提。【关键词】印从书出；文人篆刻；明清印谱；朱简；赵之谦引言“印从书出”是篆刻学的重要观念和方法，也是衡量篆刻艺术水准的重要参照。当今，高校书法专业的篆刻教学，常从“印从书出”观念构建各自的教学方法，四川美术学院亦如此。除古文字和篆书课程外，四川美术学院篆刻课程，设置了“印学史”“篆刻 1（秦汉印及唐宋官印）”“篆刻 2（明清流派印）”“篆刻创作1（临创转换）”“篆刻创作2（多样性表现）”，这 5 门课程近 300 学时，共 14 学分（2017 年四川美术学院书法学本科教学大纲）。其结构较合理，课时充足，充分考虑了篆刻的历史发展时序，考虑了从临摹到创作的衔接。总结近几年的教学经验可知，“印从书出”观念提升了本科教学质量，学生以此探索篆刻艺术风格颇主动自觉。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某些问题也被凸显出来：对早期玺印缺少历史认知；对明清篆刻家的取法，认知颇为模糊；对篆刻史论甄别不精。这些问题直接反映了“印从书出”观念的逻辑基础和实践误区，因而需要厘清。一、早期玺印：关注文字分类和原初形态战国玺印文字与秦统一六国之后的小篆，区别较大。战国玺印文字的体势和结构较秦小篆丰富多样。因而，它们有更大的开发空间。事实上，秦统一六国以前，文字的地域特征较为明显。所以，可以通过比对秦、楚、齐等不同文字体系的造型特征，提升对文字的结构认识。1当然，文字学知识火候不足时，切勿分之过细，否则会混乱，甚至导致过多错误。一般分成三四个体系较为适宜。秦之前的早期文字图形特征和意象趣味更为鲜明。这种早期文字颇能启发创造性思维，对篆刻字法和章法的探索，对文字图形感的体会，十分重要。在对秦、楚、齐等文字体系，进行分类和归纳时，会遇到玺印等材料不充分这种状况。若此，可以用简帛和其他出土文物做适当补充。比如，可以将出土的楚简和楚帛书纳入楚系文字。因为楚地文字在秦汉时期，还部分保留了地域特征。这样，虽然孱入了部分后期文字，但是仍然能够大体提示楚系和秦系文字之间的差别。如果对楚、齐文字的地域特征、体势与结构特征有清晰的体认，显然有利于突破秦小篆对我们的既有框定。楚地出土文字较多，例如，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竹简，即可首先作为分类基础。该简书笔法活泼，体势飞动，重心时见不稳，大小时见反差，与秦小篆不同，圆弧线组构的空间亦非常不同。这种种不同，可以提升我们的创造性思维。早期文字残缺破损，实属常见。虽然在篆刻临摹和创作中，我们对残破和虚实也会慎重对待。但是，在归纳和比对不同体系文字时，残破引发的审美需要40教育暂时放下。因为，如果不能较好区分今日遗物和原初实物的联系和区别，那么对金石味和文字残破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即容易流于表面。这里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首先，残缺和模糊是后天的，它是由气候、水土、材质等因素偶然形成的，这种美感体认，必须放到第二位，我们应该尽力揣摩和体认文字的原初形态。那种原初形态，最接近玺印文字自身的原有特征，对其揣摩和体认，实际上是发掘理性和必然在篆刻中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对原初形态深入体认，日后创作，文字的正确率才会有保障。仔细想来，这也使得“印从书出”观念多出一份历史的理性；其次，再将残缺和模糊等元素，适度引入，探索有意与无意、理性与感性、必然与偶然这类辩证关系。简言之，文字的原初形态和地域特征即它的完整结构是首要的，残缺和虚实等细节形成的金石味审美，是第二位的。金石味的追求，必须奠基在较完整的文字结构和书写中。掌握好早期文字的完整结构和区域特征，往后的篆刻创作将具备坚实的基础，意趣的开发空间也将更为开阔。可以推想，楚简文字的活泼自然，天真率意，与秦刻石形成鲜明对比，那种“元气淋漓障犹湿”式的书写意趣，很能提升学习者的篆书书写水平，和对“写意”艺术的精微感知。二、师法对象：区别明清印谱和篆刻家明清文人篆刻发达之后，流派纷呈。从篆刻史角度看，每一流派自有其价值。但是在篆刻实践教学中，需要精选研究对象，因而，不甚重要的篆刻家，可以暂且搁置。对其学习和研究，应该放在对篆刻经典名家和经典知识掌握之后，以作为某种后续补充。例如，对周亮工赖古堂印谱（1607）、张灏学山堂印谱（1631、1632）、汪启淑飞鸿堂印谱（1745）这三部印谱，篆刻史常常提及，其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不容忽略。它们共收录7000多方印章，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然而，对于篆刻实践来说，它们只能退居二线，不宜直接作为师法对象。例如，学山堂印谱多为晚明篆刻家所刻，许多并非出自名家之手。飞鸿堂印谱一部分采自学山堂印谱，一部分为新刻，大体属于文彭、何震末流，黄士陵仁举图籍选自上海书画出版社君匋艺术院藏三家名印二百品 吴昌硕能事不受相促迫选自上海书画出版社君匋艺术院藏三家名印二百品 412023.4 期/总第 24 期庸俗板滞，作品往往只追求某种表面化装饰，以至于有学者感叹其“江河日下”2。事实上，这两部影响较大的印谱，只代表当时篆刻界的一般水准和流行样式，他们的篆字水平和艺术趣味较为平庸。他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金石学勃兴后成长起来的清代中后期篆刻名家相比，差距颇大。如果学习篆刻者将心力集中于此，将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总之，赖古堂印谱 学山堂印谱 飞鸿堂印谱等清中期以前的不少印谱，其文献价值高出艺术价值，在篆刻实践中不宜师法，学习者需要警惕这一误区。选择好的师法对象，与本科生认识水平的提高关系甚大。文人篆刻虽然从明代已兴起，但是，在清代金石学勃兴之前，篆刻家的文字学知识和审美认知，根基不牢，可以说，明代的整体水平一般。从“印从书出”角度看，邓石如、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等诸家，是篆刻学习的优选对象。但是，这些典型大家，也有水平一般之作，甚至里面还混有代刀或赝品。因而，需要对其进行斟酌识别。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方便之计乃是师生商议，以便缩小范围、集中目标。需要明确，从经典作品切入才能最直观地体会篆刻的艺术风格。合理的做法是：每个学生挑选二三个篆刻家，挑选每个篆刻家二十件左右的经典作品，以之作为攻关突破点；而后，篆刻家可放宽至五六家，作品放宽至四五十件，由点到线，进而将他们的艺术风格，归纳和比对。以上列举的七位篆刻家，风格成熟，都充分体现了“印从书出”的观念。其实，他们可以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邓石如、吴让之、吴昌硕、黄牧甫四人；第二梯队是徐三庚、赵之谦、齐白石三人。第一梯队更为优选，原因是他们的风格元素更为丰富，未来可以较好地融汇或转换到学生自己的篆刻创作中。第二梯队并不是因为艺术成就次之，而是那种融汇或转换相对比较艰难。例如，徐三庚不少篆刻作品过巧，其婀娜姿态有时过于装饰化，这种装饰化很容易被表面上照搬。赵之谦风格多样，其自家面目较隐蔽，且常有变化，所以把控难度较大。而齐白石，风格过于鲜明直接，学者很容易进入那种外在的程式化，难以脱身。熟悉篆刻史的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文彭、丁敬、何震等声名响亮的篆刻家未被选入？确实，在篆刻的材质、刀法以及风气转变上，他们有开山之功。但是从篆刻创作的艺术成就来看，从“印从书出”这一学术逻辑来看，他们似乎逊于邓石如、吴昌硕等后来者。就文彭和丁敬而言，其篆书水准平平，尤其是丁敬的朱文印，更不宜师学，其印面布局，滋味浅淡，其线质很容易变成一种不良习气。就何震而言，其作品真伪混淆，尚需专门史家予以甄别。沙孟海曾指出，程原、程朴父子选摹的何氏印选真伪混杂，以至于“痛饮读骚”“努力加餐”等何震常刻词句，反而不见。3所以师法何震，尤当慎重。三、印学史论：理论和实践的微妙关系以上讨论了对早期玺印文字进行分类的必要；讨论了师法对象宜精选，尤以晚清大家为重的原由。而文人篆刻兴起后，篆刻史论随之出现。如何理解篆刻史论，十分重要，现予以讨论。阅读历代印学论文和印章款识可知，其术语、逻辑和书法几乎相同。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印宗秦汉，拟某字或某体；二、广取博览，自成一家；三、古雅、雄健、浑朴、秀媚等风格术语频繁出现；四、注重学识修养的积累，“印外求印”等。这些论述多为宏观建议或一般美学描述。只有学习者掌握一定方法和手段后，对经典作品略有感悟才能发挥方向上的引领作用。学习篆刻史论虽然必要，但是不少理论和主张需要区别对待，否则意义甚微。例如，晚明朱简擅长印学理论，著有印章要论 印经等，并提出“用刀如使笔”的主张可谓“印从书出”的先声，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朱简也有篆刻作品流传，在技法上，他还创立碎切运刀技法。4朱简碎刀表现出的线条，大多钝拙残缺，这种碎刀法甚至启导了西泠大家丁敬等人。按理说，朱简在技法上有创新，擅长理论研究，是篆刻史重要人物，并且，其“用刀如使笔”的主张，也成为篆刻家的重要指南。如此看来，其篆刻作品应该是很好的师法对象。发人深思的是，朱简实际上并不适合作为前期和中期的师法对象，而只有到了高级阶段，他才适合作为某种价值参照，其刀法和点线的42教育质感，以及它们和字法之间的相互关系，才可能为个人艺术语言的凝练，提供某种启发作用。如果较早师法朱简篆刻，其碎刀法可能变成不良习气，格调可能会偏低。这也是篆刻学习容易走入的误区之一。朱简的案例表明，学习者需要慎重区别理论和实践，不少优秀理论家的篆刻作品，时常不适合作为师法的对象。赵之谦的案例则从另外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必须由专精到博览，不能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别人成功的案例，可能在短期内并不适合你。赵之谦的篆刻成就举世公认。有学者认为，其篆刻“天九人一”，而吴让之篆刻“天三人七”5。确实，赵之谦在皖派和邓派之后，拓展了篆刻的取法方式和表现空间。研究者常提示，赵之谦书法多体兼擅，绘画亦引领时代新风，可谓诗、书、画、印多艺并能。对这种“通人”，读者自然心仪。对于赵之谦来说，权量、铜镜、泉币、瓦当、汉灯、造像等古物上的文字皆可入印。读者倘若再读赵之谦的款识印论，如拟汉凿印法、拟汉铸印法、仿宋人小印法、仿黄小松法等文字，这类论述似乎让人觉得博取胜专能，仿佛一切皆可为之。它很多时候增加了学生的混沌感。6再如，“悲庵刻此，颇近敬叟”“仿黄小松司马家法”“悲庵刻此近朱修能”等题识，表明丁敬、黄易、朱简也是赵之谦的师学对象。这与本文的主张几乎背道而驰。值得指出的是，学习者很多时候忘了：你是在三五页内，花一时三刻的时间，把赵之谦数十年的经历和心得快速览知。因而，赵之谦在探索过程中曾经对某类字法或某类风格所做的细致研究和反复推敲，很容易被淡化。实际上，赵之谦也曾在较长时间勾摹和点校金石文字，其专精和细致可谓上乘。其篆刻有一个长期的、不断的锤炼过程。7再者，古人论印，或为三五术语，或为偶然心得，少有展开的分析论证，这一点读者特需留意。所以，赵之谦的专精和对个例的深入钻研精神，可能被疏忽。这也是学习者容易进入的误区之一。要之，即使是成功的篆刻家，其心得和主张，亦需仔细斟酌，切勿过早追求广收博约而忽略专精的强基作用。作者：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副教授本文编辑：孙强结语综上，本文从三个层面分析了“印从书出”观念的逻辑基础和实践误区：其一，学习早期玺印，可以将秦以前的文字，尝试归为秦、楚、齐等系列，注意早期文字体势的丰富多样以及完整性。在此过程中，要将金石味等问题暂且置后。其二，对待文人篆刻，要区分明清印谱和篆刻家的差别，多注目晚清名家。晚清名家对“印从书出”的探索最为成功，由此树立师法经典名家经典作品的观念。其三，需要灵活对待篆刻史论，朱简和赵之谦的案例表明，理论和实践似可分而观之。作为优秀理论家的朱简，其篆刻作品不宜师学。只有真切体会历史情境，赵之谦的印论才更有价值。“印从书出”作为重要的方法论，还包括其他一些不可或缺的逻辑基础。例如，如何提高篆书的书写水平，如何将毛笔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