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不休》现实主义的聚焦策略分析.pdf

不止不休现实主义的聚焦策略分析王 丹(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摘要 不止不休是由贾樟柯监制、王晶执导的现实题材励志影片。该片由白客、苗苗、张颂文领衔主演,宋洋特别出演,王奕权、周野芒主演,秦海璐、胡天渝友情出演,该片讲述了高中肄业的小镇青年韩东怀揣记者理想,离家来到北京闯荡,一路不止不休勇敢追寻自己理想生活的故事。在影片中,叙事重心经历了两次改变:从个人追求理想的焦虑到对记者职业生活的呈现,再到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同时,影片以乙肝为切入点,探讨了边缘人群的处境。文章试分析影片的现实主义聚焦策略。关 键 词 不止不休;现实主义;新闻专业主义基金项目 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和旅游研究项目“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新主流电影的剧作研究”(项目编号:HB22-YB124)。不止不休是由贾樟柯监制、新人导演王晶执导的现实题材励志影片。影片由白客、苗苗、张颂文领衔主演,于 2020 年 9 月 9 日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后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在中国上映。影片讲述了 2003 年的中国,高中肄业的小镇青年韩东怀揣记者理想,不顾家人阻拦离家来到北京闯荡,一路不止不休勇敢追寻自己理想生活的故事。在互联网尚未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纸媒尚且为王的时代,韩东发现了真相却在“真相的揭露”与“前途的光明”中犹豫,展现了人性的纠葛。作为一部以新闻行业为主题的影片,不止不休将叙事重点放在了个人的奋斗与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新闻业的公共价值之上。在影片中,新闻业展现出其在 21 世纪初的中国那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面貌,即新闻业的社会功能不只在于单纯地传递信息、普及文化,与此同时,它具备着社会监督、塑造秩序、引导舆论等多个层面的作用。对正义与道德的向往,取代,或者说在名义上取代了经济的诉求,成为新闻从业者们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可和内化的准则。影片以小人物韩东在报社的经历为切口,展现出复杂的世间百态。与此同时,在影片中,韩东最终取得了头版发稿的机会,标志着对新闻业引以为傲的专业主义的重申。影片也由此从电影的视听角度实现了对于正义、平等、公正等朴素价值观的呼唤。一、叙事图景:影像化的新闻从业者们不止不休以一系列拼接剪辑而成的仿纪实录像作为影片开头,随后,又将镜头转向了人声鼎沸的人才招聘市场,个人私密的独白被喧哗的环境所取代。影像尺寸和内容的变动标志着某种潜在的叙事逻辑,而对于刚进入影院观看电影的观众来说,这两幕场景却缺乏严格意义上的上下文联系,只有到了影片的最后,观众才意识到,这一系列采访录像式的呈现指向的是韩东与乙肝患者们的对话。而正是在这种看似无关的影像的转场切换之中,影片的核心意义得到了一次潜在的展示:世界上,并没有两个人是全然无关的。美国学者拉斯韦尔从功能的角度总结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监测环境、协调社会、传承文化。”1尽管这番论述并非只是单纯地针对新闻业而提出,但作为社会传播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环,新闻业无疑将这三种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协调社会的功能,恰恰对应着影片中的主旨,即制造部门与部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此外,影片中反复强调的“事实至上”的观念以及对于记者们专业风范的呈现,也可以隐约看见新闻业的愿154 2023 年第 13 期景和理想,即以提供事实、传播信息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推动政治民主化,并在适当的时候推动社会变革,这正好也是市场化的新闻业兴起以来,从业者们为了获取职业荣誉感和文化权利而对自身进行积极建构的方式。因此,可以看见,影片中的多数镜头都是为表达记者职业的专业性而服务的。当韩东来到京城时报的编辑部时,影片短暂地展示了一次会议上的争论,公共价值、隐私、肖像权等词语由人物说出,暗示着他们职业的特殊性。随后,在韩东与他人交谈之际,风尘仆仆、蓬头垢面的黄江进入了镜头,与同事展开了交谈。他们的对话将韩东排斥在外。在这一幕中,观众对于这种被排斥和视而不见的感知,与其说是某种阶层意义上的,倒不如说是职业门槛意义上的。新鲜与事实是新闻的生命,而这两种特性要求新闻从业者们必须适应快节奏、流动化的职业生活。二人对韩东的态度,似乎并非基于学历、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而产生的优越感,而是职业特性使然。于是,在这种影像的节奏之中,关于个人身份的认知焦虑中被悄然地取消了。尽管韩东的学历和经济背景都不容乐观,但是,记者的职业身份很快便取代了这些要素。对于升职、留任、成为正式工的向往,被紧凑、充实、忙碌的职业生活所取代。尽管影片在某些时刻提及了学历的制约,譬如黄江询问同事,去年留下的实习生有多少,同事回答只有一个,黄江接着说,前年留了两个,一个北大的,一个复旦的,但是这些更多的是作为叙事的点缀存在。此时,影片在前期所铺垫的北漂奋斗式的焦虑叙事让渡于一个更为宏观的职业叙事图景。影片的叙事重心也由此产生了第一次转向。毕竟,在一系列关于韩东和小竹的日常生活描述(例如,住在厨房、出租屋起火、被老板责骂)之后,观众原本的心理预期是:这是一个关于个人如何通过自我的努力从而在北京获得一席之地的故事。自我进步、自我决策、自我负责式的成功学话语,不再是影片叙事的主轴,而记者的职业生活与专业技能则成为首要的叙事目标。在韩东进入报社实习以后,影片有意地让几位老记者带领实习生们参观了京城时报运作的全流程:从取材、采访,到写稿、编辑,再到排版和印刷。从这个时候开始,影像的特点也随之转变为一种运动的状态。这种运动既是黄江口中的“要跑烂五双鞋,才算入了记者这个行业的门”,也是黄江和韩东一次次地离开报社、外出采访的原因。人物行动占据了影像的核心,镜头总是追随着人物的行动,于是,电影的视听语言与记者的职业特性形成了一次巧妙的合流。然而,在影片的叙事图景中,运动绝非记者职业的唯一特性。新闻无学,但是新闻很复杂。单纯地呈现记者们的职业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是忽视了记者们所肩负的社会担当和伦理职责。来到现场、接近人物与事件、采访、写稿,这种连续不断的行动因为新闻业的特殊性而具备了别样的光辉与价值。在确定了记者职业的外在表现以后,影片试图发掘记者职业的内核究竟是何。于是,影片的叙事重心发生了第二次偏移:由个人的奋斗转变为记者的职业生活,再转移为记者职业的道德内涵与社会价值。在深入矿难现场的情节中,黄江教导韩东如何伪装自己,使自己像一名外出务工的人员。他们穿着刚买的衣服在地上打滚,试图使自己看起来脏一点;在人满为患的旅馆,黄江佯装自己也是矿难死伤人员的亲友,在门口哀伤落泪。这一幕幕迎合了观众对于调查记者的想象,并将调查记者建构为某种采取边缘行动、以隐蔽的手段接近真相继而对抗邪恶的英雄般的存在。而这种建构恰恰暗合着“扒粪者”的概念。起源于美国的“扒粪运动”,“使揭丑与扒粪成为整个媒体业界所共有的价值取向,不论不同媒体间所持目的如何。从整个运动对于美国民众的启蒙,以及对影响深远的进步运动所起的作用来看,其成为媒介引导公众,促成政府决策、国家发展的典范”2。新闻业对丑恶事件、不公正现象的曝光,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人所分享的共识。不过,这种职业信念在日后的长期发展中被过度地神话化了。进步所指向的宏伟目标,往往不会注视到被压制与被掩埋的话语,并使英雄式的自我陶醉变异为故步自封。被文化建构的职业准则成为唯一且不容被挑战的标准,正如影片中的黄江。作为一名记者,黄江无疑是优秀的。他热爱记者的工作,并有着敏锐的嗅觉与强大的行动力,时刻关注着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的倡导者恰恰是新闻业长期用来自居的身份。然而,在这种强烈的职业精英意识之下,黄江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疏离感。他教育韩东,记者不需要改变什么,记者所需要去做的就是记录事实和真相。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价值无涉的论述。因此,在155黄江的眼中,记者职业所承载的伦理价值被简化为一种工具式的存在,与社会中的其他职业工种并无多大差异。在这种观念之下,记者的职责和任务,被简要地概括为维护现有的秩序,至于秩序的合理与否,则不在思考范围之内。此时,一种悖论诞生了。作为一名王牌记者,在纸媒时代,黄江拥有对信息流进行规制和裁决的能力,而规制和裁决的标准则是他所认为的公共利益,然而,诡异的是,黄江想象中的公共利益与社会中真实的公共利益是否完全贴合呢?更遑论作为市场化的媒体,京城时报的首要目标事实上依然是盈利。以公共利益的倡导者自居,进而谋取自身的经济利益,这才是媒体运营的实质。当韩东要求撤稿之际,黄江的勃然大怒说明了这一切:所有人都要动起来,所有东西都要更改。此时,公共利益的主张被取消了,对于报纸而言,每日出版的惯例以及具备吸引力的头条才是关键。自然,这种愤怒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出于职业荣誉感的情绪,但是,这份职业荣誉感和职业准则的来源何在?答案很明显:长久以来的市场化运作的结果。除此以外,影片中关于乙肝病人的报道的情节,更加彰显了两种不同的新闻专业观念的冲突。作为具体表现的是黄江与韩东的分流和决裂。黄江秉持的是置身事外的观念,对事物持有看似“价值无涉”的描述和态度。他所依凭的是现有的秩序和法律,而那似乎是天然合理的,并不存在可以被质疑的空间。此时,公共利益被化约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脱离了活生生的人群,成为某种至高无上且与现实的人毫不相干的存在。黄江反复地强调那是违法的行为,然而这种论述却有意地忽视了在获取公义的过程中,他所代表的调查记者们所使用的边缘手段。当为了获取真相之时,黄江们为自己披上记者的职业光环,以此获得了从事边缘行为的合法性,然而对于其他人而言,一旦想要通过边缘性的行为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之际,违法的界定便从天而降。影片由此指向了秩序是否合理的层面。而韩东与黄江则截然不同。尽管黄江对于他的欣赏正是基于所谓的“价值无涉”,或者用黄江自己的话来说,“不会因为同情心而影响判断力”,但在韩东的内心当中,记者的职业承载着崇高的社会价值,它关涉着秩序的公正与否、人们的尊严等。当涉事者脱离了面目模糊的处境,公共利益便有了更为深刻的讨论空间。黄江视野中的公共利益作为一种不容分说的标准,在某种形式上成为一种公开的暴力和道德羞辱。乙肝患者被想当然地认知为秩序的威胁者,必须被排斥在外,然而疾病自身的特性却无法被正视。“公共利益”不得不沦为多数人暴力的另一种代名词。由此,市场化新闻业的困境被完整地呈现了出来。市场化媒体究竟是服务于它的目标受众的利益,还是服务于真正的公共利益?很显然,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调查记者们即便自诩为公共利益的捍卫者,他们的自我认知却与他们的主要受众群高度绑定,因此,黄江口中的公共价值与违法行为,针对的是某种看似天然存在的多数利益。但是,世界的构成比之要复杂许多。与读者高度绑定的行为,使调查记者们失去了更为宏观的视野。一味地揭丑与扒粪,不由分说地为边缘人群盖棺定论,使他们在媒介的建构和呈现当中,表达为单一的敌对形象,至于敌对背后的原因,则是无须讨论的,因为现行的秩序已经说明了一切。于是,关于阶层跃迁和个人理想在影片的这一节点上经历了一次断裂。不过这种断裂规避了传统的奋斗叙事中的良心与财富的对峙,指向了更为复杂的层面,即两种都具备着正当理由的价值观的冲突,这份冲突诞生于新闻业的内部,与新闻业的运行息息相关。至此,影片以韩东的经历为切入点,运用现实主义气息浓重的方式,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其对于新闻理想的呼唤,完成了对于新闻业全景式的描摹和勾勒。二、叙事内核:疾病与边缘人的互文“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者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解决之道并非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3在疾病的隐喻中,苏珊桑格塔针对各式疾病及其相关的隐喻做出了一番精辟的论述。疾病不仅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缺陷,同时也是一种麻烦的公民身份,使个体陷入不名誉的处境。在影片中,乙肝作为一种疾病,被广泛地认知为强传染性,由此引来了一系列的歧视以及规范和限制的施加。社会文化与科学合谋,使过时的条例深入人心,并最终形成了某种强大的力量,阻碍着乙肝携带者156 2023 年第 13 期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