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视阈下的甘肃古代疫情防控.pdf

“国之大事”视阈下的甘肃古代疫情防控崔永利，刘再聪（西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河西走廊研究院，兰州 ）提要：瘟疫伴随人类的出现而出现，古籍中很早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和认识。瘟疫给人类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是危害人类生存的重大灾害之一。甘肃在古代是瘟疫多发区，见于正史记载的瘟疫有 次。统计显示，疫情分布于陇东、陇中、河西和陇南地区，分布范围基本上覆盖甘肃全省，跨越时代从东汉至清。见于正史的疫情都与封建国家兴衰有关，具有“国之大事”的性质。分析可知，正史记载疫情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是“合于圣人之经者”。在古代，疫情一旦出现，感染就“排门发生”，单户的编民是无法做到有效疫情防控的。迅速控制疫情蔓延、及时隔离病人、全面发药医治、妥当处理善后等救治措施都是国家行为。虽有僧道之士等社会力量介入疫情防控，但成效毕竟有限，与政府救治无法相提并论。可以说，在甘肃古代疫情防控中，政府具有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关 键 词：瘟疫；疫情防控；古代；甘肃；国之大事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疫又称瘟疫，是中国古代对各种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东汉许慎 说文 中有“疫，民皆疾也”的说法 ，直言疫病具有全民感染之特性。明代吴有性 温疫论 提出：“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将疫病比作徭役，意在强调排门发生，无一能免。学界研究古代疫情，立意或断代、或区域、或资料汇集，成绩斐然。西北出土汉晋简牍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有涉疫资料，笔者的学术团队曾予以讨论。历史时期，甘肃地区疫情频发。虽然学界对此有所关注，但所得认识依然有修正之必要。为此，本文以 部正史所记甘肃疫情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题探索。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研究主体明确。史学研究在资料上强调“竭泽而渔”，以往的研究往往因取材范围无限扩延，导致证据遗漏较多，研究主体不明确。二是研究方法更可靠。将二十六史所记甘肃疫情全部辑出，做整体性分析，可避免举例式论证无法避免的研究方法上的缺憾。三是认识更全面。正史向来被视为国史，国史所记即“国之大事”。选取新的视角，立足国史记载，有助于对甘肃古代疫情防控研究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一、正史所见甘肃古代疫情钩沉在 史记 汉书 中未见到甘肃地区在先秦及西汉时期发生的瘟疫记载，正史所记甘肃第一次发生瘟疫在东汉时期。后汉书皇甫规传 记载：（延熹四年）至冬，羌遂大合，朝廷为忧。三公举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斩首八百级。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明年，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 军 感 悦。东 羌 遂 遣 使 乞 降，凉 州复通。延熹即东汉桓帝年号，延熹五年即 年。陇即陇山，陇右指陇山以西地区，也言陇中，包括今甘肃天水、定西、白银、兰州一带。史料显示，此次瘟疫发生范围包括陇山东西两侧区域。西晋国祚较短，但正史中也记载了 次甘肃瘟疫。年，“秦、雍二州大旱，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年，“秦、雍州饥疫至秋”。年至 年，即“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文学历史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秦州即今甘肃天水一带，年间，秦州一带发生 次瘟疫。这是甘肃历史上首次见于记载的民众感染瘟疫的情况。十六国北朝时期，正史所记甘肃瘟疫都与战争有关。年 年，前赵刘曜进攻仇池氐杨政权，结果刘曜重病，军中“兼疠疫甚”。仇池在今甘肃西和、礼县一带，与天水相邻。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浚西征吐谷浑，“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 引 军 还，获 畜 二 十 余 万”。“河”即黄河。北魏军队出现疾疫发生在今青海、甘肃两省交界的黄河流域一带。隋朝及唐前期，正史记载甘肃发生瘟疫 次。年，陇西狄道人辛公义因参与隋军平陈有功，擢任岷州刺史。期间，岷州发生瘟疫。据 隋书 卷 辛公义传，“从军平陈，以功除岷州刺史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厅廊悉满”。岷州即今甘肃岷县一带，属于边郡。隋朝岷州人口较少，至唐开元时岷州仅有“户三千九百五十”。岷州疫情发生在夏季，边郡小州，病人一时达到数百，看来疫情来势凶猛。唐前期，甘肃地区见于正史记载的瘟疫有 次。武德年间，“时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递相连染，诸医无能疗者”，。“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贞观“十六年夏，谷、泾、徐、戴、虢五州疫”。永淳元年（）“六月，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籍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次瘟疫发生地，与甘肃相关者有关中、关内、岐、陇等。关中一般指四关之中，四关指“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据此，今甘肃庆阳部分地区 在 四 关 之 内。关 内 当 为 关 内 道，贞 观 元 年（），唐分天下为十个监察区，称“十道”，关内道为十道之首 。关内道包括陇山、黄河以东大片区域，今甘肃白银、平凉、庆阳等地大都被囊括在内。泾州即甘肃平凉一带，辖区主要在陇山以东区域。岐、陇指岐州、陇州，二州相邻，元和郡县图志 记载：“凤翔府（岐州）管州二：凤翔府、陇州。”岐州、陇州包括今甘肃平凉、庆阳部分地区。唐后期及五代宋时期，甘肃大部分地区分属于吐蕃、宋、夏、金及甘州回鹘政权、敦煌归义军政权等，瘟疫在河西、陇中、陇东都有发生。旧唐书吐蕃传下 记载：“吐蕃入寇，恒以秋冬。及春则多遇疾疫而退。”如是，则贞元（）初期乃及此前一段时间，在吐蕃军中当有疾疫发生。当时唐蕃以六盘山为界，“吐蕃入寇”即吐蕃军队进入泾、宁、庆、麟等州，这一区域包括六盘山以东的甘肃平凉、庆阳等地。年，吐蕃占领区发生疾疫：“自是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鼙鼓声，人相惊。”洮水今名洮河，发源于甘青交界处的西倾山，干流主要流经甘肃省碌曲、卓尼、岷县、临洮等县，在永靖县汇入黄河。元和郡县图志 岷州条记载：“岷山，在（溢乐）县南一里。”据 宋史 卷 吐蕃传 记载，年，吐蕃部族六谷酋豪首领在河西走廊武威一带建立的西凉府政权发生疾疫：（景德）三年铎督遣安化郎将路黎奴来贡。黎奴病于馆，特遣尚医视疗。及卒，上怜之，厚加给。五月，铎督又言部落疾疫。诏赐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药，凡七十六种。使者感悦而去。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西凉府发生瘴疫：“壬午，以西凉府觅诺族瘴疫，赐药。”武威地区地形南高北低，南边是祁连山地，北边是武威绿洲及沙漠地带。绿洲地带海拔不到 米，祁连山中可樵牧的山地海拔不到 米。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部众不会有高原反应，故此处的“瘴疫”当为疾疫。元代甘肃见于正史记载瘟疫有 次。元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戊申，太阴掩井。岷州旱、疫，赈之”。年，“土番岷州春疫，夏旱”。两 次 瘟 疫 相 隔 时 间 不 长，都 发 生 在岷州。明代见于正史记载的甘肃瘟疫有 次，分别是：永乐五年（）“陕西大疫，（王彰）奉使祠西岳”，永乐“九年（）七月，河南、陕西疫”，景泰“六年（）四月，西安、平凉疫”，“嘉靖元年（）二月，陕西大疫”，万历“十六年甘肃社会科学 年第 期（）五月，山东、陕西、山西、浙江俱大旱疫”，最后一次疫情在 明史神宗本纪 也有记载：“山西、陕西、河南及南畿、浙江并大饥疫。”当时，甘肃东部归属于陕西布政使司管辖。几次疫情发生的地区，除了平凉之外，其他地方在史书中的记载都不够具体，可判断大体都在甘肃东部地区。清代见于正史记载的甘肃瘟疫有 次：康熙三十一年（）“静宁疫”、康熙四十七年（）“凉州大疫”、乾隆二十五年（）“靖远大疫”、乾隆三十五年（）“兰州大疫”、乾隆五十五年（）“镇番大疫”、嘉庆十六年（）“永昌大疫”、道光二年（）“安定大疫”、同治二年（）“皋兰大疫”、同治五年（）“永昌大疫”、同治八年（）“秦州大疫”。清史稿 卷 灾异志 对疫情发生地记载明确，遍及河西走廊、陇中、陇东。相关情况见表 。表 见于正史的甘肃瘟疫资料时代次数发生区域灾情及后果资料出处东汉陇右撤军 后汉书皇甫规传西晋秦州伴随饥馑 晋书五行志 宋书五行志 晋书食货志南北朝仇池 甘青交界处撤军 晋书刘曜载记 魏书安同传 魏书高宗纪隋岷州民风好转 隋书辛公义传唐前期关中 关内道 泾州 岐州 陇州 旧唐书许胤宗传 新唐书五行志唐末五代陇山以东 洮河流域吐蕃政局不稳 旧唐书吐蕃传下 新唐书吐蕃传下宋西凉府宋赐药 宋史 之 吐蕃传 真宗纪元岷州赈之 元史 之 英宗本纪 泰定帝本纪明陕西 平凉大疫 明史 之 王彰传 五行志 神宗本纪清 静宁 凉州 靖远 兰州 镇番 永昌安定 皋兰 秦州大疫 清史稿灾异志通过检索及分析可知，在 部正史中，共记载了甘肃古代发生的 次疫情。疫情分布于陇东、陇中、河西和陇南地区，分布范围基本上覆盖甘肃全省，跨越时代从东汉至清。二、正史记载甘肃古代疫情是“合于圣人之经者”中国古代并无专门负责疾疫应对和防治的机构，也没有留下集中收录相关记载的文献，瘟疫叙事散见于政书、史书、志书、医书、文书文集、笔记和小说等多种史料。其中，正史具有国家书写之性质，所记内容一为实、二为要，意义重大。实即实录，班固赞 史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除了纪实之外，正史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其国家意义。清乾隆四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卷 史部 记载：正史之名，见于 隋志 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宸断”即皇帝的裁决?决断，“正史体尊，义与经配”意即其内容与经可配，均在凸显正史之国家意义。部正史，要么官定，要么官修，最后一统为官定史书专称。梁启超曾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虽有失颇偏，但道出正史以“国之大事”为主线的历史叙事视角。民国时期，清史稿 和 新元史 获得正史地位，正史数量增至 部。关于 次疫情，从记载疫情材料类型看，有纪、传、志。从记载形式看，疫情内容在纪传中是传主、纪主事迹的相关部分，在志中是君主德行之反应。下文从疫情的后果及影响等方面，逐一分析 次疫情在正史中的“国之大事”性质。东汉桓帝、灵帝两朝，羌人向东汉政权的攻击正是最为激烈时期，战争前后持续 年之久。皇甫规军队染疫，发生在为讨伐羌人向陇右进军途中。皇甫规果断有力地控制了疫情，不但稳住了军心，而且恢复战斗力，迫使“东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复通”。西晋时期，秦州一带发生了 次瘟疫。瘟疫发生要么前提是朝政荒废、要么后果是氐文学历史羌反叛，无不与政事相关。十六国北朝时期，仇池、吐谷浑地区发生瘟疫，直接后果都是进攻的军队立即撤军。隋代，岷州刺史辛公义从政尚善，致力于疾疫防治，深得民心，被“合境之内呼为慈母”。地方官员关心民众疾苦，自然能赢得民心。唐代，甘肃发生 次疫情，武德年间疫情记载见于 旧唐书 卷 许胤宗传，旨在强调传主医术高明：“（许）胤宗每疗，无不愈。”贞观、永淳朝 次疫情均见于 五行志，仅仅罗列而已。然检 册府元龟 记载，贞观年间全国共发生 次瘟疫，每次都有施药救治的具体措施，“十年，关内河东疾病，医赍药疗之”。“十六年夏，谷泾徐虢戴五州疾疫，遣赐医药焉。”何以如此？五行志 同条记载：永淳元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占曰：国 将 有 恤，则 邪 乱 之 气 先 被 于 民，故疫”。其中，“恤，忧也”。很显然，五行志 记载瘟疫的目的在于预示国将有难并以此警示国君。唐后期，洮河流域发生瘟疫，正值吐蕃王朝达磨赞普时期，“达磨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愎少恩，政益乱”。史家认为，此次疫情乃达磨政局混乱国势衰弱之表现。北宋时期，武威地区吐蕃西凉府发生疾疫，北宋赐各类名贵药材 种之多，结果“使者感悦而去”。宋朝此举，在于进一步加强与凉州吐蕃势力的联合，从而对党项李继迁政权形成夹击攻势。元朝时期岷州发生的两次瘟疫见载于本纪，并未与任何史实相联系。然据 元史天文志 记载：“日星、风雨、霜雹、雷霆之灾异载于春秋，慎而书之，非史氏之法当然，固所以求合于圣人之经者也。”也就是说，记灾异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