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叙事与何休灾异说之新变.pdf

文学与文化研究纬叙事与何休灾异说之新变孙玲玲*内容摘要：受东汉纬解经风气的影响，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话中也广泛征引纬文献解说经传，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数其征引“春秋说”解说灾异的现象。经过考证，何休频繁征引的“春秋说”乃是春秋纬的一个泛称，而非某部确切的纬文献。而何休在征引“春秋说”时也多是引用其中的叙事来解说灾异，这一征引方式与何休灾异说出现新变密切相关。关键词：春秋说何休灾异说纬叙事纬之说兴起于西汉末年，大盛于东汉时期，其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史书及其他文献皆有明证，毋庸赘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它对东汉经学的影响，以至人们提起东汉经学时常常用“纬化”一词加以概括。身处这一思想潮流中的何休也“未能免俗”，他的“春秋公羊”学也深深打上了这一时代烙印。查检整部春秋公羊解话不难发现，大到春秋之义，小到名物训话，何休用纬之说解释经传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吸收纬叙事对灾异进行解说的事例。那么何休究竟是如何引用纬叙事进行灾异解说的？这些解说的背后又蕴含了何休怎样的经学思想？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从徐彦春秋公羊疏（下文简称尔疏）中所引的“春秋说”谈起。*【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战国春秋学研究”，项目编号：202113023；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儒家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20RWC004。*孙玲玲，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经学。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 辑蘭耘学刊一徐彦所引“春秋说”考何休引用纬时大都不标明出处，因此我们对其引用何种纬文献的判断大都依据徐彦之疏而来，而在徐彦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春秋说”。综合多方面的考察，笔者以为，徐彦在疏中所言的“春秋说”并非一部或一篇确切的纬著作，而是春秋纬的一个泛称。支撑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三。其一，历代学者认定的春秋纬篇目中，并无一篇名为“春秋说”的著作。关于汉代流传下来的春秋纬篇目，后汉书李贤注的说法最为可信，它包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擎佐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等十三篇。后之学者在辑佚春秋纬时，虽不免增加一些新的篇目，但大都以这十三篇为主，比如清人赵在翰七纬的春秋纬篇目就完全依此而来，明代孙毂的古微书所辑铁到的1 5 种春秋纬也是在这1 3 种基础上增加了春秋内事春秋命历序两篇，玉函山房辑书黄氏逸书考所辑春秋纬篇目与古微书同，清人乔松年纬君的春秋纬篇目则在这13种基础上另加春秋纬杂篇（8 种）和泛引春秋纬两大类。但无论哪一种春秋纬目录，均不见“春秋说”之名，若将徐彦所谓“春秋说”视作一部具体的春秋纬著作，明显不妥。其二，一条内证。这条内证见于隐公元年疏，徐彦的一条说辞无意中透露出其前面所引的“春秋说”指的乃是元命包。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传日“王者熟谓？谓文王也”，何休注日“以上系王于春，知谓文王也”，徐彦以问答形式解此注日：1这八种包括春秋录图春秋录运法春秋孔录法春秋璇玑枢春秋命篇春秋河图命篇春秋玉版春秋瑞应传。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 0 0 9 年版，第4 7 6 6 页。2023.No.1纬叙事与何休灾异说之新变问日：春秋之道，今有三王之法，所以通天三统，是以“春秋说”云“王者熟谓？谓文王也。疑三代谓疑文王”，而传专云文王，不取三代何？答日：大势春秋之道，实兼三王，是以元命包上文总而疑之，而此传专云“谓文王”者，以见孔子作新王之法，当周之世，理应权假文王之法，故遍道之，故彼宋氏注云“虽大略据三代，其要主于文王者”是也。在这段对话中，“元命包上文总而疑之”是理解的关键，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里的“上文”究竟指的是哪些上文，也就清楚了徐彦所引的元命包的内容。清人乔松年在纬据中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他的一段按语颇有启发性，其文日：愚按，公羊“春王正月”疏引此六条皆指为“春秋说”，而于“谓文王也”疏下解之日“是以元命包上文总而疑之”，则此六条皆可定为元命包之文，且王制疏引“周爵五等”一条正作元命包也。依乔氏之见，徐彦所说的“上文”指的就是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疏中出现的六条“春秋说”，这六条“春秋说”的位置正处于“是以元命包上文总而疑之”之上。如此，则这六条“春秋说”的内容可确定如下：1.周五等爵法五精。2.庸者，通也；官小德微，附于大国以名通，若毕星之有附耳然。3.元者，端也，气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 7 6 6 页。12（清）乔松年辑纬卷五春秋纬，清光绪三年（1 8 7 7）引强恕堂刻本。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 辑厮耘学刊4.王不上奉天文以立号，则道术无原，故先陈春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后陈春矣。5.昏斗指东方日春，指南方日夏，指西方日秋，指北方日冬。6.王者熟谓？谓文王也。疑三代谓疑文王。乔松年在纬据中就将此六条“春秋说”辑人元命包。这条内证告诉我们，徐彦有将某一确切春秋纬篇目称为“春秋说”的习惯。这一习惯是否也适用于其他春秋纬篇目呢？笔者以为答案是肯定的，具体解析请看“其三”。其三，通过文献对比，还可为三条“春秋说”找到确切的文献出处，这就再次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推测，即徐彦所谓的“春秋说”只是春秋纬的一个泛称而已。这三条例证分别如下。第一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传日：“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解话日：“以常录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鲁侯隐公也。”徐彦解释何休“君，鲁侯隐公也”之义云：案“春秋说”云：“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公正无私；侯之言候，候逆顺，兼伺候王命矣；伯之言白，明白于德；子者，擎恩宣德；男者，任功立业。皆上奉王者之政教、礼法，统理一国，修身洁行矣。”今此侯为鲁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称，故言“君，鲁侯隐公也”。此处徐彦引“春秋说”为何休的解释寻找文献依据，而通过对读礼记王制之疏可知，这一“春秋说”即元命包。礼记王制有文日“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郑玄注解此处经文日：“二五，象五行刚柔十日。禄，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日卿。”孔颖（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 7 6 5 一4 7 6 6 页。（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 7 6 5 页。22023.No.1纬叙事与何休灾异说之新变达疏解郑玄注时则明引元命包日：“知象阴阳者，按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可以看出，礼记正义所引元命包之文与徐彦所言“春秋说”内容相一致，故此处之“春秋说”即元命包。第二例，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赠”，传日：“含者何？口实也。”何休解“口实”日：“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贝，春秋之制也。”徐彦认为何休“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贝”之语乃出自“春秋说”。而通过文献对比，我们再次为这一“春秋说”找到了确切出处：初学记卷十四礼部下引春秋说题辞日：“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贝。”无独有偶，太平御览卷五百四十九礼仪部二十八同样引春秋说题辞日：“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贝。”显然，徐彦在疏中所征引的“春秋说”之文与初学记太平御览所引的说题辞内容完全一致，故此处之“春秋说”即说题辞。孙毁古微书、赵在翰七纬、乔松年纬君等也均将此条归人说题辞之列。第三例，哀公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何休认为这一灾异现象预示了之后的“周室遂微，诸侯相兼，为秦所灭，幡书道绝”等事，徐彦引“春秋说”“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正起，胡破术，书记散乱，孔子不绝也”之文为何休之说寻找文献依据。而通过对比艺文类聚可知，徐彦这一“春秋说”即演孔图。艺文类聚卷九十八祥瑞部引春秋演孔图日：“趣作法，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两相对比，可以看出除去“孔圣没”艺文类聚作“圣作”之外，其他内容（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 8 6 1 页。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 9 2 4 页。（唐）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2 0 0 4 年版，第3 5 7 页。（宋）李防编纂，任明、朱瑞平、李建国校点太平御览第5 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 4 5 页。（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 1 1 1 一5 1 1 2 页。（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9 9 年版，第1 6 9 4 页。6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 辑耘学刊皆与徐彦所引“春秋说”基本一致。孙毂古微书、赵在翰七纬、乔松年纬君等亦将此条归人演孔图。综合以上三例可以看出，徐彦所引的“春秋说”乃是春秋纬的一个泛称，而非某一部或某一篇确切的纬著作。其实徐彦对纬书的这一称谓习惯是承袭汉人而来，比如郑玄在引用纬解经时就习惯将它们称为“某某说”，清人严杰总结日：“（徐彦）解中凡言春秋说，皆春秋纬书。作解者用汉人之法，不出书名耳。”此言甚是。二何休引識纬叙事解春秋灾异既然徐彦所言“春秋说”乃是春秋纬的一个泛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纬文献对何休解经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徐彦之疏稍做梳理即可看出，何休所引春秋纬涉及的内容其实非常广泛，有关于“孔子作春秋”这一本原问题的，有关于“三科九旨说”这一“公羊学”重要纲领的，还有关于礼仪制度、天文历法、星象灾异等重要内容的。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则是与春秋相关的叙事内容，这些叙事或据史书而来，或另有所据，对何休解经尤其是他的灾异解说产生了重要影响，故需要着重探讨。下面通过几个具体事例加以分析。在董仲舒开辟的春秋灾异说的传统中，“取象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谓“取象”，就是某一灾害产生的原因或某一异象所预示的结果。譬如隐公五年秋“”，董仲舒认为此次灾与该年春时隐公观渔于棠有关，所谓“公观渔于棠，贪利之应也”，这里的“公观渔于棠”就是此一灾的“取象”。再如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已已，日有转引自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六校勘记，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 8 4 0 页。（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 7 9 3 页。（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下之上，中华书局1 9 6 2 年版，第1 4 4 5 页。2023.No.1纬叙事与何休灾异说之新变食之”，董仲舒解此日食异象日：“其后戎执天子之使，郑获鲁隐，灭戴，卫、鲁、宋咸杀君。”这里的“戎执天子之使”“郑获鲁隐”“灭戴”“卫、鲁、宋咸杀君”分别指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隐公六年“狐壤之战，隐公获焉”、隐公十年“秋，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隐公四年“卫州吁其君完”、隐公十一年“羽父使贼弑公于窝氏”以及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诸事，而这一系列事件就是此次日食的“取象”。可见，“取象说”乃是春秋灾异说的一项重要内容。何休在解说灾异时也继承了董仲舒的“取象说”，而且在某些灾异事件的取象上也与董仲舒颇为相似。譬如桓公十四年正月“无冰”，董仲舒以为此“象夫人不正，阴失节也”，何休亦以为“此夫人淫，阴而阳行之所致”，显然董、何二人皆将这一无冰之异归因于桓公夫人淫不正。再如庄公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为“夫人哀姜淫乱不妇，阴气盛也”，何休亦将此灾与哀姜相联系，日“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阴气盛”，何休之取象与董仲舒相一致。但还有一些事件，何休却与董仲舒存在明显差异。比如桓公三年“秋七月王辰，朔，日有食之，既”，传日“既者何？尽也”。依传之意，此次日食乃是一次罕见的日全食，相比之前的日偏食而言，其灾异程度要严重许多。董仲舒解此灾异日：“前事已大，后事将至者又大，则既。先是鲁、宋弑君，鲁又成宋乱，易许田，亡事天子之心；楚称王。后郑王师，射桓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 7 8 3 页。（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下之下，第1 4 7 9 页。（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 7 9 5、4 7 9 4、4 7 9 8、4 7 8 6、3 7 7 2、4804页。(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 8 2 2 页。(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中之下，第1 4 0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