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脉兴盛的三重归因——宋代常州浚河诗文解读.pdf

第29卷第3期江 苏 理 工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Vol.29，No.3Jun.，20232023年6月芝加哥城市研究学派代表罗伯特 E 帕克提出城市是一种“心物合一”机制（psychophysicalmechanism），城市研究就是研究城市的物理结构与道德秩序如何相互塑造1。而文脉正是城市的物理结构和道德秩序相互作用的结果之一。文脉赋予城市建筑、景观等环境因素以历史价值，将个人与集体的记忆交织成“场所精神”，并在时间长河中凝聚成城市的特质，以延续城市的历史和人文价值2。常州自古被誉为江南水乡，“太湖底定于其南，大江绕出于其北”321。自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以来，常州便以大运河为主动脉，连通市河各支脉，形成城市循环系统；城市外围众多运河支流北接长江，南通太湖、滆湖，“长波之所贯，众渠之所杀，变瘠土成腴壤”321。千百年来，河兴则城兴。运河滋润这方水土，使常州成为丰饶的鱼米之乡；运河更孕育城市文化，使常州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宋代以来，常州“儒风蔚然为东南冠”339。运河因而成为常州城市标志性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具有独特的物理结构，并且在千年流淌中积淀了这座城市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秩序，也成为常州的文脉所在。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城市河流常常发生淤塞，疏浚便成为维护城市有机体健康吐纳的第一要务。事实上，浚河是古代地方官的一项重要政绩，也因此常被载入史册。由于浚河治水关系民生，因此也常被文人墨客写入诗文。常州运河诗文 全面收录了历代歌咏常州运河及风物的诗文260多篇，其中直接关涉运河疏浚的有17篇。这些诗文兼具文学性和史料性，从中可以发现在运河疏浚这件大事上，常州人赋予特定的象征内城市文脉兴盛的三重归因宋代常州浚河诗文解读金 涛（江苏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摘要：运河疏浚是运河诗文独具特色的重要题材之一。在历来重视文教的江南地区，浚河不仅关系民生，更关系城市文脉。在运河疏浚与城市文脉兴盛关系问题上，两宋时期先后出现了三种不同态度：风水说，即与地理术有关的“形胜之助”；教育说，即奉行庠序之教而形成“弦歌之盛”学习之风；政教说，即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和谐共促人才教化的“政教之善”。就此，从“以诗证地”的角度解读常州后河疏浚对于城市文脉兴盛的三种重归因，试探索古代常州作为运河之城的城市人文价值观。关键词：城市；运河；疏浚；文脉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394（2023）03-0066-06收稿日期：2022-10-10基金项目：常州市第十六届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运河疏浚与城市文脉常州浚河诗文研究”（CZSKL-2020C05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莎士比亚城市剧研究”（2021SJA1192）作者简介：金涛，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河流文学、莎士比亚文学。第3期金 涛：城市文脉兴盛的三重归因宋代常州浚河诗文解读67涵。运河的畅通，除了关系到漕运和灌溉，即“舟楫之利”，还关系到士子科第和官员升迁，即“文风浸盛”，而后者往往在诗文中被放大。在两宋时期，常州文人展开了后河（常州主城区内一条连接大运河的市河）开凿和疏浚与常州文脉兴旺关系的历史“争论”。这场争论集中体现在四篇诗文之中。本文聚焦古代常州运河地理景观，从“以诗证地”角度解读浚河诗文，研究历代文人，特别是宋代文人对运河疏浚与常州文脉关系的不同态度，进而探索古代常州城市人文价值观。一、“形胜之助”：文脉风水说古代治水关系到漕运和灌溉，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士绅以及百姓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一旦涉及到自己要出钱出力来治水，就会犹豫不决。地方官往往会发起鼓动人心的演讲，为治水找一番说辞。在常州治水历史上，尤其在宋代，人们普遍认为后河的通畅或壅塞决定了常州士子的科举之运。据咸淳 毗陵志 记载：“后河俗号市河，自南水门环外子城，历月斜桥、金斗桥、瑞登桥，穿郡市，出里虹桥入运河。天圣中李守馀庆始开凿。”4北宋著名理学家邹浩（10601111）曾撰开后河遗事，以颂扬常州知州李馀庆运用“地理”说成功动员民众开凿后河的事迹。文章写道：“李公精地理，诱率上户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风浸盛，士人相继高科，三十年当有魁天下者，尔之子孙咸有望焉。河成未几，学者果盛。”332文中提到的“地理”就是风水。李馀庆精通风水术，他在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借用风水说“诱率”（鼓动）民众开凿后河，说开河有利于科考成功，并预言三十年后会有常州人科举夺魁，由于后世果有士子相继高中，李馀庆的言论便获得了“合法性”。风水说助力李馀庆成功说服民众开凿后河，他的后继者常州知府朱彦在崇宁初年（1102）疏浚淤塞的后河，第二年常州武进人霍端友魁天下，中一甲一名进士。因此，风水说再次应验“向之形胜复出矣”。“形胜”典出 荀子 强国：“其国险塞，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其本义是指地理形势有利的地方。风水术常常把人的运气和特定的方位和地形相联系。邹浩曾如此描写状元霍端友家的位置和地势：“霍氏居河上游，河势曲折，朝揖其门，钟聚秀气，世有名人。”332最后又反问道：“然则形胜之助，孰不可信乎？”进一步强调了对于风水说的赞同。继邹浩撰 开后河遗事 85年之后，常州府学教授邹补之撰写的 重开后河记 再次认同后河疏浚对于常州文脉的风水学意义。重开后河记 是邹补之为表彰常州知州林祖洽（11401218）疏浚后河事迹而作。文中有一段关于地理位置（风水）与文脉关系（科举）的考证：居复深念常为东南大州，富于文雅，顾今风俗不加于旧，而文饰日逊焉。他日肩篮舆，访井落，谓彼顾塘桥于州位为东南，势为喉襟，此殆 易 所谓“巽东南也，文明以止者耶？”文明者，不可使晦；喉襟者，不可使壅。337这里将常州的文风衰微与 易经 里所谓“巽东南也，文明以止”联系起来，无非是为疏浚后河寻求来自经典的合法支持。因为既然东南方是人文所在的方向，就不应该使它晦暗；既然是咽喉和胸口的位置，就不能使它淤塞拥堵。基于地理术或风水说的浚河诗文还有很多。如陈玉璂 毗陵水记 有云：“各河天成潆结，江左郡邑中流水迎秀聚气，无出其右者”379，其中的“聚气”是风水学中重要概念。又，唐鹤征 议文成坝上当事书373记述了无锡人和武进人关于修建文成坝的争论。当时无锡人认为常州运河上的水坝破坏了无锡的风水，致使无锡士子不能考中进士。作者批驳了无锡绅士相信青乌家（风水先生）的谰言。这些批驳虽然有一定的逻辑性，但也从反面透露出当时常州市民普遍认同的风水观。总之，在古代，科举成绩的好坏，是判断城市文脉好坏的重要指标。宋代常州文人认为科考的成功，源自后河的疏浚畅通，即所谓“形胜之助”。因此，风水说构成了城市文脉兴盛的第一种归因。68第29卷江 苏 理 工 学 院 学 报二、“弦歌之盛”：文脉教育说关于常州三任地方官李馀庆、朱彦、林祖洽开后河这件事，邹浩和邹补之主要从风水说来论证运河通畅与科举兴盛的关系，而大诗人陆游却另辟蹊径，从新的角度阐述常州文脉兴盛的原因。南宋淳煕十四年（1188）后河再次疏浚后，应常州知州林祖洽之邀，陆游作 常州开后河记，他首先回顾前人事迹及其影响：“方是时，毗陵多先生长者，以善俗、进后学为职，故儒风蔚然为东南冠”339，并以霍端友在运河疏浚后第二年高中为例证，“策名天下士第一”，于是人们把常州人科举上的成功归因于后河疏浚。“则说者遂归之后河，曰 是为东南文明之地。”339不难看出，陆游回溯前人疏浚后河事迹时，并未否认人们所认为的浚河与科举兴盛的因果关系，即风水说。但是，他首先指出了常州学习风气好的两个原因：一是有好老师“多先生长者”；二是改良学习风气，提携后学者“以善俗、进后学为职”。在他看来，因先有执政者重视教育，遂使儒风蔚然，才出现科考第一。随后，陆游记叙同代人林祖洽疏浚后河之事。依然是先述其重视教育：“既尊礼其诸老先生，延见其秀民，所以表励风俗而激劝儒学者，日夜不敢少怠，弦歌之盛殆轶于承平时矣。”339陆游把常州“弦歌之盛”的良好文教之风主要归因于林祖洽治下的尊师重教，但他也注意到“风水说”仍十分盛行：“而或以后河告者亦不废也”。最后，陆游记叙林祖洽带领民众疏浚后河的经过。这一段叙述与邹补之的大同小异，两人都记叙了后河相似的淤塞原因：兵乱与重建时期推倒废墟，冶铁废渣污染；也都记叙了林祖洽如何筹集资金和劳役，以及疏浚之后的效果。对比两人的叙述，陆游省略了邹补之记文中新浚后河的具体长度和宽度。前者记为：“袤三百丈，阔三十尺，深于旧为尺者五。向之晦者日以白，向之壅者日以辟。”338后者略为：“渠复故道，袤若干，深若干，修若干。”339但陆游的重点并不在记叙疏浚的效果，而在于与邹补之对话，探讨兴修水利到底是为科举或者官员升迁考虑，还是为常州全体百姓的生计考虑：“渠之兴自为一郡之利，不必为士之举有司者设。然城南衣冠，以杜固凿而顿减，则后河成废，与士之举有司者相为盛衰，亦自有理。”339陆游借用唐代“凿杜固”的典故，从反面论证治水与利人的关系，不否认“风水说”有一定道理。他进一步列举“大王迁岐”“成王都洛”等先贤迁徙择居的故事，作为将地理改造与城市文脉兴衰相联系的解释依据。文末陆游赞赏林祖洽的“兼取”既重视教育又兼顾风水，并语重心长地对读书人说：“士盍勉之，以毋负公之义！”339陆游并不否认风水说，但更多是把常州科举之盛归结为重视教育的结果。“教育说”体现了陆游更为理性的科第归因，也体现以“光复中原”为己任的政治家的眼光和格局。两宋时期常州学子在科举上的成功有数据为证：北宋大观三年（1109）汴京会试录取的300名进士中，常州一府即有53名，震惊天下。宋徽宗特颁 大观学校推恩令，奖励常州府学“进贤”之名5。常州“弦歌之盛”优良学风的形成，确实应该归功于这一时期以兴学养士为要务，重视庠序之教的优良时风。常州宋代高等级教育的发展得益于府学和书院的兴起，教育经费投入、师资、生源、教学内容调整等因素6。早在唐代常州就开办了府学，并在宋代得到复兴。当时，府学的建设与修缮都由地方政权运作，政府行政长官对本地府学承担首要责任。在入学资格上打破了“士庶天隔”的限制，入学有学识门槛但无出身限制。师资方面，府学教授一般由地方官员聘请民间学术高深、道德高尚者出任。例如，北宋常州府学教授林虑“身为劝率，从者风靡”，因教学成果突出，大观三年得到皇帝手谕嘉奖7。教育观念推陈出新，例如北宋理学家陈襄嘉祐六年（1061）任常州知州，在常州大力推行“明经笃行”的教育理念，聘请顾临主持常州府学，做常州读书人的表率323。在此之前，著名理学家胡瑗也曾在苏州讲学，他提出的至理名言“治第3期金 涛：城市文脉兴盛的三重归因宋代常州浚河诗文解读69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者在学校”，对当时常州庠序之教的兴盛不无影响。所以，宋朝常州人才辈出，“儒风蔚然为东南冠”，“弦歌之盛殆轶于承平时”的局面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最主要还是得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以陈襄、李馀庆、朱彦、林祖洽等地方官对庠序之教的持续重视。毋庸置疑，这一时期历任常州地方官既热心运河疏浚，又都推崇教育，二者兼济，并行不悖。陆游专为后河疏浚而做记文，敏锐地注意到运河疏浚的惠民之举，与崇尚教育、营造良好风气，皆为像林祖洽这样有见识的地方官致力于行的事迹。总之，“弦歌之盛”所体现的常州城市文脉兴盛，在于治河者也是崇文重教者，直接原因在于执政者重视教育。三、“育才之泽与造化同流”：文脉政教说林祖洽疏浚后河78年之后，常州知州史能之于咸淳三年（1267）又重新疏浚再度壅塞的后河。南宋大学者王应麟（12231296）作 咸淳重浚后河记，将这一功德赞为“政教之善”。记文开篇承接了之前流行的风水说：“视五纬聚奎、日下五色云见之岁，若合符节，多士洋洋兴起 后河，实系斯文气脉。”342这是前代人普遍认同的后河乃常州文脉所系的观点，随后展开议论的视角则不同于邹浩、邹补之的“风水说”，也不同于陆游的“教育说”，而是从“政教说”，并从三个层次论证了运河疏浚与城市文脉的关系。首先，“古者以水佐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