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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象可征:《吕氏春秋》所涉青铜纹饰资料献疑.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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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 鼎象可征 春秋 青铜 纹饰 资料
古代美术125摘要:吕氏春秋保留了五则青铜器纹饰资料,对研究先秦艺术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鼎象资料的合证研究为核心,结合传世文献、出土实物,分别从行文与校勘、训诂与解释、句读与图像、命名与意涵四个层面对其内容予以考说并提出新的看法,明确文献的本来面貌与价值。文章在比勘中发现了评语混入正文的现象;在训诂中明晰了“食人未咽”的“未”当训作“无”;在图像类型分类中确定了周鼎“饕餮”纹当属“人兽母题”中“人兽互动”之A类型,前三者属于文献考订与图像分析,末节则补充了编者思想内容的探讨,这一部分的讨论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探讨青铜纹饰装饰法则背后的设计思想与艺术的人文主题,丰富艺术图像学的个案研究。关键词:吕氏春秋;青铜器;纹饰;艺术图像学中图分类号:J18文献标识码:A文献编号:1009-4016(2023)02-0125-07Interpreting the Ding(an ancient vessel):Doubts Regarding the Bronze Decorations Mentioned in the Ls Commentaries of History 鼎象可征:吕氏春秋所涉青铜纹饰资料献疑王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陈亚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存世商周彝器美轮美奂,蔚为壮观,然与之相对,青铜器的研究史与研究资料却显得极为滞后,秦汉以前并无青铜器专书存世,具体到青铜器纹饰资料,更是如吉光片羽一般。天不丧斯文,幸赖 吕氏春秋,战国时期的鼎象研究资料得以保留,使后世之人得以窥见时人是如何观察、刻画和理解周朝青铜装饰艺术的。然由于吕氏春秋文本语言的简省特质,加之现存图像纹饰的阙略,导致文本图像合证的研究成果不够丰富,部分研究成果有待商榷,研究工作没有拓展开来,影响了学者对相关资料的解读与引用。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汲取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五则鼎象资料从两个层次四个方向(前三者属文献考订与图像分析,后者系思想意涵)展开论述,希望有助于学界更为准确而深入地理解与利用这组珍贵的材料,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教。一、文献考订与图像分析1.行文与校勘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载:“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1421其中,“为不善亦然”句突兀尤甚,似为后世之评语混入正文,将吕氏春秋所载的五则青铜器纹饰研究资料排布比勘,可一目即知,现分述于下:(1)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按:一本作“来”)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2)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3)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23/02126(4)周鼎有(按:孙铿鸣吕氏春秋高注补正以“著”为是,俞林波先生从之2)窃(按:一本作“穷”)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吕氏春秋 离俗览适威)(5)周鼎著鼠,令马履之,为其不阳也。不阳者,亡国之俗也。(吕氏春秋恃君览达郁)通过排布五则材料可知,虽然吕氏春秋所载青铜器纹饰资料分布于不同篇章中,但它们的结构(“周鼎著+名称+形状+义理”)谨严一律,显然是经过编者的剪裁排布与整齐化,故即使材料二与材料五附加有解释,亦均应以“也”字作结。反观材料一,则突兀明矣。然是说于版本上暂无依据,故只能存疑。与此相关的文本内证,即清代学者孙铿鸣在吕氏春秋高注补正一书中指出的材料四中的“有”字非是,当与其他四则材料文例一律,以“著”字为是,俞林波先生、张德良先生亦从之。关于吕氏春秋严整性与规划性方面,管宗昌先生3262-265使用量化统计的方法对吕氏春秋篇幅字数系统统计后直观地证明了全书百余篇,除少数篇章如有始览本味外,字数大体一致,波动较小。李炳海先生据此言及:“这样一来,就不能简单地把吕氏春秋视为单篇论文的结集,而要把它看作是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的文化系统工程的产物。当下盛行的集体编书的操作方式,可以从 吕氏春秋那里找到源头,它是先秦时期集体编书体制已经成熟的标志”“对吕氏春秋各篇字数所作的统计表明,这部子书从总体设计到具体篇目的撰写,都有方圆规矩可循,甚至在字数上都有基本一致的标准。这正是先秦法家的行文特色,韩非子多数篇目就是如此,两部成书时段大体相同的子书,在这方面可以相互印证。”35-6除去管氏的量化统计视角外,若此说成立,则本文又为吕氏春秋的编纂及其背后严谨的结构安排问题提供一切实的切入视角。然而,应当承认的是,文献比勘终究不如版本依据更为直接、坚实,吕氏春秋所涉青铜纹饰资料分布于不同篇章中,较之以同一篇章的行文规范,似更难以作到一律。除去材料一的特殊性外,孙铿鸣也承认材料二与其他四则材料略有不类,即没有具体的形容,或有脱文的可能。故孙氏又载或曰认为是则纹饰非如其他四则材料具体之象,而是泛泛之物象,故不必添加具体形容亦可4466-467。孙氏游移的态度恰恰证明从行文结构角度探讨文本面貌问题所面临的难题。由此,我们应该对行文问题持更加审慎的态度。循此思路,有学者从差异化的角度理解这五则材料,认为这五则鼎象材料之间同中有异。据韩鼎先生的梳理可知,卫聚贤先生、韩氏从孙氏后说,刘敦愿先生则从正反面评价与意义区别的角度揭示了材料二与其他四则材料间存在的差异。韩氏尤其以“象”为切入口指出了鼎象材料同名异辞的现象:此“象”并非具体的“象纹”,而是泛指“物象”。这些物象的总体功能是使人能够“通达事理”,而它句中具体纹饰则以其象征意义对应具体之“理”543。此外,从先识览的主题看,“先识”即预言也,指向的是预见性,其所涉青铜器纹饰资料也应该照应这一主题,因此,“为不善亦然”是“饕餮”故事转向警示人事的自然转折,导向的是报应问题。但这一转折究竟是吕氏春秋原文如此还是后人补缀注语的羼入,殊难定谳。总之,吕氏春秋虽经过严谨的整理与编撰,但成书时间毕竟仓促,亦不乏疏漏处,前人多有考辨,且书出众手,编者群在收录同一主题的材料时是否能够做到形式的高度统一确也值得考究,例如反映因果报应主题的材料何以入先识而不入报更就颇值得探讨,尤其是其已明言“以言报更也”。对此,我们认为应该将这一现象纳入到吕氏春秋的篇名与材料去取的体例问题中予以探讨,限于讨论主题的限制,这里就不过多展开了。综上,原本与善本之间,即校勘学所需面对的问题,我们暂且提出新的意见,以俟新材料的佐证。2.训诂与解释探讨完校勘问题,回归到先识览的文本,同样有值得深究的疑义之处。材料一周鼎的特征是“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此抽象的告诫义寓于具象化的描述中,即残害人者会得其报应(“报更”)。张双棣先生1423翻译为:“饕餮食古代美术127人,尚未及咽,其身已残亡。”朱永嘉、萧木先生6596也翻译为:“吃人还没有来得及下咽,祸害已连及它自身。”王仁湘先生7240解释为“食人还没完全咽下去,就将自己撑死了”,均以“未”作“未及”解,不确。我们认为,这里的“未”当训作“无”,“未能”也,庄子知北游“未应矣”,成玄英疏解作“无也”8;战国策秦策五“而未能复战也”,高诱注亦训作“无也”9。“饕餮”本无身而仅有首,故仅能撕咬咀嚼而无法吞咽,进而无法进食以获得营养,“害及其身”。由此可知,先识览前一“身”为首以下之“身躯”义,后一“身”当为宽泛意义上之“身体”义也。如此作解,方文从字顺,也避免了张氏注循环解释、自我矛盾之弊(“饕餮”本无身,何以残亡其身)。至于韩鼎先生认为“恃君览中饕餮已尽其类的说法已体现出与 害及其身 间的关联性”544问题,就显得牵合过度了些。3.句读与图像除去上文谈及的行文与句读问题,这五则材料还包含着句读问题。众所周知,句读的差异直接决定了描述性语段与评述性或附加条件语段的区分,影响了读者的语意理解,也影响到了我们对青铜器纹饰图像的认识。尤其是材料一、材料四和材料五,本节我们主要讨论材料一的相关问题,至于材料四与五,由于没有更合适的比勘、对读材料,我们仅仅是提出疑问,以俟可供对读材料的出现。关于材料一,检讨现阶段的研究,有三个方向的讨论,一是对吕氏春秋编者图像认知水平的质疑与认可,谢耀亭先生1031指出:“我们在大量考古发现所见到的兽面纹中,有首无身的只是少数。这也可以证明,在吕氏春秋编者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所见到的商代祭祀重器已经不多,兽面纹已经退出青铜器纹饰的主导地位。他们对这种纹饰的具体意涵已经不能明了。所以他们提出兽面纹的教化功能,并不能正确地揭示此纹饰所代表的思想内涵。”与此相对,韩鼎先生更倾向于吕氏春秋编者本身熟稔青铜器纹饰的具体组合及意涵。若如质疑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吕氏春秋的编者可能已然不太熟悉如何正确分析兽面纹的图像与具体的组合部件,则传世文献具体的描述将与现存纹饰的比勘将存在着不小的出入,当然,换一个思路来认识传世文本,我们也可以寻绎这种“误识”背后图像艺术的认识逻辑。二是结合青铜纹饰的发展史,客观地描述“饕餮”纹(又作兽面纹)的发展阶段与类型特征,段勇先生1146,156在分析兽面纹时代差异时,对第三期(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的兽面纹型式有过如下的总结,“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一蹶不振。数量锐减至底,绝大多数兽面纹型式均已消失,仅存个别变异类纹饰;兽面纹形象重归抽象,且型似而实非”,“西周早期仍可见大量兽面纹,但至中期其地位被凤鸟纹取代。因此,兽面纹所代表的信仰和崇拜体系与商代(商族)具有最密切的联系”。兽面纹的整体以夸张变形的正面向人的兽首为主,其核心要素即眼、角(耳)、口。具体到如下图 1 的各个构形部件,可区分出有身(王仁湘先生将其概括为“显身兽面纹”)与无身(王仁湘先生将其概括为“隐身兽面纹”)的“饕餮”(又作兽面)。正如图 1 所展示的那样,“饕餮”的身形在艺术构造中呈现出独特而极简的面貌,其最显著的结构特征即为以鼻脊线为中心的对称性,有着特殊的拆半表现、艺术特质及审美价值12。以上为独兽说,与此区别的是,王仁湘先生提出了二兽相对说,王氏7246认为“它们本来是两个相对的动物头面侧视图,恰是我们误将两图合为一图,看成了一个正视的兽面。”王说虽颇有新意,然是说过分夸大了隔断纹饰的意义,忽视了艺术的整体性,把两张兽脸理解为互不搭界的两兽而非一兽似不确,我们不采纳这样的意见。三是“饕餮”纹具体意涵的探究,学者对此讨论甚多?从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图1 兽面纹示例1030-1127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23/02128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13吕氏春秋恃君所载:“饕餮,穷奇之地多无君。”1600大致可以推测其应该与某一个上古之人及所属的野蛮部族有关,有些学者循此线索会将部落首领蚩尤与饕餮间建立起联系,但蚩尤与饕餮纹的关系,刘正(京都静渊)教授14在“蚩尤”和青铜器上的饕餮图像的关系研究一文中已经辨明二者之间本无联系,乃宋代具有理学道德评价与倾向的文学家、史学家罗泌及其子罗萍联系并建构起来的。总之,文献中的“饕餮”有人名、族名、兽名三类,共通之处乃其兽性耳。回顾与辨析完学界的讨论,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个怀疑,即吕氏春秋中记载的“饕餮”纹与现实的青铜纹饰之间究竟存不存在着对应关系。韩鼎先生542认为:“通过与现存纹饰的对比可以发现,至今无法确定其(吕氏春秋)中任何一种切实地存在于可见的青铜器上。”但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数量不多,然学界所熟知的饕餮纹也存在着有首无身类。因此,我们不应该因为吕大临 考古图 卷一“癸鼎”中的癸鼎纹饰有身却被吕氏误判,就直接否定“饕餮”纹与兽面纹之间对应的可能性。当然,这样审慎的意见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从句读理解图像,吕氏春秋记载的周鼎上是仅铸有首无身的“饕餮”,还是另铸有食人图景,二者有着显著的区别:若采纳前说,当于“有首无身”处结句,材料一所描绘的鼎仅铸有有首无身的“饕餮”,至于“食人未咽”云云,则为补充说明之辞,非实际图像描绘之语也,韩鼎先生542对吕氏春秋所载青铜器纹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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