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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薛爱华到宇文所安：汉学视野下“文化南方”研究的转向与发展129从薛 爱华到宇文所安：汉学视野下“文化南方”研究的转向与发展*王劭康周 睿摘要：中国“文化南方”的概念，经过从薛爱华的专著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到宇文所安等的论集文化南方与汉唐诗歌的不断建构，汉学研究中的“南方”由确切的地缘概念走向由文本所构建出的文化疆界，形成中古时期中国文学的核心传统之一。通过二书的对比，剖析其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情感和“文化南方”这一概念的变易，观察近几十年海外汉学研究的扬弃、突破与革新，由此聚焦汉学文学研究的转向与变容，联系当下汉学研究视角的精神回归与西方汉学研究者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化，讨论汉学研究者的身份迷思，有助于展望汉学研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关键词：“文化南方”；薛爱华；宇文所安；区域研究中图分类号：K207.8 doi:10.19326/ki.2095-9257.2023.03.015*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元散曲通论（修订本）（英文版）”（项目编号：21WZWB010）的阶段性成果。a程章灿：四裔、名物、宗教与历史想象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及其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 1 期，第86 92 页。b薛爱华著，程章灿、叶蕾蕾译：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薛爱华著，程章灿译，叶蕾蕾校：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薛爱华著，程章灿译：闽国：10 世纪的中国南方王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 年；薛爱华著，程章灿、陈灿彬译：珠崖：12世纪之前的海南岛，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 年。一、绪 论传统的欧洲汉学式微之后，海外汉学研究进入了以北美汉学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中，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 1991）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薛氏是 20世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曾任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会长，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其弟子柯睿（Paul W.Kroll）认为薛爱华是“以往四十年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同义词”a。在研究方法上，薛爱华是传统欧洲汉学的继承者，他重视文献研究，并将其与自身人类学背景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将各个领域的研究相串联，构成广泛而立体的汉学研究成果。薛爱华在其学术生涯中，因对物质文明和文化交流的兴趣与关注，着重关注“文化南方”问题，这一概念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内核。薛氏著作中文版主要由南京大学程章灿教授译介到国内，包括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The Vermilion Bird:Tang Images of the South）、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The Divine Woman: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闽国：10 世纪的中国南方王国（The Empire of Min:A South China Kingdom of the Tenth Century）、珠崖：12 世纪之前的海南岛（Shore of Dearls:Hainan Island in Early Times）等。b作为福建闽侯人，一方面程教授深受北方主流文化边缘的闽文化影响，有着作为四裔的地缘性身份认知，而闽国恰恰又是薛爱华文化南方研究体系构建的重要节点；另一方面，程教授系闽王王审知的部属、漳州刺史程赟之后，程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1292023/4/26 8:42:03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130氏家族由北入南而兴，又在南方与当地文化交融扎根，体现出南北文化的交融和交互影响的复杂，可谓是薛氏“文化南方”研究的生动写照。其后，薛爱华弟子柯睿在南国“远”疆：江淹在福建的蛮暗岁月a中再次对闽地的文化对象进行观照。这是神奇的缘分，或许是对“文化南方”抱持好奇心与探索欲的汉学研究者必然达到的交汇点，就像程教授所说：“人世间的事，往往并非偶然。”b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下文简称朱雀）是薛爱华对于中国“文化南方”这一概念的形塑。王平和魏宁（Nicholas Morrow Williams）从中汲取灵感，在 2012 年 10 月 26 日普林斯顿大学“诗歌与空间”（Poetry and Place）研讨会的参会论文中，结集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田晓菲、柯睿、吴捷以及编者在内的七位学者所撰论文，汇编成文化南方中古时期中国文学核心传统（Southern Identity and Southern Estrang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下文简称文化南方）一书c，同样以“文化南方”为核心议题，从不同视角继承和延伸了薛氏这一概念和框架，展现了新一代汉学研究不同于以往的诸多特质。文化南方的序言中声称，此著受朱雀影响汇编集成。d从 1967 年到 2012 年，从薛爱华到宇文所安等人，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完成了全面的更新换“代”。在晚近汉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薛爱华的朱雀是 20 世纪汉学研究的代表，是现代汉学研究革新之路的一个端点；而文化南方作为薛爱华朱雀学术遗产的进一步探讨与拓展，可谓是薛氏研究在几十年后的回响。作为另一个端点，文化南方在研究方法、研究倾向、关注重点、作者身份，乃至对aPaul W.Kroll,“Farther South:Jiang Yan in Darkest Fujian,”Southern Identity and Southern Estrang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Eds.Ping Wang and Nicholas Morrow William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5,pp.109 135.b程章灿：唐宋帝国的东南边疆：谈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闽国和珠崖 译序，见薛爱华著，程章灿译闽国：10 世纪的中国南方王国，第 20 页。c直译为中古诗歌中的南方认同与南方疏离，中译本题名为文化南方中古时期中国文学核心传统，周睿译，陕西人民出版社将于 2023 年出版。本文暂用文化南方与汉唐诗歌。dWang and Williams,op.cit.,p.1.eIbid.“文化南方”这一概念的认识本身都有所不同。在这两个端点的比较中可见汉学研究在此间四十多年来的迭代与发展。二、朱雀：博物志、盆景园与南方王国朱雀是海外汉学研究理路的典型体现。无论是在汉学发展通史上，还是在薛爱华的个人研究史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朱雀中，世界是一座盆景园，通过还原真实历史中的一草一木，薛爱华将逝去的大世界重构于小书本之中。全书分为南越的前景与背景、华人、蛮人、女人、神灵与信神者、世界、天与气、陆地与海洋、矿物质、植物、动物、朱雀 12 个章节，以“华裔宗教风物”的结构全面展示了中古时期的中国南方王国。薛氏以求实的博物志研究方法，对物产、宗教、自然、环境、生物、民族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罗列与书写，以一只美丽神秘、内涵丰富的南方神鸟为题，构建了一个南土乐园。薛爱华所谓的“南方”，实际上指的是南越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并不包括我们更熟悉的江南。他在朱雀中首次指出，中国文化的根源在于北方中原文明，其所判定的“南方”并非是纯然依靠地缘性南北分界，而是依托文化界限而生、又为强势文化通过文本书写和固有观念而界定的“文化南方”。这一概念对汉学研究影响深远，在当代汉学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南方是处在中华帝国版图边缘上的一个相对概念。”e薛氏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南方地区及其文化往往受到北方主流知识分子的贬低和忽视，因此历史记载及文学文本中的南方，不能代表中国古代真实的南方世界，其中所展现的南方实则是一种北方凝视的产物。张剑光认为，朱雀所书写的是唐人眼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1302023/4/25 17:30:10从薛爱华到宇文所安：汉学视野下“文化南方”研究的转向与发展131里的南方社会面貌，是对南方记忆的重现。a但事实可能更为复杂：在朱雀呈现的南方王国之中，唐人实则也成为南方记忆的一部分。唐人对于南方的凝视，在薛爱华对于唐人的凝视中得以展现。在描写北方封建文化向南方扩张的过程中，薛爱华将这一过程以近代殖民视角重新付诸笔端，但作为书写者，他在叙事中所投以的视角又隐含着东方主义。这就构成了“封建主义（南下的唐人）殖民主义（被征服的四裔）东方主义（研究中的薛氏）”的三段论结构。他通过文献资料的梳理，将中古时代的中国南方世界还原成沙盘，用超越的视角按部就班地先将其进行分类，再对其细致剖析、分加绍介在复原微缩世界的过程中，博物学家也为自己建立了一座微缩博物馆，薛氏显然乐在其中。薛爱华文化南方研究的“南方王国”，并未注目于江南，而是远眺岭南地区及其更南部的海南岛这些地区远比亲切的江南更令人感到陌生。不过，薛氏对“南方”的地理界定始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对于古中国南方的研究是开拓性的，而不是颠覆性的。在薛爱华的研究中，尽管对闽粤两广一带有所侧重，但实际上默许了江南作为南方的构成而与北方相对而论的传统认知。薛爱华没有对“朱雀”所代表的南方王国进行封闭的定义，这是文化南方与汉唐诗歌一书中诸位学者能够在其基础上拓展“文化南方”研究的基本立足点。这种“南方”所指的开放性，也恰好体现了“文化南方”变动不居的特点。薛爱华借助诸多意象，将外在的风物与人们对其抱持的主观认识分离开来，对客观的南方物质世界进行描绘，结合人们对这些物象的反映，展示中国中古时代的社会观念、文学意识、认知方式、风土习俗等。薛爱华并不以古称描述南方风物，而是以现代的概念重新阐释我们耳熟能详的众多神话生物。在将传统风物种族翻译为现代名称并与世界各地文明进行比较联系时，薛爱华实质上对长期以来被“厚古薄今”的传统文化所神圣化的中国古典世界进行了祛魅。在传统儒家视角与西方博物学的横向对比、现代与古典世界a张剑光：用半异域的眼光窥探南方历史文化的真相评薛爱华的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 ，载文汇报2016 年5 月 24 日，第 11 版。的纵向对比中，华夏文明神话被带回常识和历史的领域。而只有祛除这些掺杂太多主观情绪的认知，中国文明真正的特色才能显现。薛爱华的研究基于文献学传统，讲究真实精密，但程章灿仍发现了一些相对低级的错误和问题：一部分是语言隔阂导致的错误，比如“祝鸡”字源、“竹马”典故、“不识（冰雪，常多）雾雨”文献漏读等问题，其中最容易引发舛误的是同音字问题，如“容州”与“融州”、“唐玄宗”与“唐宣宗”等误读导致时空的混淆，也使得论述的逻辑遭到破坏；另一部分错误则源于薛氏的神话性幻想如仅因为同在圣地罗浮山，就将“罗浮王生”与著名道士轩辕集之间画上了等号，第八章中将“覆没”按字面意思理解，认为有一支南汉军队全军“淹死”在贪泉这方小小静水中（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这源于其对南方神话的想象与扩充而将史料与神话混同，其中融合着生疏感和浪漫想象。在文化疏离与浪漫想象的双重作用下，薛氏并未把目标文化作为一种常识性对象看待，而是强化了文化差异，扩大其异域性因素，最终构建出另一浪漫主义倾向浓厚的异域神话。此外，正史书写的冷漠和古人关注的缺乏使得他的论述最后仍落于模糊含混，难以真正将其纳入博物学体系之下，无果而终。中国的民族认知逻辑基础在于“华夷之辨”，而对于四裔的划分极为随意，蛮夷狄戎越苗獠等概念，有史以来就暧昧不清。中国南方的复杂民族在史书中语焉不详，被记录下的诸多习俗也是大同小异。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通过生物学及考古学途径，而是单纯依靠文献描述对南方少数民族进行细分，这种基于疏阔史料的强行分类最终难以实现。但薛爱华的尝试也并非全然无益，他的研究反映出北方中原文明叙事中对于四裔文化的严重忽视和排挤；对四裔的讨论，对于仍以北方文化为主体的现代中国文化而言不失为一种警醒，也为华夏文明扩张中消亡和归化的野人先民种下一个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