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世界的“显像仪”——田耳小说人物形象探析.pdf

2023年第4期田耳，一个被研究者认定为“难以界定和难以把握”的作家。我们都曾试图将他的创作“归类”，或者概括出一个或者几个主题方向，但最后都会觉得有些徒劳。不过在这个略显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两条阅读他作品的路径。如果只是一般的阅读，并不打算对他的创作进行深入了解，完全可以把阅读范围限定在几部获奖作品，如衣钵一个人的张灯结彩被猜死的人等，它们的叙事会带给你很好的享受；但是，如果想要对他的创作进行更深入地了解、研究，从整体上有一定的把握，那么，在阅读其大量作品之后，或许就会陷入某种困惑。在前半程的阅读中会经常想，那个曾经写衣钵的田耳去哪了？一些很难进入，初看上去略显“无聊”的作品真的是田耳写的吗？阅读到最后会更加疑惑，他的小说写作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很多时候，都会产生或感受到一种无力感，却又想努力地把它们弄明白。李敬泽曾用“流浪汉”和“狐狸”来形容田耳的创作风格，因为他的作品中“各种趣味和路径杂然交陈”，“他不能持久地守在一条路上，不能把自己固定在某个角度、某种观点甚至某种语调”，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仿佛为自己阅读的无力感的找到了“认证”，何苦要费力地追踪一个“流浪汉”或者一只狡猾的“狐狸”的轨迹呢，但是又隐隐地觉得这个“流浪汉”是留下了一些他在这个世界上跌跌撞撞行走过的痕迹的，搜集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或许，可以串连出比较完整的路线，所以开始试着从一些细节寻找出发的起点，最终发现其中真正能走到最后，拼出田耳小说世界完整板块的应该是他塑造的人物，或者说是身份谱系。田耳虽然存在世界的“显像仪”田耳小说人物形象探析于恬摘要：在田耳的大部分小说中，包含三类相对固定的人物形象：“小丁”“作家”和“警察”。“小丁”代表着世界上大多数的普通人，“小丁”们的成长历程、心理变化是一代人从青年到中年的生活写照，隐含的是一个时代的特殊性和社会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纵向发展的历程。“作家”形象带有作者过去生活的印记，被作者赋予多种情怀，延续了“小丁”的平凡和庸俗的同时兼具了“知识分子”和“去知识分子”的双重职能。而“警察”则是现实世界幽暗面的“显像仪”，在“警察”的视角下，我们看到人性的幽暗时刻，比普通人更弱小、更卑微的人们生存的样态，他们所处的“画面”就是一幅幅社会的横截面。从“小丁”到“作家”再到“警察”，这三个人物系列建构的完成，就是完整的、光怪陆离的田耳的小说世界。关键词：田耳；人物形象；小丁114“善变”，但是有三类人物身份是相对固定的，那就是：“小丁”、“作家”和“警察”。从具有这三个身份的人物形象出发，我们不仅可以串起他绝大多数的作品，而且可以解答我们在阅读中产生的大部分困惑。一很多人对田耳的阅读都是从衣钵开始的，纯净、悠远，淡淡的忧伤，又带着地方文化特质的叙事方式，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城乡落差糅进了青春的抉择，把现代和传统文化的参差，用略带诙谐和荒诞的笔法定格在了湘西的风俗画中。看似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大男孩承担了所有的沉重，却又因他无所求、随遇而安的性格消解了部分的重量，处处所显露的这些文学才能也很快引起了文坛的关注。虽然衣钵最终没有成为田耳获得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品，但是，它在读者心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或者说，它始终是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首先是因为在后面的阅读中，几乎没有看到类似的风格；其次是因为田耳特殊的创作历程。衣钵发表于是2005年，也就是田耳29岁的那一年，而他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才23岁，大学刚毕业的他和衣钵中的李可一样，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悄然进行着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内在跨越，我们不能因为田耳的文笔老练，思想深刻，这也就忽略了其实是一个“大男孩”的“青春”文学。而从创作到发表，这中间隔着六七年的时间，正是一个人的思想和价值体系在社会熔炉中历经改变、重塑的最重要的阶段之一，所以，衣钵之后发表的作品风格迥异也属正常。汪政和晓华在论田耳中也曾提到衣钵的独特性，因为它是“理想化”的产物，而且因为写作年代的久远与他后来的“文化立场”存在差异，所以这篇小说在田耳的创作中“显得那么孤单”。我曾一度把 衣钵 看作是田耳青春的“告别”。故事中李可父亲的突然死亡，让李可在成为道士的第一天就是为父亲作道场，两个仪式的完成仿佛是在宣告：李可也可能是作者本人，一个纯净温暖的“大男孩”形象，会永远静匿在那个洒满了整片月光的夜晚。直到给灵魂穿白衣的出现，那个大男孩又回来了，干净的语言，柔软的内心，平和的叙述语调，依然是第三人称视角记录地方乡村的独特文化和对生命的不同感悟，一句“给灵魂穿白衣”，正是应了那句红极一时的“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只是这个“少年”换了名字，叫“小丁”。那么，从“李可”到“小丁”出走的这“半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很多人都发现在田耳的小说中，“小丁”这个名字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却也是田耳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是最普通、最不起眼的，但是因为他出现的频率过多，又很难不引起读者的注意。除了给灵魂穿白衣（2016），还有狗日的狗（2005）、独舞的男孩（2005）、氮肥厂（2006）、坐摇椅的男人（2006）、最简单的道理（2006）、围猎（2006）、蝉 翼（2007）、到 峡 谷 去（2009）、在少女们身边（2010）、放在树梢上（2011）、老大你好（2011）、打分器（2012）、婴儿肥（2016）等13个中短篇，加上2013年连载的长篇小说天体悬浮中的“丁一腾”，我们惊讶地发现“小丁”们已经“生活”了十多年的时间，并且是有时间连续性的。当我们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从大部分的作品中提炼出“小丁”的性格特征的同时，也可以绘制出一条关于“小丁”的叙事发展曲线。在这里，倘若根据“小丁”的人生阶段进行先后排序的话，最简单的道理中的高中生和狗日的狗中的大学生必然是前两名，但是，我更愿意把它们看作是“小丁”前传，而衣钵的李可才是“小丁“的起点，或者说是原点。李可留在家乡的决定开启了后面“小丁”们在小镇上的工作和生活，李可的孤独、无奈、不强求，成为了“小丁”们性格的内核。我们看着“小丁”在现实的漩涡中顺流而行，从在金钱和欲望间摇摆（在少女身边到峡谷去婴儿肥），到走进爱情和婚姻的围城（围猎 独舞的男孩），在人性和孤独的边缘线挣扎（蝉翼 氮肥厂），直到他成为自己曾经最讨厌的人的样子（坐摇椅的男存在世界的“显像仪”1152023年第4期人），这样一路走来，俨然就是“李可”后来的人生之路。“小丁”的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期间也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小丁”们的麻木、庸俗、缺少存在感，其实是大部分普通人被时代裹挟下的必然的异化，是为了生存一步步向现实低头的“成长”过程。我们把“小丁”在每一个故事中的个体性连在一起，就是一代人从青年到中年的集体生活写照，把“小丁”们的心路变化的关键点进行标记并连成曲线，隐含的是一个时代的特殊性和社会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纵向的发展历程。我相信，这才是“小丁”们存在的意义。他们缺少的“存在感”恰是一个时代存在的最强有力的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普通人中说：“有一种人，很难用简单的几笔把它们的典型特征描画出来，人们通常称之为普通人或多数人，而这种人确实组成社会的大多数。”“在一部小说中不能无视这些普通人物的存在，因为在小说情节进展中，他们大都是不能缺少的角色；没有他们的存在，小说的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小说中到处都是典型，充满了一些奇形怪状、从未见过的人物，即使作者本意在于吸引读者，也可能失去真实，反而让读者感到无聊和乏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精准地道出了大多数小说中普通人存在的意义为典型人物做“真实性”衬托，同时他也说出了塑造普通人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如果一个作家要把“普通人”作为“典型”来塑造，是不是难度就更大了呢？我们上面提到的“小丁”，在很多作品中并不是主角，确实是小说中“普通人”真实性的担当，但是，我们要探讨的是“小丁”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形成的人物谱系，从这个群体的角度来看，田耳是把“普通人”作为“典型”来塑造的。“小丁”不论是外在形象还是性格都没有很明显的特质，也没有戏剧化的人生遭遇，作者从来不会用力或刻意地表现这个人，而是让他很自然地真实地存在着。那么，“一个小说作者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些平凡的普通人呢？怎样把他们展现在读者面前，才会让读者产生兴趣呢？”我想，田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疑问给出的答案就是：真实和自然。普通人是人之为人的真正内核，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扎根在现实世界中的每一个角落。当评论家们批评“70后”作家们更注重“个人化”、“生活细节化”的写作，而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更愿意写小事、小情感，迷恋对人物的微妙情绪进行精细描摹，而缺少对社会群体精神状态的关切的时候，他们可曾想过文学给人们的作用或许不只是精神的提纯和超越，也是一个寻找同类，产生情感共鸣的过程。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方向和方式都是励志学和成功学，没有人告诉过我们应该如何接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当读者发现小说中的这个人与自己如此相似，发觉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他并不孤单，反而更愿意接受自己，接受这是人类生存的常态。人类从来不缺少想象，更多的时候是缺少认同。换个角度再来看，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进入了“低欲望”阶段，从“70后”“80后”“90后”努力向大城市、更高的阶层跨越，到“95后”“00后”“10后”开始回归县城、小镇生活，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而这也正是这类人，或者说是这个时代的某种“精神状态”。当然，田耳绝对不是没有想象力的作家，他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也不是局囿于普通人的世界中，当我们梳理“作家”和“警察”这两类人物形象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感性、任性，又兼具理性，有着强大的逻辑能力的作者，同时也进入了一个与“小丁”系列完全不同、互为补充的，丰富的、形态各异的世界。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都很喜欢在小说的创作中设置一个“作家”的人物形象，一方面是因为“作家”是作者最熟悉的群体，同时“作家”这个身份也更容易被赋予不同的“职能”：或是作为知识分子，针砭时弊，审视自我，拷问灵魂；或是作为一个工具，完成叙事技巧的运用；或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故事的发生，并且在适当的时候推进情节发展；或是带着自116传的意味，记述作家自己的一段人生经历；也可能是综合以上两个或多个功能。不论是哪一种，作家对“作家”的塑造都显现出不同程度的偏好和执拗。就田耳而言，他塑造的“作家”形象，从数量上看并不算少，有 下落不明秘要割礼蛊毒娃娃写作同盟开屏术湿生活遗址等，从整体上看，这个人物群体带有很明显的作者过去生活的印记，同时兼具“知识分子”和“去知识分子”的双重功能，并将多种“情怀”埋藏其中。对田耳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都知道，他早年的“作家”之路走的并不顺畅，在上面关于 衣钵的论述中，我们也提及了一些。从中学就成为了“小作者”到29岁才算正是走入文坛，十几年的时间不仅考验着一个人的耐心和毅力，也延展了他的心智，这期间的人生经历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资源和能力。我们在梳理田耳作品中的“作家”形象就会发现，他们大多都是打磨了很多年终于小有成就的小城作家，如 遗址 的戴占文，开屏术、割礼写作同盟的“我”，这些人的身上多少都有作者自己的投射。塞米利安说：“一般说来，最生动和最有生命力的人物来自作者的经历，尤其是来自作者早年的经历。这一时期是形成最持久印象的时期，最能代表作者个人真实或潜在品格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作家”是否能代表，或者代表了田耳什么样的品格呢？在“小丁”、“作家”和“警察”这三个人物形象谱系中，“作家”应该是最复杂的，想要窥探出作者赋予这个形象的真正意义，我们可以试着从以下两个方向入手。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小丁”“作家”和作者三者之间有着很重要的关联。在田耳的访谈和对话中，经常会说到衣钵的创作与其早年生活的关系，但是基本都忽略了“作家”这个人物群体，我认为，相比较“李可”或者“小丁”而言，“作家”才是与田耳的早年经历有直接关系的人物形象，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田耳为自己而设置的，尤其是秘要和下落不明两部作品，明显带有少年武侠梦的情怀，然后又借势去打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