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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守到进取: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转换*杜哲元*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团队课题“大变局时代的中国对外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 0 C X T D 0 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 国际政治科学 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如有错漏之处,概由作者负责。国际政治科学2 0 2 3年第8卷第2期(总第3 0期),第1 0 21 3 4页。Q u a r t e r l y J o u r n a l o 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o l i t i c s【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常会出现安全战略范式大幅转换的现象。对于“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为何会从保守型转换为进取型,学术界大致形成了“国力上升主导”说、“外部安全压力主导”说、“君主特质主导”说与“权力精英主导”说四种解释,但它们的解释力都相对有限。本文认为导致这种转换发生的三组关键性自变量是:“中原王朝”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中原王朝”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的关联度以及其对外事的需求度、“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通过验证汉武帝时期和宋神宗时期“中原王朝”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案例,可以发现,“中原王朝”有较强的威胁认知和出现第一重机会认知,其推动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有较大的关联度以及对外部成就有较大的需求度时,将会导致“中原王朝”开始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在此基础上,若“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同时它的第二重机会认知出现并强化时,“中原王朝”会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关键词】古代“中原王朝”安全战略 范式转换 汉武帝 宋神宗【作者简介】杜哲元,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电子邮箱:d z y 1 9 9 1 0 1 2 41 2 6.c o m从保守到进取: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转换1 0 3 一、引言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古代相对统一的“中原王朝”在其统治中期,它的安全战略范式为何会从长期奉行的保守型转换为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是指国家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安全而使用的具有持续性、系统性、全局性与典型性的政策方略。尽管“国家安全”是现当代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问题是现当代才出现的。“中原王朝”同样面对如何维护和巩固国家安全的问题,也需要应对其他国家或势力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从外部安全角度出发,“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理想型安全战略范式、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与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而现实中的安全战略范式主要是后两类。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主张被动应对安全威胁,反对积极介入外部事务以及向外部世界扩展影响;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主张本文使用的“中原王朝”这一概念并不具有族群的含义,主要是一个地理和文化概念。它是指以传统华夏地区(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为统治核心区域,以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域为主要经济基础,大体上奉行儒法政治理念和制度的国家。相关分析亦可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 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8年版,第2 7 82 8 3页。安全战略可以分为内外两个方面,本文所探讨的安全战略主要是对外安全战略,本文所论及的内与外只是历史性的,不是近现代主权和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内与国外。在理想型安全战略范式中,“中原王朝”认为通过在其国内修德尊礼行仁义而实现国内大治,这样就自然会对外部世界产生巨大的吸引和感化效应,吸引更多的外部国家或势力学习和追随,同时,感化外部威胁,使其对本国心悦诚服。如此一来,“中原王朝”的安全便能以低成本、低风险的方式得到维护和巩固。在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中:第一,“中原王朝”持消极安全观,承认既存的不利的体系结构,认为体系秩序安全、边境安全甚至是领土安全遭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与破坏是可以接受的,并不准备采取大规模的战略行动以恢复和维护这些安全。第二,固守自己传统的政治管辖区域,不主张积极向外部世界扩展战略影响,不主张积极加强与外部国家或势力的战略关系。在这两个共性之下,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又分为三种不同的样态:(1)较为积极的样态。在这种样态中,对于迫在眉睫的严重的体系秩序安全威胁,“中原王朝”主张把军事力量前出到威胁最严重的地方,用武力解决威胁后再把军事力量撤回到传统边境线以内。(2)较为消极的样态。在这种样态中,对于外部威胁破坏边境安全以及入侵边境和内地的行动,“中原王朝”主张运用军事力量将其驱逐出传统边境线之外即可,去而不追。同时,立足边境防御,在传统边境线附近修筑军事防线,间或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劝抚或威压,并施行经济封锁等。(3)更为消极的样态。在这种样态中,“中原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边境安全和领土安全威胁,甚至是政权安全威胁,对于这些威胁,主张用经济赎买、贸易让利、迁都避敌、借兵御敌、和谈和亲或卑辞降尊等经济、政治和外交方式换取和平与安全。1 0 4 国际政治科学(2 0 2 3年第2期)主动经略安全威胁,支持积极介入外部事务以及向外部世界扩展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曾多次出现安全战略范式从保守型到进取型的转换,其中最为典型者如从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的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向汉武帝时期的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再比如从宋真宗、宋仁宗和宋英宗时期的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向宋神宗时期的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而且这种范式的转换不只出现在中国古代,在当代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如近年来颇受学术界关注的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转换。如果从安全战略的广义角度(即大战略)去理解,这种范式的大幅转换也是国际政治中经常出现的现象,比如:近代德意志第二帝国从俾斯麦时期的“大陆政策”向威廉二世时期的“世界政策”的转换;1 9世纪9 0年代美国从“孤立主义”向“扩张主义”的转换;当代土耳其自2 0 1 3年以来从“零问题”外交向“积极进取”对外战略的转换,以及2 0 1 6年之后进一步向“四面出击”对外战略的转换等。因此,本文所探讨的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问题,更是古今中外都会出现的具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在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中:(1)“中原王朝”持积极安全观,不承认既存的不利的体系结构,不接受体系秩序安全、边境安全和领土安全被威胁与破坏的状态,不仅要恢复和维护这些安全,还要提升自己的安全地位,扩大自己的安全优势,对安全威胁保持高压态势。(2)对于主要安全战略方向上的中心性威胁,力主以大规模的战略行动将其摧毁或使之臣服。(3)对于非中心性威胁,主张以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式积极介入其事务,扩大在它们中的权势,增强对它们的影响。相关研究参见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载 国际政治科学,2 0 1 4年第4期,第13 5页。约翰柯林斯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大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 9 7 8年版,第4 7页。相关研究可参见邢来顺:德国威廉二世时期的世界政策及实施后果,载 经济社会史评论,2 0 1 9年第1期,第1 63 0页。相关研究可参见法利德扎卡利亚著、门洪华等译:从财富到权力,新华出版社2 0 0 1年版,第1 9 02 7 1页。相关研究可参见尼克斯克里斯托菲斯、李秉忠:2 1世纪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演变及前景,载 当代世界,2 0 2 0年第2期,第2 02 6页。相关研究可参见曾向红、张峻溯:“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转折,载 外交评论,2 0 2 2年第2期,第5 58 6页。从保守到进取: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转换1 0 5 二、文献回顾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安全战略范式从保守型转换到进取型之因的研究,大致分为历史研究路径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主要形成了四种观点,即“国力上升主导”说、“外部安全压力主导”说、“君主特质主导”说与“权力精英主导”说。(一)“国力上升主导”说该类观点认为“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主要原因是其国力的上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古典现实主义多强调此类观点,但构成一国国力的要素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领导力等。具体到中国古代,在该问题上,相关研究既未做深入探讨和细致区分,也未言明所谓的国力上升主要是指哪一个方面要素的上升。揆其大概,相关研究普遍侧重于经济实力,比如在分析汉武帝时期安全战略转向进取型时,有较多的学者持有此论。然而,本文认为这种侧重于经济实力的“国力上升主导”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原王朝”为何会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这是因为,一方面,汉武帝时期的案例并不能证明国力上升必然会导致西汉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尽管司马迁在 史记平准书 中充分描述了汉武帝即位初期西汉的经济富庶,但从时间上看,这种富庶又何尝不能被视为汉景帝后期同样会出现的现象,毕竟汉武帝即位初期与汉景帝后期在时间间隔上是极短的,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汉武帝即位初期因实施了某种政策使其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可参见胡刚: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变迁和得失 兼评汉武帝的历史作用,载 求索,1 9 8 2年第4期,第9 8页;马勇:汉武帝对匈奴政策新论,载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0 0 4年第3期,第1 8页;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6年版,第1 1页;陈拯:系统效应与帝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汉武帝大战略的再审视,载 外交评论,2 0 1 7年第3期,第4 8页;M i c h a e l L o e w e,“T h e C a m p a i g n s o f H a n Wu-t i,”i n F r a n k A.K i e r m a n a n d J o h n K i n g F a i r b a n k,e d s.,C h i n e s e W a y s i n W a r f a r e,C a m b r i d g e:H a r v a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1 9 7 4,p.7 8.1 0 6 国际政治科学(2 0 2 3年第2期)西汉迅速富庶,从而相对于汉景帝时期的国力有质的飞跃。至少汉景帝后期西汉的国力并不会亚于汉武帝即位初期太多,但汉景帝时期西汉并没有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另一方面,有不少历史例证表明“中原王朝”在其国力没有上升甚至是有所衰弱的情况下仍会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比如宋神宗时期的转向。尽管中国古代的国力大小强弱很难准确评估,但一般公认北宋国力最为鼎盛的阶段是有“嘉祐之治”美誉的宋仁宗统治时期,与此同时,北宋冗官冗兵问题愈加严重,使北宋不断走向衰弱,宋神宗即位时所面临的形势可谓积贫积弱,但宋神宗即位的熙宁初期,北宋的安全战略范式就开始转向进取型,这即是说该安全战略范式转向于北宋仁宗以来国力较为衰弱的时候,“中原王朝”也有可能会在国力较弱的时候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因此,本文认为,侧重于经济实力的“国力上升主导”说对安全战略范式转换问题的理解较为粗浅和笼统,且有以偏概全之嫌。(二)“外部安全压力主导”说该类观点认为“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之所以从保守型转换到进取型,是因为外部安全压力和威胁的增大,认为“如果国际结构的变动给一国的安全和基本利益造成了严重威胁,该国若不变更其既定对外战略,就只能遭受更大的损失,甚至遭遇生存危机,基于理性考虑,该国必然会做出应对外部威胁的战略转换”。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防御型现实主义多强调此类观点,具体到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结构压力和威胁对“中原王朝”安全战略范式转换有着较大的影响。对于“外部安全压力主导”说,本文认为它在解释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范式转换问题上缺乏历史依据,即历史事实并不能完全支撑该观点。在汉武帝初期西汉转换安全战略范式时,匈奴所施加的安全压力和威胁并不大,史载匈奴“终景帝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今(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仲伟民:宋神宗,吉林文史出版社2 0 0 4年版,第1 9页。苗中泉:对外战略转换中统帅与官僚群体间的复杂博弈,载 当代亚太,2 0 1 7年第1期,第7 9页。可参见杨生民:汉武帝传,人民出版社2 0 1 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