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到“无产阶级新人”：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演进.pdf

收稿日期2023-03-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教育的发生、演进与机理研究(19211949)”(21YJC710084)作者简介孙延青,男,山西临汾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中国国家博物馆清华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从“新民”到“无产阶级新人”: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演进孙延青1,2(1.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 100006;2.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摘 要近代以降,面对中国积贫积弱之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国民性改造运动。毛泽东早年曾在严复、梁启超“新民”思想影响之下,自发地进行“新民”探索。直至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通过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否定了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那种绝对个人主义,也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追求个体自由和解放的“新民”思想,而是提出了“无产阶级新人观”,为新中国培养和形塑“新人”奠定了坚实基础。关键词国民性改造;新民说;无产阶级新人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23)04-0001-06 近代以来,国民性改造思潮蔚然成风。毛泽东同样关注国民性改造问题。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历经了“新民”观到“无产阶级新人”观两个阶段,前期以“新民”思潮为指导探索国民性改造,后期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在革命实践历程中形成了系统的“无产阶级新人”观。近年来学界对此有所讨论。本文尝试对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国民性改造历程进行梳理,进而探究其嬗变历程和内在理路,以馈学界。一、“新民”的提出及实践毛泽东早年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学及近代严复和梁启超(以下简称“严、梁”)等人“新民说”的影响。1895 年严复有鉴于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惨败,通过援引斯宾塞、达尔文等人的“社会有机体”和“社会进化论”,号召“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来改造国民性,开启了“国”与“民”话语讨论先河。梁启超继之而起,在新民说中发出了“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的号召。其理想中的“新民”在融汇近代西方思想后,赋予了自尊独立、利群爱国和进取冒险精神。“新民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很大程度上启蒙了其早期国民性改造认知。毛泽东言及梁启超所编的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2,此后毛泽东多从“民智、民德、民体”三方面进行考察,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就民智而言,1912 年毛泽东就从商鞅徙木立信一事中对国人素质表现出深刻忧虑。“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31毛泽东认为民智不开主要表现在迷信盛行,“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3210。如何“启民智”,毛泽东认为首要之务在于提倡教育,在教育方式上“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3320。教育仰赖于家庭、社会和学校的全方位努力,如此方能营造出良好的学习1第40 卷 第4 期2023 年7 月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Science and TechnologyVo1.40 No.4Jul.2023氛围,“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373。就民德而言,毛泽东认为国人存在着虚伪的道德风气。在与黎锦熙的通信中就特别指出中国“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364,以至于“民智污塞,开通为难”364。因这一积弊甚深,进一步导致“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365。中国社会所弥漫的风气严重败坏了国人思想和道德层次。最终“伪而不真,虚而不实”。毛泽东明确指出虚假仁义道德的本质就是利己主义,“借利他之名而行其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真者,善也;伪者,恶也”3103。因而“思想道德必真必实”365,“伪而不真,虚而不实”的弊端“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365。毛泽东针对国人体质之羸弱情状,指出“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351,民众“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351由此导致中国“文弱者多,国用不振,吾国是也,坐此而不能与外竞”3424。基于此,毛泽东提出“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352,大力号召要重视体育以强民体,“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354。通过体育锻炼培养国民尚武精神,进而健全人格,为拯救民族国家、革新社会作准备。在“新民说”影响之下,毛泽东和时人一道从揭露国民性入手,以革新国民道德观念、提高知识水平、提振精神风貌和提升人格素质为倚恃,致力于建构具有近代现代化色彩的“国民”。最终由民及国,实现国家民族复兴希望。但在内忧外患的国情下,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复辟和传统文化回澜,“新民说”遭遇严峻的现实困境。李大钊就不禁感慨,“稽神州四千余年历史,社会之黑暗,未有过于今日者”446“今理想中之光复佳运,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毫末无闻,政俗且愈趋愈下,日即卑污”447。基于对国家的巨大失望以及西方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等思潮的蜂拥而入,诸多学子进一步着重思考“吾国之病源果何在耶”5,为此批判和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民性再一次成为时人自觉启蒙的出发点。1915 年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高举“民主”“科学”大旗,“重估一切价值”,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对中国长期的专制制度和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专制制度和传统文化“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611,陈独秀将个人利益和价值置于首位,大力号召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613,高呼“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7,以实现“国”与“民”主从关系的调整。此后诸多学人更加注重对人的道德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再审视,在揭示旧国民性和“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的同时,寄希望于培养和造就真正的“个体解放”和“个性自由”之“国民”。在这一历程中,“国民”概念开始向更具政治内涵的独立自由的“人”的概念转化。这一对“人”的呼声成为继“新民”后近代中国新人格发展的又一理论高峰。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开启,进一步对毛泽东“新民观”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已然开读新青年。如毛泽东所言这一时期他尤其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甚至胡陈一时成了他新的楷模2125。毛泽东一方面着力思考和探求国民与个人二者之间关系,认为“先有个人而后有国民,非各人由国民而发生也。国民之生命即各人之总生命,乃合各人之生命而成,非各人之生命由国民之生命所派生也”3219。另一方面毛泽东致力于阐发个人价值,号召个性解放。毛泽东指出:“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3108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326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言及“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毛泽东将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对自我的实2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总第 193 期现,上升到了作为衡量国家、社会乃至群体是否合理的“人的目的”的高度,“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3108。正是在这种思潮引领之下,个人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时时涤旧,染而新之”3136。显然毛泽东就国民性改造不止于国家、民族,还达及人类社会。毛泽东在理论探索之外,还同样开启了“新民”实践,曾开办夜学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373。及至 1918 年 4 月毛泽东同蔡和森等13 人一道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旨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新民学会,力图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此后,新民学会进一步确定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着力成为“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事实上新民学会这一名称本身就体现了培养新人的愿望。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国民性改造运动之中,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新国民目标建构、国民性改造途径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思考,着力于去除国人身上所固有的奴隶性和狭隘性,培养形塑“新民”乃至“新人”,实现人的全面性,最终由民到国,达至理想社会。但其并没有跳出传统“新民说”窠臼的束缚。在不触动旧时代统治制度和铲除文化根源基础上,仅仅依靠个人内心的觉悟来求得个人的解放,仅仅为一个人的美好愿望。二、“无产阶级新人观”的形成与建构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传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与李大钊、邓中夏和罗章龙建立了紧密联系,开始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史和社会主义史等书籍。加之历经五四思潮洗礼以及湖南驱张、联省自治运动实践,毛泽东对国情有了进一步认知。如其所言:“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131“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2131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毛泽东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基础、新民目标乃至改造手段都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转变。当孙中山等革命派抑或是其他自由知识分子仍然聚焦于国民劣根性时,毛泽东开始抛弃自由知识分子所建构的“国民”“新民”等话语体系,基于革命任务的需要,深刻意识到救国氛围之下,需要一批与之相适应的新人。为此,他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审视和分析国民性,并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舍弃“新民”学说,开始从主体、内涵方面逐步建构“无产阶级新人”学说。在无产阶级新人主体方面,伴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毛泽东意识到民众的力量,并着力将实现救国救民的目标希望,由寄托于个人奋斗开始转向为广大民众的有组织实践。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明确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3201“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3240,过去民众联合的力量之所以未能充分显现,主要是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准群众“有思想,有组织,有联系的”。他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3276此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8202显然,毛泽东认识到民众拥有着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将相同命运的民众凝聚发动后可以迸发无穷的能量。而民众在经组织和动员、赋予阶级意识投身于革命实践运动后就成了“人民”。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91031。显然,在毛泽东眼中,国民性已非从文化乃至精神气质论题处讨论,而是拥有了更富有集体性和组织性的政治品性,“国民”概念开始向着更具政治内涵的阶级“人民”概念转换。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将民众乃至人民的主体进一步聚焦于农民。大革命时期,通过对中3总第 193 期孙延青:从“新民”到“无产阶级新人”: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演进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毛泽东指出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在内的“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109。1926 年 9 月,毛泽东明确阐明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的参与与否决定着国民革命的成败。在此基础上,1926 年 11 月毛泽东听取和考察了农民运动情况,充分肯定农民在中国当前民主革命中发挥的伟大作用,高度强调农民的革命性,“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